近代以降，国门洞开，西学奔涌东来，绵延数千年的传统文化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西学中学的交锋，势同水火，作为经典国粹的中医也不例外。西医以实证为标榜，中医则以经验见长，双方各执一词。其实中医与西医的关系，就像是硬币的两面，看似有天壤之别，实际却没有对错之分，它们都是医术之树结出的硕果，各有短长，瑕瑜互见。一些医学家跨越了文化的鸿沟，博采中西之长，融会贯通，医学界将这些先驱称为“汇通派”，张锡纯就是其中的重要代表。
张锡纯（1860～1933），字寿甫。河北盐山人。生于书香门第，祖父张彤元精通医术，家学渊源，少年时代的张锡纯不但广泛涉猎经史子集，更随其父张丹亨学习医术。
1881年，张锡纯正值少壮，首次参加乡试，落第。为告慰家愿，张锡纯赶赴天津继续进学，后又在乡间长期讲授私塾。这期间，张锡纯的医术大有长进，常为人开方看病，私塾也是文、医兼授，学生中有多人日后以医为业。1885年，他治愈邑中名医高鲁轩、毛仙阁都束手无策的危重症，从此声名远播，来求医问诊的人络绎不绝。
1893年，西语专业论文，年近40的张锡纯参加乡试，再次落榜。至此，他自觉仕途无望，乃下定决心与功名分道扬镳，潜心钻研医术。期间，他开始接触西医及其他西学，刻苦自学代数和几何，后又及物理、化学、生物学等，为全面参考西医学术建立了较厚实的基础。1904年，清朝废除科举，兴办新式学堂，张锡纯成为盐山县唯一可教代数和几何学的教员。
受时代思潮的作用，张锡纯逐渐萌发了“衷中参西”的思想，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超越中西医学的分野，走出一条融汇中西的汇通之路。他潜心探讨，经历前后十余年的读书、应诊过程，学术思想趋于成熟。
1909年，张锡纯完成《医学衷中参西录》前三期初稿，此时他年近50岁，声名渐蜚声于国内。1912年，德州驻军统领聘其为军医正，从此他开始了专业行医的生涯。任军医正期间，他曾随军至武汉，后辗转于大名、广平、邯郸、邢台、德州等地，医术颇受一些军政要人重视。其作品渐为人知，传抄者日多，奉天（今沈阳）袁澍滋阅后劝其呈内政部申请作品权。1918年，奉天天地新学社苏明阳等代为注册，奉天医学探讨会高振铎予以校正，由该社资助首次印行第1期。同年，奉天设中医院――立达医院，聘张锡纯为院长。
《医学衷中参西录》出版后大受欢迎，迅速脱销，次年春再版，同时印行第2期。1924年，张锡纯又自费印行《医学衷中参西录》第3、4期，医界竞购，先后共印四版，张锡纯声望鹊起。1926年，前清道尹胡珍�邀请他赴天津，聘为家庭教师。张锡纯携家眷至天津，于授徒的同时行医。1927年春，正式开业行医，诊所名“中西汇通医社”。
1928至1933最后5年中，张锡纯之学术和事业达到高峰。他先是印行《医学衷中参西录》第5期，应诊的同时传播学术。次年重订《医学衷中参西录》前三期，合编再版，共5次印刷方满足需求。1931年又出版该书第6期，计两次印刷。此外，张锡纯在临床观察试验中系统总结经验，并在国内医学杂志上大量论文，反响甚巨。
1933年春，张锡纯创办四年制函授学院，制定讲义，西语论文范文，亲执教鞭，但因劳累过度，于时年秋天一病不起，享年73岁。
张锡纯成名虽晚，但桃李众多，仅入门弟子就有周禹锡、陈爱棠、李慰农、高砚樵、王攻酲、张方舆、孙玉泉、李宝和、仲晓秋等，均为一方名医，未拜师但受惠其学问者则不计其数。因其对中医学的突出贡献，与陆晋生、扬如侯，刘萧楚并称“名医四大家”；又与张生甫、张山雷并称“名医三张”。
张锡纯接触西学时间较晚，自称“年过三旬始见西人医书”。起初他认为西医措施新异，多数是中医所欠缺的。但随着探讨的深入，他发现西医与中医的分歧并没有想象中大，西医所阐述的很多原理措施，在中医中也有，只不过是古书语意含浑，表述不如西医科学准确。至此，张锡纯就产生了汇通中西医学的想法，以西医的科学措施重新整理中医理论。
张锡纯所讲的“汇通中西”，并不是等量融合，而是要“衷中参西”，即中医为主，西医为辅。1909年，他在《医学衷中参西录》的自序中说：“今百事皆尚西法……吾儒生古人之后，当竟古人未竟之业。而不能与古为新，俾吾中华医学大放光明于全球之上，是吾儒之罪也……斯编于西法非仅采其医理，恒有采其化学之理，应用于方药中者。斯乃合中西而融贯为一，又非若采用其药者，仅为记问之学也”。在他看来，参用西医只是时势的需要，而他的学问和经历又以中医见长，所以，沟通当以中医为主，吸取西医发扬中医。
在汇通中西医的思想的启发下，张锡纯潜心探讨，找到全新的治学观点和措施。这些思想措施大致可归纳为两点。
第一、抛弃崇古泥古、固步自封的观点，敢于创新。张锡纯说：“吾人生古人之后，贵发古人所未发，不可以古人之才智囿我，实贵以古人之才智启我，然后医学有进步也。”
第二、反对空谈的观点，崇尚实验措施。从文献出发汇通中西医基本理论，并不足以解决当时的临床问题。张锡纯充分利用了自己长期临床实践的条件，尽一切可能通过切身体会去寻求知识，表现出大胆求实的实验精神。
张锡纯的实验精神突出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对药物的切实探讨，二是临床的细致观察，以及详细可靠的病历记录。他认为，学医的第一层功夫在识药性――“仆学医时，凡药皆自尝试。”碍于当时的医疗条件，一些药方不能首先在动物身上取得试验效果，为了取得第一手资料，张锡纯就 “验之于己，后施之于人”，用自己的身体试验。一次，他为了考察甘遂的用量，便自己酌量服用，清晨一次进服3克，到下午1时左右，连续泻下十几次，所食水谷尽出，但未曾出现方书中记载的眩瞑等异常现象，由此，他得出甘遂的通利影响远大于大黄、芒硝。这些用自身健康换来的精确数据在其所著的书文中比比皆是，如巴豆、硫磺、甘遂、细辛、麻黄、花椒等，均验之于己，而后施之于人。
自我尝试仍不得要领的，张锡纯就虚心求助于他人，如为了探讨小茴香是否有毒，他询问过很多有经验的厨师。为了验证市面贩卖药的真伪，他多方咨访。自己的药方炮制成药，他必须亲自监制，务得其真，不达自己满意誓不罢休。因此张锡纯用药之专，用量之重，都是行业的标尺。特别是他反复尝试总结出萸肉救脱，参芪利尿，白矾化痰热，赭石通肠结，三七消疮肿，水蛭散症瘕，硫黄治虚寒下利，蜈蚣、蝎子定风消毒等，充分发扬了古人学说，扩大了中药效用。他对生石膏、山萸肉、生山药的探讨，可谓前无古人。
所以，张锡纯不仅仅是一个好的理论家，更是一个优秀的实践家，利用临床的措施，取西医之长，补中医之短。在临床实践中，倡导中西药并用，认为以西药治标，以中药治本，奏效必然快捷。如他曾发明的古膏汤加阿斯匹林的药方。又如他创制治疗霍乱的急救回生丹及防治兼用的卫生防疫宝丹，其药味和制法则是秉行“衷中参西”思想的成果，药效主要针对西医对该病长于预防而短于治疗，不但经济简便，效果又在单纯的中医或西医之上。1919年―1920年间，两剂药方曾在东北、河北、山东、河南大面积试用，治愈数万人。
张锡纯毕其一生，写就《医学衷中参西录》一书。全书逾百万言，许多后世学者百读不厌，究其原因在于其内容多为生动详细的实践记录和总结，而绝少凿空臆说。书中记载张锡纯自拟药方约200副，古人成方或民间验方亦约200副，重要医论百余处，涉及中西医基础和临床大部分内容，几乎无一方、一药、一法、一论不结合临床试验、治疗进行说明。重要措施所附医案多达数十例，重要论点在几十年临床和著述中反复研讨，反复印证，不断深化。他的医学经验，被后人称之为“一学就会、一用就灵”，具有非常突出的“可操作性、可复制性”。因此，张锡纯被尊称为“医学实验派大师”。（责编：孙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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