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目前上海周边区县内伊斯兰教临时礼拜点的特征

近代上海地区自1843年开埠以后伊斯兰教发展的历史表明，在这座五方杂处的移民都市里，由江苏、山东、湖北、河南等省迁入的穆斯林基本上构成了本地穆斯林社群的主要来源，出于履行宗教功课，以满足宗教生活的需要，在穆斯林聚集的地段逐渐建起了清真寺，截止到1949年上海解放之际，除了元代至正年间建起的松江清真寺外，上海市区内陆续出现了20余座规模不等的清真寺，以后历经岁月的磨砺和社会的变迁，十年“文革”结束及改革开放后，党的宗教政策得以贯彻落实，可以提供穆斯林进行礼拜的清真寺从全市范围来看，总共有松江、小桃园、沪西、福佑路、浦东、景星路、清真女寺等7处。这个7坊格局，直到跨入新世纪门槛后，也都始终没有发生过任何变化。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随着外来流动穆斯林的大量进入，尤其是以西北青海、甘肃为主的各族穆斯林来上海经营清真拉面馆生意者居多，作为偌大一座国际化都市，上海原本在清真寺布局、数量方面所存在着的明显不足和匮乏等特征，也就愈加突出地显露出来。而关于那些居住在市郊周边区县的外来穆斯林来讲，这方面引起的不方便尤其明显。例如，为进市区清真寺来参加每周一次的主麻礼拜，郊区的穆斯林花在路上来回奔波的时间，往往需要几个小时，如金山区的穆斯林去市里参加主麻聚礼，来回要花5个小时以上，公交车费约需20元左右。近年来城市道路堵塞的问题十分严重，按照嘉定黄渡一个拉面馆老板马进奎的说法，“为了赶时间，在交通阻塞的时候，我们往往要骑着电动单车连闯几个红灯”，尽管知道这样做也有损穆斯林的形象，“会让别人误以为我们穆斯林就是一些不懂遵守交通规则的人”，但路程太远带来的不便，以及担心作用礼拜时间，是让他和同去参加礼拜的穆斯林不得已而在马路上违反交通规则而闯红灯的主要原因。类似这样的情况，从我们调研的情况来看，是很普遍的。同时，由于来沪谋生的穆斯林经济本来就不怎么宽裕，根据我们的了解，个别住在闵行区的穆斯林为了节省公交车的车钱，会在每周五，大清早就徒步从闵行赶到沪西清真寺来参加主麻礼拜，其教门之虔诚，固然令人叹为观止，但花费的时间和精力之大，也是一般人难以承受的。
　　正因为目前在各周边郊区县生活与打工的穆斯林群体规模日渐增大，市区现有的7坊清真寺不仅在规模上越来越适应不了数量激增的外来流动穆斯林群众的需要；更由于路程距离太远和城市交通困难的状况加剧等实际情况，给居住于市郊周边区县的外来穆斯林群众带来了极大的不方便。从某种程度上讲，近些年本市一些区县陆续出现规模不等的临时礼拜场所，就是信教群众要参加主麻聚礼的宗教生活需求以及因地制宜就近解决礼拜地点的愿望，在长期得不到有效解决的情况下，群众自发地将之付诸行动的结果。虽说有悖于现行的宗教事务条例，但各区民宗办等部门具体负责人员在面临此类事情的操作上也是十分为难的。根据我们的初步了解与掌握的情况，目前除了在金山的临时处所得到相关部门的认可外，奉贤、宝山、崇明、嘉定、浦东、闵行等区县，都有尚未正式得到民宗办批准但事实上在被使用的临时宗教礼拜场所。从我们在面上考察到的基本情况看，上述这些地区的临时礼拜活动点大致存在以下几个共同特征：
　　其一、前来参加主麻聚礼的几乎都是来自西北地区的外来流动穆斯林。不管是平日的“五番拜”，还是每周五的主麻聚礼，包括每年斋月期间的“特拉威哈”礼拜等宗教活动，除个别外国穆斯林闻讯经过有前来参加礼拜的，基本上没有本地户籍的穆斯林居民参与其间。此种礼拜者“清一色”全由外来流动穆斯林所构成的状况，与市区内的各清真寺(包括松江区在内)中虽以外来穆斯林居多，但多少也夹杂着一些本地穆斯林的情形相比，存在着显著的差别。
　　其二、来临时礼拜点进行宗教活动的外来流动穆斯林中，绝大多数是从事清真拉面馆生意的业者。他们中有当店主老板的，也有干活的小伙计。此与西北籍穆斯林来沪后绝大多数经营的生计为拉面馆有关。考虑到伙计招呼生意和店内营业的需要，平时前往参加主麻聚礼的，一般以年龄稍长的从业人员居多，有的就是店主。
　　其三、在临时礼拜点参加宗教活动的都是回族或撒拉族、东乡族、保安族的穆斯林。沪上及周边郊区县的维吾尔族或其他突厥语系的穆斯林民族如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乌孜别克族、塔吉克族、塔塔尔族一般不会去这些临时性的礼拜点，他们主要是到市区的各个固定的清真寺去满足自己的宗教生活需要。不同民族之间存在的区隔意识，在这里也表现得比较明显。
　　其四、临时礼拜点大多设在比较简陋的租赁民宅中，有的更是直接与拉面馆在同一幢建筑里。面积不大，条件较艰苦，如宝山杨行一处临时礼拜点，就是根据原来所租的屋子屋顶较高，老板马立克就自己花8000元请人搭建出来一个“假三层”的阁楼，成为其家和关系较近的几家亲朋好友做礼拜的场所。就我们调研中接触到的这些临时礼拜点而言，一般清真寺应有的设施，诸如水房、教长室和会客处等，基本上都付诸阙如。
　　其五、临时礼拜点事实上已成为所在地区外来流动穆斯林的精神家园和聚居中心。2017年3月6日金山临时礼拜处所暂时得到政府认可后，该固定处所的墙上，就挂有一面写着给“金山石化清真寺”的祝贺锦旗，上面写着“宣扬古教，任重道远”八个大字，落款是“闵行老街者嘛提”[2]。这说明，传统的那种“围寺而居”的寺坊即教坊意识，在西北来的流动穆斯林中还是挥之不去的观念，即便现代化城市改造的冲击波将过往的清真寺周围回族居民点相对密集的格局完全打破，可一旦穆斯林有了自己可以过主麻聚礼的场所，哪怕简陋如斯，只是拉面馆上的阁楼，也都被前来参加宗教活动的穆斯林群众视为心目中的精神家园。
　　其六、缺乏到位的管理和有效的教务上的指导及相关的社会帮助。这是因为这些临时礼拜点的“非法”性质，尚未得到市、区县各级民宗办部门的认可与公开地准允，如闵行区一家拉面馆的三楼存在的临时礼拜点，甚至都未列入该区民宗办部门的“法眼”，主管部门对外不愿承认该临时礼拜点存在的客观事实，遑论对其进行管理和领导了。在这种情势下，本市伊斯兰教协会也无从插手，从而谈不上对上述这些各区县业已存在并举行宗教活动的场所提供任何有效和必要的指导；地方上的少数民族联合会等社会团体对之当然也不能提供更多的有益帮助，也只有任其自行其是、自生自灭地发展，其结果必然会生发一定的负面效应。
　　上述这些临时礼拜点具有的共同特征，清晰地表明了参与宗教活动者群体构成在民族上和职业上的相对单一性；而它们在相关设施上的简陋性和局促性，也暴露出相应的弊端和隐患。至于其本身存在的“非法性”，即缺乏政府部门认可的法理依据这一“硬伤”，又随时会令这些大小不一的临时礼拜点面临着遭取缔的可能性。由此引发的种种社会问题，与都市伊斯兰教文化在城市改造进程中发生历史性嬗变时所衍生的社会现象也是紧密关联的。

二、都市伊斯兰教文化在嬗变过程中衍生的社会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