沪上外来流动穆斯林群体的精神生活(2)[阿拉伯语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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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843年开埠以来，带着“五方杂处”、“客籍多于土籍”特点的上海移民社会，在吸纳外来流动人口的过程中，其自身城市文化的特质也自然而然地发生着变动，而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启动的社会改革以及随之发生的社会转型，加大和加快了城市改造的步伐，而外来流动穆斯林群体从上世纪末期以来的陡然增加，客观上也令原来固有的与城市穆斯林社群直接相关的都市伊斯兰文化所产生的嬗变不断地提速，最典型的就反映在传统的“围寺而居”模式的消解：旧城区的动迁改造，令城市原有的穆斯林社区面目全非，有的传统回民居多的街道格局更是荡然无存，位处普陀区的沪西清真寺为周围非穆斯林占绝大多数的居民商品住宅楼所环伺的情形，就是一个显例。近年来上海市伊斯兰教发展的轨迹和变化特点有如下述：
变化之一：重心转移。在市内原有清真寺不合理的布局未发生任何变化的情况下，更多穆斯林的礼拜选择的场所以相对靠近周边区县的清真寺为主。居于市区中心地段的清真寺，在礼拜者数量增加的势头上，远不如沪西清真寺和浦东清真寺。
在市区范围清真寺所处地理的位置上，还呈现出“东多西少、南密北疏”的分布格局。如仅仅一个黄浦区，就拥有福佑路清真寺、小桃园清真寺及清真女寺三处宗教活动场所；而东部若是加上浦江对岸源深路上的浦东清真寺，以及面积甚小的弄堂型房子--沪东北杨浦区的景星路清真寺(该寺已拆迁，2017年6月由新江湾清真寺所替代)，整个市区的东边就共有5坊清真寺，相对应的西边市区也就仅有沪西清真寺而已。这样的结构，与偌大的国际化都市上海的形象很不协调，因为城市化的迅猛发展，同样带动了上海周边各郊区县面貌的巨大改变，而主要由大西北青海、甘肃等地流入大上海地区的外来穆斯林群体，既有在各主要街道马路上租房开店，以经营清真拉面为主的；更有不少因地段、租金便宜、投亲靠友等多种因素考虑而直接选择落脚于市区周边的宝山、闵行、嘉定及今属浦东新区的南汇、川沙一带，包括更远的松江、奉贤、金山、青浦和崇明等地的城区或热闹的村镇，并在这些地方从事清真饮食的行当。而他们履践宗教功课的场所，主要是指每周五完成主麻聚礼的地点，也因分布地区距离的关系，很多郊区外来的流动穆斯林首选的基本上是沪西清真寺或浦东清真寺，这也是近些年来，位于市区更中心的小桃园清真寺、福佑路清真寺和本市唯一的提供穆斯林妇女礼拜的清真女寺这三座清真寺礼拜人数的总和，都只及沪西清真寺礼拜人数的一半，甚至还没有浦东清真寺人数多的原因。
历史上福佑路清真寺和小桃园清真寺都是近代开埠后率先发展起来的上海老城厢中的清真寺。前者始建于1870年，在上海老回民中有“北寺”之称，又名“穿心街回教堂”，长期以来曾享有不可撼动的上海穆斯林社区中心的历史地位。从中国最早的上海清真董事会到后来的上海回教堂理事会，都曾在回民参加辛亥革命的清真商团的组建以及几次针对外界侮教案而展开的护教斗争等重大事件上发挥过议事的指挥部影响；跻身于民国时期伊斯兰教著名四大经师之列的达浦生与哈德成两位大阿訇，曾假小桃园清真寺(回民俗称“西寺”，始建于1917年)之地，开办上海伊斯兰师范学校，培养过诸如马坚这样杰出的回族学术领军人物等，将近代上海的伊斯兰文化事业搞得可谓风生水起，从某种意义上讲，福佑路清真寺与小桃园清真寺完全算得上是上海伊斯兰教的福地。然而，都市伊斯兰教文化在顺应社会变革和社会转型的城市改造过程中发生的嬗变，令往昔的伊斯兰教名寺风光不再，更能发挥宗教凝聚力的场所也发生了转移。当年位于被市民称为“下只角”地段的沪西药水弄清真寺(今沪西清真寺前身，始建于1921年)，以及在民国期间“平时进寺礼拜人数很少”[3]，1944年后还交由福佑路清真寺的上海回教堂理事会代管的浦东清真寺，如今却水到渠成地变为沪上的伊斯兰教重镇所在。
变化之二：反客为主。改革开放以后，上海本地伊斯兰教的发展虽也有很大起色，但从西部大开发后由外省流入本地区的流动穆斯林数量大增，是近些年的重要现象。在教门上更加虔诚的该群体在上海伊斯兰教的宗教活动场所，与平时较少参加主麻礼拜的本地穆斯林居民相比，西北各族穆斯林群体显然在进寺礼拜者的统计上，当仁不让地成为沪上穆斯林社区的新主体。
根据表1反映的比例来看，近些年来，在上海的几次重要伊斯兰教节日会礼中，参加礼拜的大多数为在这个城市里没有户籍的外来流动穆斯林群众，尽管外来流动穆斯林数量有较明显的逐步“下降”，但外来流动穆斯林群体的绝对总数，即包括新疆维吾尔族穆斯林及西北青海、甘肃各省各族穆斯林都在内的群体，要占全市参加各坊清真寺会礼者总数的七成多，而本地穆斯林则连两成都不到，即便加上来参加礼拜的外宾穆斯林(指持有外国护照的留学生、商人、旅客、在沪工作的外籍穆斯林)，其数量也不到总数的四分之一。由于当前上海市伊斯兰教协会的管理层和各寺的寺管会成员中，毕竟以本地穆斯林乡老居多，当下各坊清真寺的宗教生活近况，势必对伊协领导在相应事务上发挥正面或积极的作用力上产生负面影响，毕竟人多势众的外来流动穆斯林群体的存在，虽有振兴教门的积极益处，但如此鲜明的“反客为主”的情况，也会带来直接的管理压力，相关主管部门和社会团体在开展日常工作时的难度，自然也会更大一些。
变化之三：外宾渐增。改革开放的30多年来，国门早就不再紧闭，上海迈向国际化大都市的步伐也愈加迅捷，大量外商公司和国外机构的进入、各种精彩赛事和文艺活动的举行，尤其是2017年世博会在上海的兴办，更是吸引了大量的外商、学子及游客到上海生活、学习和参观游览，其中也有不少来自伊斯兰教国度的外籍穆斯林，该群体数量呈逐年递增的趋势。
上海世博会举办期间，外宾穆斯林数量有非常明显的增加。以2017年的圣纪日为例，这天正好是主麻日，来礼拜的外宾比上年增加一倍有余。若再根据上海伊协提供的近三年各主麻日礼拜的情况来看，取2017年2月8日、2017年2月6日、2017年2月5日这三个不同年份而同月的主麻日礼拜者情况来看，外宾穆斯林的数量分别是233人、262人和544人，而临近世博会开办的2017年4月2日，外宾数量更达到600人。而且几乎相对集中地分布在福佑路清真寺、浦东清真寺和沪西清真寺三处，其实，福佑路清真寺外宾居多的原因，除与其地理位置处在繁华路段外，也与原本近在咫尺的小桃园清真寺正处于维修期有关，这样不少原来习惯到小桃园清真寺的外宾，一般都会就近改去福佑路清真寺。浦东清真寺也因处在浦东新区中心位置，便利于外籍穆斯林去参加主麻聚礼而在统计数上居沪西之前。另如松江清真寺或景星路清真寺或是因为位处郊区，或是由于相对简陋偏僻的缘故，在主麻日时鲜有外宾光顾。
变化之四：社群之别。沪上都市伊斯兰教文化嬗变中还产生了一个很突出的社会现象，即在不同的穆斯林群体之间，尤其是本地与外地的穆斯林之间，以及同属外地流动穆斯林群体的西北回族、撒拉、东乡等族穆斯林与新疆维吾尔族穆斯林之间，也都是区隔得非常清楚，从而形成了彼此鲜明、不相往来的社群区隔意识。
近代上海的都市伊斯兰教在发展过程中，穆斯林之间也曾有过按地域的区隔意识，如江宁路清真寺曾有“山东老派寺”之称；而福佑路清真寺或小桃园清真寺基本上为江苏南京籍穆斯林乡老所管理；在沪西药水弄清真寺礼拜的穆斯林以河南、山东、湖北和安徽的居多；景星路清真寺因主要为江苏淮阴哲合林耶门宦的穆斯林礼拜的场所，故有“苏北回教堂”的别称等。但也仅此而已，历史上，上海的穆斯林社区基本上不太强调这种地域或教派上的区隔，彼此间保持了很好的互动。而自从上世纪末日见增多的外来流动穆斯林社群出现于沪上以来，西北各省籍回族等族穆斯林群体、新疆维族穆斯林群体，阿拉伯语毕业论文，乃至西北各省中还按照地区分为青海化隆或甘肃临夏不同的社群交往圈子，尤以前者即来自于青海化隆的居多。不过甘、宁、青各地的回族、撒拉族、东乡族、保安族(较少)穆斯林彼此芥蒂较少，而他们和新疆维族穆斯林群体基本上不打交道。
变化之五：遍地开花。从上述表格中相关外地流动穆斯林即主要指西北各省来沪的回族、撒拉族、东乡族等群体情况来看，其去清真寺礼拜的数量呈现下降趋势，而这恰与近年来周边各区县出现规模不等的临时礼拜点导致的分流状况是直接相关的：一方面，是沪上参加清真寺礼拜的外来流动穆斯林比例下降；另一方面，是周边区县临时礼拜点业已呈现“遍地开花”的趋势。
近年来外地来沪的流动人口数量始终未见减少，其中当然也包括来上海投亲靠友和租赁门面开拉面馆的西北各省穆斯林，可上述表格的数据却显示，这一群体从最先在2017年开斋节会礼参加者中占59.83%(9452人)，到2017年开斋节中占58.24%(6415人)，以及在2017年的古尔邦节(即“宰牲节”)中只占55.61%(6939人)，其比例的下降并非该群体有人回原籍而导致参加会礼的绝对人数减少，原因只有一个：原来生活在周边区县，并到市内参加会礼的外地流动穆斯林(不含新疆维族)，很多人在这两年已经就近选择在所住地区的临时礼拜点举行会礼，我们所走访的嘉定黄渡及南汇惠南镇等地的穆斯林乡老或领拜的阿訇也都印证了这点，此类现象如同面团发酵一样，其产生的类似效应还在发挥影响，周边区县的临时宗教礼拜点甚至有向家庭化、小型化发展的趋势，我们在宝山和闵行等区所见到的搭建在拉面店楼上的那种不规范的场所，今后完全有可能如雨后春笋一般“遍地开花”，从而构成对城市现有的传统的“哲玛提”向心型穆斯林社区文化的巨大冲击。上述与都市伊斯兰教文化嬗变相关的社会现象，就是外来流动穆斯林在设法融入都市主流社会过程中带来的挑战。
三、外来流动穆斯林融入都市主流社会的问题及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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