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有关TJ领导人及其思想的探讨
　　早在1971年，哈桑·法如格就撰文介绍泰卜里厄运动，内容包括兴起背景、领导人、思想、与迪奥班德学派(Deoband)[1]的关系、建立过程、工作措施和内容、纪律等。作者认为TJ是一场有关信仰的运动，除了宣教措施上有所创新外，其他方面都遵守伊斯兰的传统，有深厚的苏菲特征。作者也援引了他人对TJ的批评，认为宣教运动将人们的信仰与现实生活割裂了开来，只注重信仰而缺乏社会关怀。[2]
　　安瓦路·哈格的《毛拉纳·穆罕默德·伊里亚斯的信仰运动》一书，是迄今为止有关伊里亚斯及TJ初期活动最为详细的历史探讨著作。作者认为伊斯兰除了是一种信仰外，还是包罗万象的生活方式，没有独立的僧侣或教士阶层。在伊斯兰里，宗教与政治、信仰与世俗等无法分开。伊斯兰运动有时会卷入政治，政治以宗教为旗帜号召民众，这一点在印度表现突出，而作者认为伊里亚斯的信仰运动主张严格避开政治，唯恐其被政治所利用。可以说此书是主张TJ“非政治运动说”的代表作之一，同个别学者主张TJ口头上虽然不与政治结盟，但实际上有政治化倾向的观点形成鲜明对比。著作认为印度的苏菲传统是伊里亚斯开展信仰运动的基础，这一运动吸收了部分苏菲的观念和实践，同时改革了多遭批评的苏菲观点。本书参考资料多来自TJ参与者的乌尔都语记录，包括TJ的理想、目标、工作措施、组织等很多在1970年代还鲜为人知的内容。作者同溯了印度苏菲传统、信仰运动与苏菲理想的关系、伊里亚斯的生平、思想、TJ的工作措施和组织等。结论认为这一运动不仅授人以基础的信仰知识和宗教操守，而且是一场涉及信仰、道德、教育发展和社会改革的运动，其目的在于唤醒人们对信仰的重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从事宣教活动。作者在结论部分对伊里亚斯的思想同传统苏菲关系的略论堪称精辟，例如“苏哈热瓦迪耶致力于改善穆斯林的经济，而纳格什班迪耶关注穆斯林社群的政治权力。”认为伊里亚斯深受纳格什班迪耶道统的希尔信迪、卧里友拉和赛义德·艾哈迈德·沙黑德的作用。作者同时也指出了因伊里亚斯过分倾心于宣教而表现出一定的思想禁锢，例如对参加当时世俗政府大学教育考试认为是伊斯兰的危险。作者认为经过时间的考验，TJ如今至少可以说是印度穆斯林宗教史上最为持久的宣教运动之一。[3]
　　(二)TJ兴起的社会背景及思想根源探讨
　　Yoginder Sikand的《泰卜里厄哲玛提的起源和发展(1920-2000)：跨国探讨》是作者在印度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大学(Jawaharlal Nehru University)的论文和伦敦大学的论文。本书作者是印度籍学者，精通英语和多种印度方言，熟悉文献，同时结合了大量田野调查。著作使用了正式报告、TJ领导人和参与者撰写的小册子、TJ反对者的批评著作三种材料，并对TJ的兴起之地梅瓦提(Mewat)、孟加拉国和英国的TJ做了田野调查。作者首先略论了二十世纪早期印度北部穆斯林的社会结构、重大历史事件和宣教活动，包括乌尔都学者哈桑·尼扎米(Khwaja Hassan Nizami，1878-1955)、迪奥班德著名学者阿里·萨纳维(Maulana Ashraf Ali Thanawi，1863-1943)、伊斯兰促进会的建立者，思想家、学者茅杜迪(Sayyed Abul'Ala Maududi，1903-1979)、勒克瑙(lucknow)著名学者、政治家阿布杜·巴里(Maulana Abdul Bari，1878-1926)、印度学者协会(Jami'at-ul Ulama-i-Hind)等。[4]认为伊里亚斯对这些人物的思想及其改革和宣教运动都不陌生，即宣教不仅是学者和苏菲的工作，对每个男女穆斯林而言都有责任。作者略论了TJ的概念、准则、工作方式、组织结构和反对派的批评。对TJ的起源地梅瓦提的田野尤为详细，包括社会背景、经济概貌、TJ的建立过程、工作措施、早期实践和近况等。著作从社会运动的视角，对TJ进行了全方位的总结。认为不能仅仅从参与人数和波及地域来评价TJ的成功与否，这一运动通过淡化财富和知识，强调成员之间的平等，营造了穆斯林社群的团结，吸引了大批底层普通的穆斯林参与其中。通过参与宣教给予其今后两世的希望，使其克服了边缘感，实现了社会身份的向上流动。将不同背景和世界各地的穆斯林整合成一种实体，同时通过象征性地勾勒与他者的明晰边界作为外部标志。作者也略论了TJ的形式化、仪式化特征。结论部分充分讨论了TJ的政治倾向，认为这一倾向历来被学者所忽视。在南亚复杂的社会环境中，尤其是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保持不关心政治是难以做到的。TJ在诸如巴基斯坦、孟加拉国等国家实际上也是一种社会控制力量。[5](三)跨国TJ活动探讨
　　芭芭拉·麦考夫是探讨TJ的先行者和大家，作者在印巴地区做过多年的田野和深入探讨，了大量文章。《新的麦地那：美国和欧洲的泰卜里厄哲玛提》是作者较早探讨TJ跨国传播的文章之一。文章援引英国、比利时、加拿大和美国的情况，简述了TJ在海外的发展主要依赖劳工、学生、职业群体移民和商团的传播。文章使用了三个访谈资料，略论了TJ成员对社会和历史的看法。认为TJ试图通过强化信仰操守让人们重新体验先知穆罕默德的麦地那社会时代，因而在成员的观念中空间并不重要，关键是时间。文章讨论了TJ对多元宗教和多元文化的态度，以及TJ思想对穆斯林离散社群(diaspora)的意义。[6]
　　穆罕默德·哈立德·马苏德的《信仰的旅行者：跨国伊斯兰信仰复兴运动泰卜里厄哲玛提探讨》一书，收录了不同学科和不同国家长期以来关注或参与TJ探讨工作的文章11篇，全书分为“达瓦组织”和“跨国运动”两部分。其中第一部分包括《印度的泰卜里厄哲玛提》、《泰卜里厄哲玛提与妇女》、《宣教思想对世界的建构和再建构》、《泰卜里厄思想及其合法性》四篇文章；第二部分包括《泰卜里厄哲玛提跨国运动的变革》、《加强联系与建立新边界：英德的泰卜里厄哲玛提》、《追求的次序：摩洛哥的泰卜里厄哲玛提》、《比利时的泰卜里厄哲玛提》、《法国的泰卜里厄哲玛提》、《隔离的世界：南非种族隔离下的泰卜里厄哲玛提(1963-1993)》、《运动抑或社群？加拿大的泰卜里厄哲玛提》七篇文章。主要关注了TJ的历史、联系、活动、结构、文字、翻译、使用文本、TJ与妇女等。通过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探讨个案，研讨了这一运动如何在本土环境中调适，被当地人所接受，略论了TJ的族群纽带及交流方式等。如比利时和法国的文章讨论了TJ在穆斯林少数民族社会中的宗教意识，尤其关注了其与主流社群的关系。同摩洛哥类似，TJ在这三个国家都是注册的社团，而在印度和其他国家却未能注册。加拿大、英国和美国都是讲英语的国家，加拿大的TJ成员与其组织联系紧密，参与者主要是南亚的穆斯林社群。英国的TJ与教育机构联系紧密。摩洛哥的探讨讨论了阿拉伯语环境中TJ的调适问题。南非一文讨论了族群问题如何作用宣教的开展，指出当地穆斯林和移民对运动的反应不同。本书前言中提及早在1940年代在茅杜迪等人的报告中就提及TJ，但有关学术探讨开始于1970年代。该书的贡献之一是邀请了美国、法国、德国、比利时、荷兰、加拿大、印度、摩洛哥等国家的学者，将1980-2000年间有关TJ探讨的多种语言资料做了参考目录，其中涉及阿拉伯语、乌尔都语、马来语、德语、法语等。关于缺乏书面材料，又不鼓励访谈的TJ探讨是难得的参考文献，对了解不同国家和地区TJ的发展和变化尤为珍贵。该书的另一贡献是绪论部分对主要概念和理论进行了略论和说明，并对TJ兴起之地梅瓦提的社会背景进行了综述和宏观略论。[7]
　　Felice Dassetto的《比利时的泰卜里厄组织》一文，初于1988年，收入上文《信仰的旅行者》一书。作者利用1980-1984年间收集的探讨比利时伊斯兰组织和清真寺合法地位的资料，以及作者参与宣教活动的亲身实践，并在1984-1986年间访谈了比利时和印度的TJ领导人、比利时参与TJ的老成员之后的探讨成果。文章认为组织是TJ的手段和目标，其价值和资源也构成TJ的行动目的。作者略论了TJ与群体内外成员的区分手段，发现了处理TJ公共关系是与泰卜里厄关系紧密的成员。自1975年，TJ在比利时就有合法注册登记的清真寺，此后不断发展，这种可见的注册组织为TJ提供了实现宣教目标的合法平台，使其成员比其他穆斯林群体成员拥有更好的管理和知识。参与泰卜里厄意味着日常生活的重新伊斯兰化。结论认为TJ由不同的群体组成，有一定的自理和整合功能，有能力处理复杂社会环境的分割，是泰卜里厄生存和发展的主要财富。TJ需要调整自身以适应移民身份和地位的变化。其缺陷是缺乏能够对代表了西方和工业化国家新的环境因素做出反应的知识分子，因此1990年代中期以来TJ的作用力在比利时逐步消退，更为现代的组织和新一代领导者业已形成。[8]
　　Farish A. Noor的《东方的帕坦人：马来西亚北部和泰南地区泰卜里厄哲玛提的发展》，以跨国信仰运动TJ为个案，通过对全球穆斯林宣教网络的探讨，关注了南亚和东南亚宗教知识、标准和价值的跨文化变迁。作者认为这是学术界首次对马来西亚吉兰丹州(Kelantan)和泰国百大年地区(Patani)TJ的探讨，作者对隶属于TJ的几所宗教学校和宣教中心进行了田野调查。文章认为不能将TJ仅仅看作是城市运动，在农村也有很多参与者。自1970年代TJ进入这些地区以来，经过多年发展，已经脱去了异国的特征，印度裔的马来西亚籍穆斯林参与者将这一运动从全球背景转为本土运动。文中简述了吉兰丹、登嘉楼(Terengganu)和百大年的社会文化背景、印度穆斯林与东南亚伊斯兰教的发展及TJ、哈伊达尔·阿里(Haydar Ali)与吉兰丹泰卜里厄的植入过程等。探讨指出，自殖民时期大量进入东南亚的穆斯林对TJ的根植起到了关键性的影响。TJ在东南亚成功的原因是其能够将穆斯林个体的期望与精神的复兴、拯救，甚至整个穆斯林乌玛(Muslim Ummah，穆斯林社群)的成功结合起来。TJ的欠缺之处在于其只是穆斯林内部的运动，对非穆斯林的作用很小，且在习俗和礼仪方面有很多印度穆斯林的特征，如服饰、言谈举止等。总之，泰卜里厄是跨国知识传递和建构跨地区认同的运动，其因素纷繁复杂。[9]
　　Alexander Horstmann的《跨国伊斯兰宣教运动的文化适应：泰南达瓦泰卜里厄哲玛提和穆斯林社会》，略论了TJ进入泰南穆斯林村庄的过程，以及其致力于清除伊斯兰中的地方性传统并引起的村民分化。认为TJ注重宗教礼仪，试图将其本土化，那些在印度和巴基斯坦宣教中心生活过的参与者成为运动本土化的掮客。村民对同传统决裂感到不安，例如忽视家庭，逃避世俗生活，甚至会引起冲突。通过大量的田野调查和文本略论，作者叙述了TJ兴起的背景、泰南穆斯林的伊斯兰化过程、当地宗教礼仪的变迁、本地村民参与TJ的方式措施、当地泰卜里厄与印度宣教中心的联系、TJ对当地宗教传统的作用、对本土知识的不妥协，以及对当地伊斯兰权威的挑战。认为当地为TJ提供了很少的本土化机遇，如果没有南亚的支持，运动将会很快消失。[10]从达瓦运动目前的发展来看，作者的这一结论似乎为时尚早。作者的《泰卜里厄哲玛提、跨国伊斯兰及泰南和南亚自身的变化》，对泰南洛坤省萨拉地区(Sala in Nakhon Si Thammarat province)和也拉(Yela)农村地区进行了田野调查，许多内容与上文相近。简述了TJ的工作、组织、中心、学校、社会网络等情况，略论了萨拉地区多元宗教文化传统和马来穆斯林的族群背景。重点关注了泰卜里厄运动在这一地区的发展变化情况，阿拉伯语论文范文，研讨了TJ与本土伊斯兰传统之间的张力，如对服饰、葬礼、纪念死者、宗教操守、斗牛、斗鸡、拳击等民俗和宗教礼仪等的不同态度。本文强调了TJ在特殊社会环境中的调适，着眼于泰南宣教成员与南亚和伊斯兰世界之间的关系。认为TJ通过宣教传播基本的信仰知识和实践，囊括了社会各个阶层的人，可以看作是推动伊斯兰化过程，弱化当地社区的传统制度，改变本土穆斯林与佛教徒共生的根本力量。TJ领导人未必拥有宗教背景，各种身份的人都可能进入领导阶层，在跨区域和宽广的网络中，TJ成为泰南和南亚最重要的掮客。[11]
　　Rory Dickson的《安大略省西南地区的泰卜里厄哲玛提：在加拿大城市空间建构穆斯林的认同和网络》，以民族志的方式探讨了TJ在后现代的城市空间如何创造穆斯林的认同和社区。作者借用现代城市文化理论，把大都市的地理区隔看作是城市人们穿行的小网络，指出城市宗教对离散型社区和散居造成的空间困境有所应对。作者认为TJ以内部共同体的方式，教育其成员对城市空间“认知”，从而标记出渴望的和禁止的空间。通过这种探讨来更好地理解建构认同和创造社区的过程。本文追溯了TJ进入加拿大的历史，记录了安大略省西南地区TJ的集会，根据其在后现代城市语境中建构穆斯林认同和社会网络方面扮演的角色来略论这一运动，认为TJ让穿行在城市空间中的穆斯林找到了以清真寺为中心的生活和对空间的感知。[12]
　　(四)TJ与妇女探讨
　　Yoginder Sikand是探讨TJ起源和发展较早的学者之一。1999年作者就撰文《妇女和泰卜里厄哲玛提》，这是目前所见首篇系统探讨女性与TJ的英文文章。作者利用宣教领导人撰写的材料探讨了他们对于妇女地位的思想，认为妇女在南亚地区伊斯兰的保护和保存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文章揭示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内容，如TJ领导人认为妇女在近亲陪同下可以参与三天或四十天的外出宣教，但准则上由十名女性和十名男性亲属组成，领导者必须是男性。到达宣教地区后与男性分开，安排在社区专门的房间里，不许参与世俗活动等。主要以学习和邀请当地人来听讲为主，但邀请活动须由陪同来的男性亲属在日常的普访(对当地所有家户的拜访)工作中完成等。通过略论TJ领导人的话语，作者认为TJ一方面试图给穆斯林社会强加严格和狭隘的性别制度以应对现代化的挑战，另一方面也给妇女在家庭和邻里的伊斯兰化过程中扮演积极的代理人角色以新的、流动的资源和有意义的手段。在TJ严格的家长式的话语中，人们能够看到对传统上男性权力结构的微弱批评。[13]
　　芭芭拉·麦考夫的《伊斯兰和妇女：泰卜里厄哲玛提个案探讨》是作者早期有关此问题的探讨，作者最近的文章《泰卜里厄哲玛提和妇女》一文就此话题叙述更为全面。后文关注了TJ对妇女角色和社会地位的看法，研讨了宣教运动对男性和女性的作用和意义。作者通过巴基斯坦卡拉奇市的案例略论了女性在宣教中的角色和地位，认为TJ在女性社会角色上仍保持沉默。该文章所附《妇女宣教工作中的准则和条件》，提及5项条件和13项准则，具有较高的资料价值。[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