沪上外来流动穆斯林群体的精神生活(4)[阿拉伯语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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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认为，与伊斯兰教因素相关联的社会冲突，主要当有以下几类：
首先，与宗教礼俗相关。在日常生活中，倘若发生或遭逢到不合乎“沙里亚”(伊斯兰教教法)规定，属于“哈拉姆”(被禁止及要受到惩戒的行为)范畴的事情，非穆斯林一般不会感受到穆斯林看待此类事情的态度和严重性，前者言语之间有意无意的轻慢，亦会直接招致后者的反感甚至生发敌意，这需要加以注意，尽量避免触犯相关的宗教禁忌，如在有的明确标示清真食品的场所，出现非穆斯林喝酒、吃猪肉包子等无知行止，会直接伤害到穆斯林群众，从而酿发冲突。我们在闵行老街调研时发现，清真拉面馆居然紧挨着营销猪肉骨头汤的店铺，两只炉子紧靠在一起，来自甘肃临夏，教派属于花寺门宦的老板对此也很无奈。另外在宝山杨行的一家清真拉面馆里，我们竟然看到有顾客在等候拉面时，还吃起了从外面买来的猪肉包子。我们向顾客指出，这样是违反店里贴在墙上的清真食品店规的，可那两位汉族小伙子表示无所谓，说他们常常这样，一边等候吃拉面，有时就会食用自己从外面带进来的“大肉包子”云云。看样子，作为熟客，他们有如此举止，也不是头一回了。不过，这样的事情如果多了，终究难免会引发矛盾和冲突。
其次，与宗教活动相关。随着都市国际化的程度加深，来上海的中外穆斯林数量激增，各宗教活动点的礼拜人数也将急剧上升，对相关宗教功课的履践中有关设备如水房的不到位，或过分简陋引发的不满；对相关清真寺管理人员的行止或阿訇的宗教学识的高低评头论足；乃至本地与外来流动穆斯林之间，在各自的社会行为表现上或教门的优劣上进行对比而引发的争执等，也都会引发矛盾。而在沪的外籍穆斯林群体甚至有可能在现有清真寺或政府部门指定的临时礼拜场所外，自行组织进行不合法的宗教聚礼活动。一旦主管部门出面取缔，也会造成事端。至于目前周边区县那些尚未被认可的临时礼拜点，更随时可能出近况况。例如，南汇惠南镇的临时礼拜点的租期马上就到了，房东不愿再续约，这让当地的领拜阿訇特别着急，他频频联系有关部门、社会团体以及调研人员请求帮助。并专门写了要求在惠南镇设立伊斯兰教礼拜场所的申请等，他称自己代表了惠南镇、祝桥镇、盐仓镇、东海镇、东海农场、朝阳农场、中港镇、书院镇、黄路镇、大团镇、新场镇、六灶镇、三灶镇、航头镇、泥城镇、川沙六团、川沙八灶、临港新城、芦潮港等地所有清真拉面馆从业人员和外国穆斯林友人，落款也是该地区的“全体穆斯林”。面对这些诉求，若不妥善处理解决，恐将作用上海的城市形象和相关大型社会活动的安全运行。
再次，与宗教渗透相关。来沪的外籍穆斯林中也会有专门的教职人员，他们有可能在城市中散发国外印制的经书或宗教宣传品，其内容亦会迥别于国内伊斯兰教界人士的讲道，这既会造成不好的作用，也会因宗教上可能出现的歧义而在穆斯林之间制造对立。此外，由中东或其它伊斯兰国度回国的海归人士，或在外商企业供职的华裔穆斯林，也有可能彼此间形成相互联系的网络，他们可能会在国内各种网站、个人博客或相关刊物上撰写文章，阐发自己在国外期间或从外籍穆斯林那里接受的一些宗教的激进观点，从而发散着不利于国内社会稳定的负面作用。随着中外来往人员的频密度增大，将有可能令境外宗教渗透的强度达到相对的历史峰值，也不能排除由此突发的宗教事件发生。对此须有充分的认识。
最后，与民族问题相关。对一般牵连到相关民族的社会事件，即便看似很小，也不可掉以轻心，有道是“风起于青萍之末”，必须防止肇事者有意将之转为和民族宗教相关联的重大冲突事件。同时也需注意敌对势力故意利用上述生活习俗或宗教方面的歧义等社会摩擦来破坏我们的社会稳定秩序。我们在浦东新区调研时也了解到，当地民宗办同志对此有很清晰正确的认识，阿拉伯语论文网站，他们强调倘若让临时礼拜点成为政府认可的固定的暂时处所，前提也必须强调不是单一民族性质的，应当是包括新疆维族穆斯林群众也能参加宗教活动的场所。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探讨所所长郑永年在其题为“中国面临三大宗教困境”的文章中指出，中国有关当局对相关宗教的发展“应当说是有清醒认识的”，“但在行动方面，除了一些相当无效的控制手段之外，从宗教发展角度来说，是采取回避问题的态度的。很显然，回避终究不是长远之计。不当的压制和控制反而会导致激进化，增加政府和宗教之间的矛盾和冲突。社会的发展要求适时和有效的宗教政策。例如采取有效的开放和鼓励发展宗教政策，才能控制和减少邪教的空间”[5]。确实，放任这一类临时的非法礼拜点存在，或“掩耳盗铃”地采取不承认的态度来粉饰政绩，或是在行政上不作为，都是不负责任或自欺欺人的错误行止。在闵行老街调研时，我们看到墙上所挂的给该礼拜点捐款的人员名单，社会各类单位包括高校学生都有，这样交结宽泛的宗教社会关系网络必须受到相关部门和社会宗教团体的掌控，而不是一味地回避或否认。这也可以有效地杜绝境外别有用心的宗教势力对境内的渗透和作用。
我们以为，面对如今城市宗教活动分散化，如只是一味地被动应付，只会增加社会管理的成本。若需提高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尝试：
1、吸收外地现有的成功管理经验。如根据南京民宗委负责伊斯兰教的同志介绍，他们就将外来的西北省籍流动穆斯林中有作用的人士找来，成立专门的“西北工作联络组”，但凡有事，先找这些外来流动穆斯林中的“头面人物”来商议解决。可以考虑为这些人在各区县的社区街道设立的类似少数民族小组等机构中安排位置，遇事可以发挥其正面的社会作用力。
2、开辟更多的与穆斯林沟通渠道。这对获得相关信息，以及让外来流动穆斯林的某些愤懑情绪得到宣泄释放，从而防止恶性事件的发生来说，绝对有益无害。我们在调研中接触到的外来穆斯林，大多善良温厚敦朴，而且非常好客，待人诚恳。一般而言，对来自政府部门包括少数民族团结联合会的帮助，他们也是很感激的。如惠南镇的少数民族联合会在这方面就发挥过很正面的影响，据当地的杨会长(回族)介绍，他们曾出面向临时礼拜点赠送了三十几条地毯，在房屋租金上也提供过资助。常言道，“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双方彼此间建立起较长期的相互信任友好关系，本身就是社会和谐的生动写照。
3、在郊区适当增设一两处清真寺。以因应穆斯林人数急剧增加的实际情形和满足该社群的宗教生活需求。从某种程度上讲，这也是对上海不断向国际化大都市迈进的过程中，却在相应的宗教场所布局上几十年不变的不协调状况的一种矫正；适当地增设伊斯兰教网点，同样有利于各宗教彼此得到更为均衡的发展。
4、强调文明执法与提高管理水平。针对目前一些临时礼拜点存在的明显隐患，需由职能部门(诸如民宗办、街道综合治理办、社区民警等)出面来落实解决相关的问题。对那些从建筑安全上来说危险系数特别大的场所，还需上门去做说服工作，为取得较好的理想效果，必要时也可敦请上海市伊斯兰教协会的人员出面配合劝说。同时，必须抓好对各相关职能部门工作人员的教育，防止伤害穆斯林宗教感情的事情发生。从近年来看，此类问题招致的社会冲突在上海及周边地区或长三角地区时有发生，如果加强教育和端正工作作风，还是可以收到良好效果的。
综上所述，外来流动穆斯林在精神生活上的渴求需要，与他们履践宗教的实际情况，及伊斯兰教在都市所呈现出流变的发展态势，传统“围寺而居”的清真寺文化的消融，与穆斯林居住模式在城市化和城市改造进程中受到的冲击和由此衍生的变迁，包括所有这些因素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作用程度等，都是我们必须加以重点体认或感知的内容。通过调研，我们不难看到，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化和城市改造的进程中，伊斯兰教是如何不断调适与社会的关系并重新定位，又是怎样在社会转型期间继续得到发展的各种现象。故此，有必要洞彻处于全球化背景下的清真寺文化发展轨迹，其中就离不开对现实生活中外来穆斯林流动社群的关注，包括对不同的穆斯林群体作深入细致的调查，了解他们的生活状况、心态、人际关系、宗教活动、子女教育、劳动保障等诸多内容，我们此次的调查着眼点主要是有利于社会和谐的构建，有利于社会稳定等方面的考量。具体就是针对本文所涉及的社会现象，关注可能存在的与此社会现象相关的城市发展隐患问题等，并希冀能充分兼顾外来流动穆斯林群体在宗教上的需求和特点，让诸如临时礼拜点这类问题能得到妥善的处置，这将会对当前和谐社会的构建起到积极有效的影响。至于研讨伊斯兰教在慰藉都市穆斯林心灵方面所具有的特殊功能，寻找社会转型时期有助于减持穆斯林生活压力的心理平衡标尺，努力使整个社会达到和谐并获得健康有序的全面发展等，将是我们今后进一步深入开展探讨与思考的重要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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