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现代意义上的中国伊斯兰教探讨肇始于20世纪之初，并延续了半个世纪。它上承汉文译著之余绪，又能在探讨视角、探讨措施、探讨宗旨等方面锐意进取，开启山林。 所谓“学术史”是，以某一学科或系统知识的发展与演变为探讨对象的专门学问，即“探讨的探讨”。其宗旨在于总结以往探讨之得失，为当前的学术探讨提供借鉴。就措施而言，学术史探讨尤应避免将学术史写成书目问答、学者传记或学术流派的简单罗列，阿拉伯语毕业论文，而是既要关注不同时期学术思想和探讨倾向的演变与兴衰，又应从宏观考察历史环境和社会心理的变迁对学术思想演变的作用。简言之，即既重内在理路，亦重外缘作用。 就内容而言，“中国伊斯兰教学术史”泛指由中国学者对伊斯兰教进行的学术性探讨之总和，即所谓“中国人的伊斯兰教探讨”，而非仅指“关于中国伊斯兰教的探讨”。 中国人对伊斯兰教的观察、记载最早始于一千多年前。如果我们借用乾卦“四德”来划分这一演变过程中的阶段，可将中国人对伊斯兰教的认识与探讨分为四个时期，即元始期、亨长期、利遂期与贞成期。 一、元始期 这一时期从唐代至宋元，经历了中国人接触认识伊斯兰教并将其诉诸文字的漫长过程，贯穿着中国人对伊斯兰教由“初识”、“再会”、“相识”、“相知”的认识过程。唐代便已出现了一些记载着伊斯兰教初兴及其概况的文献，如成书于贞观年间杜佑的《通典》、贾耽的《四夷述》、开元年间慧超的《往天竺五国传》以及后来杜环的《经行记》等。此后数百年间，又陆续出现了如《桯史》、《岭外代答》、《诸蕃志》、《萍洲可谈》、《岛夷志略》、《星槎胜揽》等著述。这些著述大多出自中国文人、士大夫的手笔，有些属道听途说，难免以讹传讹；有些则是耳闻目染，诉说亲身经历。这些著述可视为中国人认识伊斯兰教的滥觞。同一时期，优素福·哈斯·哈吉布撰写的哲理长诗《福乐智慧》以及马哈茂德·喀什噶里编写的百科全书巨著《突厥语大辞典》则反映了伊斯兰教在喀拉汗国的作用。从今天来看，这些都亦可纳入中国人对伊斯兰教的认识。 二、亨长期 这一时期跨越明清两代。明清之际，回族等穆斯林中兴起的“经堂教育”与“汉文译著”被视为伊斯兰教中国化的标志。以王岱舆、马注、刘智和马德新为代表的一批中国穆斯林学者著书立说，开始阐发、介绍伊斯兰教思想功修与制度仪式。 这些学者不仅是信仰虔诚的穆斯林，也是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士人。他们从事汉文译著的宗旨乃是要借用中国传统的思想观念来翻译、编撰、阐释和发挥伊斯兰教的学说和教义，其著述可以被视为早期介绍伊斯兰教著述的延续与深化。同时，他们投身汉文译著活动之目的有二：对内，是为了解决穆斯林内部“教义不彰、教理不讲”的信仰淡化问题；对外，则是为了赢得统治者与士大夫的理解与宽容。其出发点大多立足教内，撰述者仅限于穆斯林学人，因此，其作用也始终局限在穆斯林内部，未能在主流社会中产生真正作用。概言之，这些著述的特殊性在于它们属于由“圈内人”进行的主位探讨。这说明，长期以来，在中国穆斯林社会内部已形成了一个源远流长的伊斯兰教探讨传统，这一学术传统可视为后来中国民间伊斯兰教学术探讨的源头。 三、利遂期 现代意义上的中国伊斯兰教探讨肇始于20世纪之初，并延续了半个世纪。它上承汉文译著之余绪，又能在探讨视角、探讨措施、探讨宗旨等方面锐意进取，开启山林。究其原因，其一，以陈垣为代表的一批教外学者加入了伊斯兰教探讨者的行列，改变了明清以来伊斯兰教探讨以教内学者为主、教外乏人问津的局面。其二，这也是社会环境和时代风气使然。乾嘉以来的考据学风与西方科学的实证措施本有相通之处，在西学东渐的时代背景下，带有现代学术探讨的科学、客观、实证等特征的探讨措施被引入中国的伊斯兰教探讨领域，从而催生了现代意义的伊斯兰教探讨。 20世纪上半叶，探讨伊斯兰教的知名学者主要有：陈汉章、陈垣、金吉堂、白寿彝、达浦生、王静斋、哈德成、马以愚、傅统先、马坚等。其中，陈汉章《中国回教史》（1926年）和陈垣《回回教入中国史略》（1927年初刊）两部专著堪称中国现代伊斯兰教探讨领域内的开山之作。随后，一批伊斯兰教探讨的奠基之作也相继问世，如金吉堂《中国回教史探讨》（1935年）、傅统先《中国回教史》（1940年）、马以愚《中国回教史鉴》（1940年）、马良俊大阿訇撰写的《考证回教历史》（1939年）以及著名历史学家白寿彝《中国回教小史》（1943年）和《中国伊斯兰史纲要》（1946年）等。这些专著集中代表了这一时期中国学者在中国伊斯兰教史探讨领域内的成就。 四、贞成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