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化的核心由一套传统观念尤其是价值系统构成。外交决策者会体现出自身的文化传统。“和而不同”追求在“不同”中实现“和谐”。中西两种异质文化并非绝对对立，而是完全可以通过互补更好地为人类共同利益服务。中美两国应随时注意对方的利益，倾听对方的声音，认识双方实际的而非想当然的异同，消除臆想与猜忌，真正欣赏彼此的文化异同之美。世界众多的异质文化不妨在“和而不同”的精神下“各美其美”，这或许是悠久的中华文化最重要的普世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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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国；美国；和而不同；文化
【中图分类号】G1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139（2017）04-0160-6
对于文化的定义，中外学者所论林林总总不下两百种，其中文化人类学家克罗伯（A.L.Kroeber）与克拉柯亨（Clyd Kluckhohn）定义文化是包括各种外显或内隐的行为模式；文化的基本核心包括由历史衍生及选择而成的传统观念，尤其是价值观念；文化体系虽可被认为是人类活动的产物，但也可被视为限制人类进一步活动的因素。这是迄今欧美较公认的文化定义。余英时也认同上述将文化看作是成套的行为系统，其核心则由一套传统观念，尤其是价值系统所构成。本文中所涉及的文化对外交的作用主要是从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念这一角度来谈的。
“和而不同”是中国古代对文化生成与繁荣的智慧认识。中西历史比较探讨学者何平教授认为，两千多年前中国古代思想家对文化异同和文化交流的可能性即进行了探究：“早在西周末年，周王权的衰落，地方封国经济文化的发展，多样性的生活风俗、音乐和艺术风格已呈现在中国大陆。……这是中国古典哲学家们提出多样性调合以及‘和而不同’观点的社会背景。‘和同之辨’即是先哲们面对多种不同的文化观念和风俗时对保持多样性和追求单一性的利弊进行的讨论。……‘和’字，原意是指两根苇竹管制成的笙管乐器，后引申出名词‘和声’，形容词‘和谐’，动词‘调和’。”春秋时齐国外交家晏婴对“和”加以发挥：“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君子食之，以平其心。……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一，谁能听之？同之不可也如是。”可见，“和”是丰富多样，相生相克，相辅相成的；“同”是千篇一律，相互重复，相互排斥的。“和而不同”，当然应承认“不同”，在“不同”的基础上相和，方能促使事物发展。
一、作用中国外交的主要文化特质
决定国家外交的诸因素中，经济、政治和军事的动因固然是最基本的，但文化时常渗透其中，不容忽视。文化传统不仅在确定外交目标中起重要影响，且对外交手段、方式和风格均会产生巨大作用。外交政策的决策者、执行者和参与者的宗教信仰、价值取向、思维方式乃至处世态度，都对外交风格的形成、外交目标的实现与否起一定影响。一般而言，外交的根本出发点是国家利益，文化是追求国家利益的工具，但国家利益的界定和选择主要取决于国家决策者的判断，而他们在作这种判断时绝难摆脱文化的制约，在外交选择上亦会自发地体现自身的文化传统，正如著名文化人类学家格尔兹（clifford Geertz）在论述文化关于人的作用时说：“我们的观念、价值、行动甚至我们的感情，如同我们的神经系统本身，都是文化的产物。”
对于中国文化的特点，季羡林将之归纳如下：
“唯求实用，不尚玄虚，貌似浅显，实亦邃密，整体思考，枝叶兼及，允执厥中，不务偏激，最大的特点还在有极大的包容性。”冯天瑜等认为中华文化具有“务实精神、恒久意识、中庸之道、尚农重农、安土乐天、专制主义与民本主义相反相成”等若干特征。马克斯·韦伯（Max Weber）认为，中国“儒教的理性本质具有和平主义的性质。历史上，这一特性一直受到强调。……儒教的伦理仍是和平主义的、人世的，纯粹以敬畏鬼神为取向的”。这一和平主义传统表现在对外关系方面是中国—方面没有“海外的殖民地关系”，另一方面缺乏种种所谓的“掠夺资本主义”（诸如与海盗行为相关联的地中海式的海外贸易资本主义和殖民地资本主义）。
“和合”思想也是指导中国外交的文化渊源。“和”即和平和睦；“合”，即融洽和谐。和合思想对中国外交思想的作用大致体现在以下三方面：其一是贵和慎战。不得已“伐兵”时亦必行仁义之师。我国奉行和平外交政策，正是和合思想潜移默化的结果；其二是兼爱交利。孔子渴望“天下归仁”，墨子崇尚“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孟子力推“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中华民族很早就形成了“交相利，兼相爱”的人文传统，素以亲仁善邻、强不执弱、富不侮贫为道德。秉承这一传统，当代中国把互利共赢作为参与国际竞争的行为原则；其三是兼容并包。万物相互兼容方致世界和谐。中国民间盛行多神崇拜而无异教概念，历史上鲜有宗教战争。当前中国倡导世界多样性，致力于推动不同文明加强交流理解、彼此尊重借鉴，正是对以兼容致和谐这一思想传统的发扬。
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看，历史上逐步形成的中华文化具有多元一体和一体多元特质。该特质既是在不同层次的文化认同上形成、巩固、发展起来的，也是“和而不同”思想的产物。自古中原文化基调中就存在容纳、吸收周边不同文化成分的主体观念；周边民族既接受了与华夏族“融于一体”的基本理念，又不乏拒斥徘徊心态，顽强保持自己族群的特质。每个历史阶段都可谓周边文化与中原文化相和的历程。多元一体依赖对“多元”成分的尊重，而不仅是吸收甚至同化，即如费孝通先生所希冀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不但要有包容、吸收的心态，而且要能尊重、欣赏异族文化之美，并使之有展示机会。斯宾格勒视文化为“一种心灵的自我表现的总体，是生命以象征主义的方式对自身本质的一种实现”。这种“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的文化特性正是中华民族自心灵深处对异质文化的包容与欣赏吧，它不但是中华文化几千年来生生不息的营养之源，还可为世界文化实现和谐共生、繁荣昌盛提供一种路径。
二、作用美国外交的主要文化特质 融汇在美国外交中的文化因素很多，有专家指出“美国例外论是美国外交政策的源泉”，笔者打算从核心价值观和对非我的认识这两方面略作略论。
美国文化渊源于欧洲，“欧洲被认为是三种文化要素组合的产物：希腊思想、罗马法和政府体制以及基督教”。美国文化与欧洲文化一脉相承而又独具文化特质，既有多元性又有整合性，几乎包容了世界上一切种族、民族、宗教、价值理念和学术思潮，却又始终以WASP（指白种盎格鲁撒克逊人新教徒，几百年来一直是决定美国的价值标准与文化走向的美国社会的主体文化价值观为核心。文化价值观对美国外交的作用是根深蒂固的，事实上美国自步入世界舞台之日起，其外交就带有明显的价值观化特征。当处理与自己政体不同的国家之间的关系时，总企望别国接受它的文化价值观，这几乎成了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要内容之一。就美国文化的核心价值观而言，不少学者认为当是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笔者则更倾向于认为是自由（Freedom）和天赋使命fInnatemission）。
无论作为个人还是一个民族，西语论文范文，在美国人的自我感觉和意识中，没有任何其他的概念比自由更为至关重要。当然自由的涵义在美国历史的不同阶段也并非固定不变而是不断受到诘问、因时而异的。自由不仅深深刻印在他们的历史文献中，而且已成为他们的日常用语。正如美国黑人诗人兰斯顿·休斯（Langston Hughes）在《像自由这样的字》这首诗中所抒发的：有些字像自由（freedom）/说出来甜蜜动听美妙无双/在我心弦深处/自由无时不在尽情地歌唱/有些字像自由（liberty）/它们却使我忍不住哭泣哀伤假如你知道我所经历的一切，你就会懂得我为何如此悲伤。《独立宣言》将自由列为不可剥夺的天赋人权，联邦宪法把保卫自由宣告为自己存在的目的；后来美国以给予黑奴自由为名打了一场内战；以保卫自由为名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捍卫自由为名卷入冷战。可见，对自由的倾心与执着构成了美利坚民族主义的精髓。对自由的极度珍视以及强烈的天赋使命感，使美国人意欲在全球推广美式自由，故而必然作用其对外政策。
美国人“天定命运”（Manifest Destiny）的使命感在建国伊始即已铸就。它发韧于清教运动和启蒙运动（the Enlightenment），清教徒将北美大陆视作实现宗教理想的自由净土，并认为自己肩负特殊使命。杰出的启蒙思想家托马斯：潘恩激动地宣称：美利坚民族“有各种机会和各方面的鼓励来建立世界上最高尚、最纯净的政体。我们有能力开始重新建设世界”。从立国之日起，美国就把自己作为一个拥有民主、自由和社会正义的新世界而屹立于旧世界欧洲面前，它的后继领导者与前辈一样认为自己国家卓尔不群，应是其他国家的楷模，承担为别国指明发展道路的使命。受这种心态作用，美国很长一段时期未卷入世界纷争，专心致力于国内发展，为最终从领导世界的“形象”走向领导世界的“地位”奠定了物质基础。开国元勋华盛顿在告别演说中告诫勿卷入欧洲纠纷，“在进入二十世纪前，美国的外交政策基本上十分单纯：实现国家天定命运，避免海外事务的纠葛”。到威尔逊总统时已主张美国的安全与全人类的安全密不可分，并把美国带向第一次世界大战，“他所宣示的……是美国的价值观放诸四海而皆准，同时时机一到美国矢志要将这些价值发扬光大”。美国逐渐摆脱“孤立主义”，“国际主义”开始成为主流社会思潮。二战即将结束时，罗斯福总结以高昂代价换取的教训是：认识到我们不可能独享和平，必须作为人类而生活，……要学会做世界公民。他成功发起并和盟国共同创建了联合国，开始“以天下为己任”。然而遗憾的是，美国似乎缺乏“和而不同”的气魄，“以天下为己任”往往导致其强烈要求按自己的意愿改造世界。正如其前国务卿基辛格所认为的：“二十世纪最能左右国际关系的，作风却也最矛盾的国家非美国莫属。再没有其他国家像美国一样，既绝对坚持决不容许外国干预美国内政，又如此一厢情愿地认定美国的价值观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
美国文化还有一特点--“他者”（the other）文化，其内容来自于美国的神话传说、宗教信仰以及历史经历。“他者”文化崇尚战争解决方式，坚持非友即敌的认同标准，对美国的外交决策产生了_一定作用。冷战前后，美国介入国际冲突的行为选择就具有鲜明的“他者”文化的特点。
二元对立论是美国人观察和理解世界的一种范式，它在揭示一部分现实的同时，又掩盖和粉饰了另外一部分现实，并隐藏了这样一种事实：即那些看上去相互排斥的思想事实上在意识形态方面是有内在联系的。美国外交史学家斯帕尼尔（J0hn Spanier）指出美国人惯用截然相反的即非此即彼的措施看待问题。中国学者也发现美国民众“倾向于根据摩尼教明暗对立的世界观区别全世界的民族和国家并将其分类，即习惯于用文明与野蛮、自由与专制这种二元对立、黑白分明的模式来观察国际事务”。的确，在美国人看来，独立与依附、正义与邪恶、友好与敌对，似乎每一个概念的涵义都取决于与之相对的概念涵义。这些都作用到美国外交文化。
三、中西文化之“和而不同”
“和而不同”并非追求对立，而是追求在“不同”中实现“和谐”。人类文化发展的历程表明，某种文化之所以繁荣灿烂，定是“和而不同”并非“同而无弃”的结果。中国在汉唐时期大量吸收佛教文化和西域文化，从而造就中国汉唐文化高峰；欧洲文化在发展中亦吸收了多种异趣的文化因素，非但未因此失去自己的特色，反而丰富了自身的内涵。这都是用“和而不同”准则正确对待异质文化的范例。诚然，美国文化源于西方，与中国传统文化异同显著，不过，二者亦不乏相通之处。譬如，西语论文，地道的美国哲学实用主义（Pragmatism），强调实际经验是最重要的，准则和推理是次要的；信仰和观念是否真实在于它们是否能带来实际效果；主张立足现实生活，以实际效果作为检验一切理论学说的标准。基辛格就曾说实用主义是“美国精神”，它培养和铸就了美国人的求实精神和进取心。中国儒家思想主张经世致用，重视社会政治实践，也具务实性，二者是有异曲同工之处的。 当然，片面强调“不同”之间的对立，把文化之间的异同构想成互相对立的各种实体和系统的做法并不鲜见，且古已有之。古希腊人就是在与波斯人的差别之中来理解自己的文化。“在犹太人那里表现出来……就是‘以色列’与‘世界各民族’的对比”。大汉中心主义者也历来有华夷对立的观念。“美国人历史上有很长时间把自己的社会看作与欧洲相对立。美国是一片充满了自由、平等、机会和未来的土地；欧洲则代表了压迫、阶级斗争、等级制和落后”。但事实上美利坚民族的建国精神是建立在对欧洲政治文化的吸收与“排异”上的，美国文化脱胎于欧洲文化。
其实，中西两种异质文明尽管“不同”，归根结底又都是人类文明的共同财富，并非绝对对立，而是有相通之处，完全可以互补的；也只有通过互补，才能更好地为人类的共同利益服务。这类史实和论著是不匮乏的，有启蒙运动时期的中学西传，令莱布尼茨、伏尔泰等为之入迷，也有明末以降的西学东渐，耶稣会士利玛窦与儒家官员徐光启等共同构筑起中西文化交流之桥梁，令中国文化生出新的元素。
近现代中国文化人士的杰出代表蔡元培先生力倡对待西方文化应以“和而不同”的态度，他将法兰西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相比附，用中国古典文化的涵义诠释法国革命宣扬的自由、平等、博爱，“自由者，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是也，古者盖谓之义。平等者，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也，古者盖谓之恕。友爱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是也，古者盖谓之仁”。而钱钟书所说“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亦是此理。当然，东西方文化“心理攸同”并不意味着无视文化间存在的异同，只是反对把不同文化截然对立，把异同夸大到极端。
“我们今日发现的对于中国的错误观念，显然是长期积存在西方传统中的文化概念之一部分，在西方历史和意识形态中有很深的根源。西方眼里中国的形象是在历史上逐渐形成的，往往代表与西方不同的价值观念。”此言不谬，即使是著名汉学家费正清对中国文化也免不了误解，“中国对人类现代面临的问题解决之道对我们非常珍视的文化品质构成强有力的挑战”，但他还是提醒美国人“应了解与中国的分歧所在。这是符合我们共同面对的人类首要利益的惟一措施”。过去中美之间普遍的感觉是遥远、陌生而又神秘，神秘固然可能产生魅力，却也可能产生恐惧，保持距离必定以牺牲真正的理解为代价。消除两国间的神秘感并非不承认两国之间的距离，否认互相的陌生性或艺术性魅力，而是要认识双方实际的而非想当然的异同。中美之间若不消除假想中的对立，就不可能真正欣赏到两国之间、两种文化之间的异同之美，也就无法实现费孝通先生所畅想的“美美与共”的愿景。
历来狭隘民族主义者、排他主义者在对待两种异质文化时总是以寻找异同为出发点，却忘记了实际上就是在一种文化内部也有许多不同，多元化是文化的常态。海外学者张隆溪在论东西方跨文化理解问题时指出：“了解非我是一个教养的过程，一个学习和自我培养的过程，既不是把自我投射到非我之上，也不是用非我的他性来抹去自我。恰恰相反，这是自我与非我相遇合的一刻，两者都发生变化而变得更丰富。这融合的一刻会取消东方和西方孤立的眼界，而突出两者正面的互动关系。”享受文化异同带来的如此之美！这也就是“和而不同”的魅力所在吧。倘若中美两国都能不囿于一己之见，随时注意对方的利益，倾听对方的声音，那么彼此即使文化相异也能做到较为确切地理解对方，从而消除臆想与猜忌。这并不意味着完全采取对方的价值观念而消失了自我，而是在获得了认识对方的可贵经验之后，最终发现新的自我。
结语：加拿大政治家莱斯特·皮尔逊在1950年代曾预言：人类正进入“一个不同文明必须学会在和平交往中共同生活的时代，相互学习，探讨彼此的历史、理想、艺术和文化，丰富彼此的生活。否则，在这个拥挤不堪的窄小世界里，便会出现误解、紧张、冲突和灾难”。这一先见之明提醒我们人类文化的多元性决定了中西文化之间亦应和谐共生，即使是提出文明冲突论的亨廷顿也承认以一种文明代替其他文明是不可思议的。每一种文化都有其普世价值的一面，中国倡导以“和而不同”的方式来处理国家间关系是中国古代智慧的现代拓展，是对促进国际关系和谐发展的一份贡献。诚然，人类已历经了无法数计的战争而未来很长的岁月里冲突依旧难以避免，但这不应成为我们放弃追求在不同中和谐相处的借口。世界众多的异质文化应在“和而不同”的精神下“各美其美”，这或许就是悠久的中华文化最重要的普世价值。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