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TJ与政治的关系
在探讨了TJ之后，Yoginder Sikand于2017年撰文《泰卜里厄哲玛提与政治再评》，认为伊里亚斯继承了卧里友拉的思想，而卧里友拉时代穆斯林面临政治权利的丧失，因而他坚持穆斯林应该恪守信仰教育，只有此举方能获得真主的慈悯，号召欧莱玛(宗教学者)排除人们信仰中的非伊斯兰因素。文章讨论了. TJ与政治和世俗化的关系，尤其是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两者的关系问题。作者认为TJ的领导者和参与者强调其非政治性，重在个人的改善，但也有政治性特征，因为TJ与权力、合法性、权威有关，这些概念都涉及政治。[15]
(六)其它方面
1. TJ与圣训的使用：芭芭拉·麦考夫的《泰卜里厄哲玛提生活中/活生生的圣行》一文，指出Living Hadīth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TJ成员试图以哈迪斯为指导并生活；一是他们想使文本或听到的哈迪斯内化，从而让自己在某种程度上理想地成为活生生的哈迪斯。作者采用的资料主要是伊里亚斯的外甥穆罕默德·赞克忍耶·坎达拉维(Maulānā Muhammad Zakariyyā Kāndhalawī，1898-1982)受伊里亚斯应许撰写的小册子和书信，写作时间大致在1928-1940年间，于1950年代，即TJ早期被称作《工作的尊贵》的系列宣教小册子，包括《索哈白的故事》、《古兰经的尊贵》、《拜功的尊贵》、《孜克尔的贵重》、《斋戒的尊贵》、《穆斯林的衰落及其唯一根治法》、《生活在主道上》等。通过对TJ翻译和使用的哈迪斯的探讨，作者发现其使用的文本所表述的伊斯兰对参与者而言直白简单，跨越时间，正确而神圣，观察了在特殊的时空中成员如何形塑历史上的宗教传统。TJ为参与者提供了一个有共同计划、自愿和相同理念的社群，给予其有目的的行动和组织，特别是以谦卑和互助超越了社会中复杂的等级。TJ不参与政治，但并不是反对政治，而是不理会，不讨论民族国家的问题。这是一场现代运动，创造了自愿的、跨国的，与国家分离的社会。本地语言的文本通过印刷交流，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通过参与者对文本的阅读，TJ为成员创造了一个共享的多语言定义的社会，想象了一个阅读者个体的世界社群。通过阅读，个体自我意识到圣训的要求和标准行为，根据自身听到或读到的文本解释生活。TJ以两种方式使用本地宗教文本：强调阅读有限范围内的文本；以文本中的生活来解释哲玛提中的生活。这一结果首先是对历史鲜活的阐明，即过去能够在现在遭遇。与此相反，在TJ的主流教育中不要求讲述殖民主义和民族国家的历史。[16]文章其实通过对TJ文本中使用的圣训及其解释，反思了20世纪上半叶印度社会复杂的权力、宗教、教派、族群等语境中TJ如何使用话语，阿拉伯语论文题目，及其意义和作用。
2.TJ的故事、宗教学校等：《泰卜里厄哲玛提旅行者的故事》，使用了TJ成员外出宣教返回后向派出中心提供的书面和口头报告，略论了参与者对大“吉哈德”(自我奋斗)和苏菲主义的理解。作者使用的报告材料中涉及TJ在全球多个地区的流布，其中包括1986年造访中国四个月的团体。[17]此外，作者还有《宗教学校漫谈：泰卜里厄哲玛提中的知识和短期巡回宣教》、《当代虔诚运动中的妇女和男人：以泰卜里厄哲玛提为个案》。[18]纵观麦考夫的探讨，结合了文本和田野材料，内容宏富，时间跨度大，范围广，眼界宽。讨论问题除了涉及TJ的历史、特征、组织等基本面外，主要讨论了其体现出来的社会性别、认同、与民族国家的关系、本土化等问题，可以说是对这一运动社会意义的探究。
3.TJ与认同：Jan Ali的《伊斯兰复兴主义：泰卜里厄哲玛提个案探讨》，将TJ置于伊斯兰复兴的背景之下，来理解这一将人们从世俗生活带入以虔诚敬畏而寻求今后两世幸福的运动。主要探讨了宣教者如何通过宣教建立新的关系和道德义务，试图建立穆斯林的认同和团结。作者追溯了进入现代以前穆斯林社会的基本结构，以及穆斯林社会历经的政治和文化抗争。文章简要介绍了TJ的历史、组织结构、工作方式、成员招募、六项准则、工作意义、工作措施等。认为TJ通过面对面的不懈宣传，吸引了长期以来信仰迟钝的穆斯林参加宣教工作，并且创造了便于获得正统伊斯兰教育的环境。改变了过去欧莱玛阶层垄断宣教的情况，让普通穆斯林进入此领域，推动了宣扬先知使命的工作。TJ确立了正统伊斯兰的权威，使信仰接近穆斯林，特别是边缘化的穆斯林。通过制造“重生”的穆斯林，TJ塑造了新的穆斯林认同，为穆斯林共同体的团结铺平了道路。[19]
除上述著作外，笔者也检索到部分未刊发的论文，如M. Amer的《跨国宗教：泰卜里厄哲玛提个案探讨》[20]等，因未能获得原文，不再详述。
二、阿拉伯文探讨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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