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二战之后至抗法独立战争期间，越南避开战火，在中国广西壮族自治区内建立起所谓的“中央学舍区”，以期为独立战争和战后国家建设培养骨干人才。“中央学舍区”从1951年10月1日成立到1958年结束，虽只存在短短几年，但其培养的大批人才，为越南高等教育的奠基和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本文作者通过大量查阅中越两国联合办学的有关历史文献和访谈资料，梳理了中央学舍区学校成立的艰难历程和办学情况，为探讨战争期间或者其他关键时期如何进行教育实践活动提供了生动有趣的例子。而关于中国来说，由于当时刚刚建立新的国家政权，并且面临着抗美援朝战争的严峻形势，其关于越南的援助更彰显了一种大国风范，意义重大。 1951年9月，教师和学生们开始向中国前进，走了十二天山路，终于到达了中国国境。在国境，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士兵迎接了他们，然后用卡车把大家带了回去。180公里的道路一点都不平坦，卡车也大幅度地摇晃，虽说只花了一天时间，但一想到在原始森林徒步前进，越语论文范文，这样的旅程胜过那种折磨，轻松多了。在南宁休息之后，他们再次和士兵们一起朝着心圩走去。 2.高级师范学校 在中央校舍区的另一个高等院校――高级师范学校学习的学生也是从越南各地来到南宁的。其中一个叫做武贵（Vo Quy）的年轻人①在高中毕业后，从1949年起与上述的黎硕勤青年一样在中部河�省的一个叫德寿(Duc tho)的地区教书。武贵的父亲当时是该村的人民委员会主席。1951年，德寿地区的教育局长告诉武贵，作为向北部“高校”入学的候补，选出了包括他在内的四位年轻人。4人在7月末从故乡的村子里出发，徒步朝着北部走了大约一个月。正好又是独立战争期间，白天害怕被法国的军机空袭，只敢夜晚行走，所以花了很长时间。他们从德寿开始，经过清化省寿春(Tho Xuan)、宁平（Ninh Binh）、和平（Hoa Binh）等地，最后到达了宣光。 从各地聚集过来的学生们被告知，这里不是最终目的地，他们还要继续向中国前进。于是，他们再度开始奔赴中国，最后花了一个月的时间，终于徒步到达了国境。他们经过太原（Thai Nguyen），走到邻接国境的谅山（Lang Son），受到人民解放军的迎接。这次的行程也只是在夜间行动，一晚上大约行进三十公里。在漆黑的深夜，一边淋着瓢泼大雨，一边前进确实非常艰难，而且还有被老虎袭击的可能。因此，他们行囊里都背着削得尖尖的竹枪，准备随时对付可能袭击过来的老虎。当时，离宣光四公里的村落里，已经创建了医校。向解放区搬迁的是医科和药科大学。如前所述，基础科学学校的学生在宣光一边开辟原始森林，一边勤奋地学习了三个月，但此时高级师范学校还未成立，武贵等青年们也稍事休整，然后直接奔向南宁。 两所学校正式成立是在到达南宁之后。并且，在宣光的医学学校没有向中国国内转移，直到战争结束之前留在当地，并为抗战培养了很多优秀的医生②。 四、中央学舍区的环境和生活 胡志明的构想是在医学院的附近建立基础科学学校等各种机构。但是，宣光的环境和生活条件太过恶劣，不适于继续学习。而且，暂时留在这里的人们当中，有些是高级干部六七岁的子女。因此，胡志明和中国方面商量，建议在南宁修建一所专门的越南学校。对于在中国国内开设学校的这件事情，中国方面给予直接指示的是刘少奇和陈云。1951年5月20日，刘少奇同志作了批示，“请陈云同志办复。此事为丁同志③多次要求，已答应由他们到广西设立学校，用越文教育，中国帮助。经费由中国解决。”对此，陈云在第二天，就做出了答复：“已嘱由当地审核照发”④。上述年少的干部子女没有继续留在南宁，而被送往桂林，在那里接受初等和中等教育。 中央学校区的全体管理监督班子(Ban giam doc)或者说指导委员会，即校长或副校长等职位中，由武顺儒（Vo Thuan Nho，担任学校校长）、阮扦（Nguyen Xien，基础科学学校・高级师范学校教员）、黎文签(基础科学学校主任）、阮文（Nguyen Van，中央初级・中级师范学校校长）这四名就任⑤。武顺儒是在抗法独立战争期间处于胜败分界线的奠边俯战役中，领导越南军队走向胜利的武元甲将军的弟弟。对于他的学历，据说他是在位于法国殖民地时代的越南中部顺化的最高学府、一所高中学习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为了打倒越南帝国（阮王朝），武顺儒在所谓的越南8月革命中起着积极影响。他就任育才学校校长是越南劳动党书记长所指示的。学校设立的背景是因为抗法战争接近尾声，解放后要推进识字教育实施的呼声越来越强烈。但是，由于在国内实施这项工作还是比较困难，于是开设学校的正式决定记载的是1951年10月1日①。据说，那时候，“胡志明和党的方针就是以拥有爱国主义精神、愿意为人民的解放事业奉献一生的人为对象而派往中国的”②。 结束了从越南过来的长途跋涉，教职员工和学生们到达了南宁市郊外的心圩这个小小的农村地区（现在的南宁市高新区心圩和德村九冬坡）。选择这里的理由是因为，根据越南劳动党的要求，这是一个“为了保证学生们的生活和避免敌机的威胁”的地方，而且，还考虑到“解决粮食和校舍问题。校址要求最好是离越南不太远，交通便利的城郊或乡村，以便有山可以打柴，有水可以洗澡，有些地可以种菜”③。1951年8月，范文同首相为了寻找适合学校设置的候补地区，亲自告知④阮文战（Nguyen Van Chien）和黄伟南（Hoang Vi Nam）两人，要将他们派往中国。在作为候补地区的心圩，没有学校固有的教室，只有村里的庙宇、民房和临时修筑的房屋作为教室或者宿舍来使用。而学校本部和宿舍庙宇是清末民初就保留在村里的祠堂⑤。宿舍睡床为双层，一人睡上层，另一人睡下层⑥。 在准备接收越南教员以及学生的准备工作中，需要大量的经费。中国共产党中央华南分局就此项支出与中央进行商议后，得到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20亿元的最初预算”的支出许可⑦。而且，中共广西省委也针对越南方面提出的“现在只急需吃和住，但医药、办公日用品、学习用品、床铺、衣服（避免特务注意应该换中国衣服）等等，都不能解决”这一要求，提议拨一笔开办费和特别费，学员一律按“包干制⑧”待遇，征得了中共中央的同意⑨。 到达心圩一周之后，设置了临时监督委员会，并在该委员会初次开会时决定，将政治思想教育融入课程中。他们考虑到离开自己的祖国来到中国的学生们思乡心切，不能够很好地集中精力学习，另外，在课外活动中读书活动开展得较多，其内容就是通过书的登场人物的略论，实施革命思想教育，以及和从越南过来的革命战士们进行交流活动⑩。 在心圩，为了保证生活用水，人们必须到两公里以外的地方去挑水。教师和学生每天必做的就是用扁担挑20升的水。每次的饭菜就是面包、馒头和两碗米饭、蔬菜汤、咸菜以及少量的鱼或肉。这与当时越南国内、特别是向南宁出发之前暂时滞留的越北相比，条件已经相当优越了。在越北的时候，两三碗米饭加上蔬菜就是一餐，没有鱼或肉，而且因为法国军队对解放区进行封锁作战，连盐都吃不上。而中国方面提供的食物中，“先不说质量，数量是非常多的”，当时是学生的武贵回忆说。另外，学校还给他们若干的零用钱。并且，中国当局就像对待士兵一样，分给学生们烟草，每年还供给夏装和冬装（蓝色的棉外套），所有经费都由中方负担。关于学生们来说，他们的乐趣就是休息日去南宁市内看电影。这种时候，结队而行的学生们的队伍前后，有20到30名解放军士兵保护着前进。如上所述，因为在当时，有可能受到国民党的残余部队和没落地主的攻击，所以，这也是保护生命的一项方法。而且，据说不仅仅是去南宁的时候，不论去哪里，越南学生们大都是结伴而行①。这之后，心圩因为“建筑物不足，确保饮用水很困难”的理由，在第二年（1952年），向广西省委提出建立新校舍的要求，也得到了中共中央的同意。最后，在南宁市内的现广西大学所在地建造了新的设施，并于1954年进行搬迁。这项工程申请了190亿元②。 五、中央学舍区的授课与学习 进入基础科学学校的学生是108人，高级师范是27人（其中3人是女性）。两所学校共有7名教员③。通常早上8点到9点半之前是第一节课，11点半之前是另外一节课，授课时间比较灵活。中间是午饭和午休时间，下午2点到3点是自习时间，学生们进行实验。南宁的电力不足，学生们晚上都是点着煤油灯学习。授课也是在临时准备的教室中进行④。虽说是室内，但在茅屋的教室里渡过南宁的寒冬，条件也是非常艰苦的。教室里没有桌子和椅子，学生们自己拿着没有靠背的凳子和30�×60�左右的木板，坐在小凳子上，将木板放在膝盖上代替课桌来学习⑤。 虽说物理上的条件比较恶劣，但是，教师们大多数是留学归国者，而且是锐气十足的专家。在基础科学学校所教授的科目是数学、物理、化学，主要使用的是法国或是美国的教科书。例如，物理学所使用的是物理学家黎伟（Levy）教授用法语写的《一般物理学》一书，数学是美国的格兰维尔（Grandville）教授所编写的教科书①或是使用科恩（Cohen）教授所编写的《微积分方程式》②。在以后一些年，由相关人员所编写的《中央育才学校之回忆》③中，有着“在基础科学学校中所使用的资料大都是将中国以及苏联的东西翻译为越南语的教材”这样的阐述。但是，实际上所使用的俄语教材唯有数学练习册（此是在1950到1960年之间，在苏联的后期中等学校所使用的教材）。化学课使用的是教师自己所准备的越南语教材。基础科学学校的教员大多数都是留学法国的经验者，在法国的大学教过书，通晓法语，但是不会俄语。年轻学生的适应力却很强，特别是对于以数字表达的公式为中心的数学，即使是俄语的练习册，学生们也能理解。教科书比较有限，教师根据自己手上的一册教科书用越南语授课，而学生们则采取记笔记的方式听课④。 据在高级师范学校学习过的武贵说，教员们用的是自己有的法语和英语教材来作为生物学的教科书。一年后，学生们希望老师们能使用俄语教材，但两位教师不懂得俄语。另一方面，也因为学生们开始学习俄语，27位高级师范学校的学生们与教员们商量，翻译了俄语教材。在高级师范学校学习之前，越南高中的学生们关于各科教科书都有一定的基础知识，考虑到在苏联的中学广泛使用的教科书在越南也应该派上用场，就将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的教科书进行了翻译。翻译稿递给了教员，翻译完成的教科书在武顺儒校长的指示下拿去印刷，他们回到越南后，在高中授课时还在继续使用。而且，据说教员中一位叫黎可继（Le Kha Ke）的老师使用的还是从俄语翻译成汉语的教材⑤。 另外，学校还实施了实用型教育。教员们将从市内买到的收音机，就其构造和原理对学生进行讲解。讲义的内容和质量，在当时的教科书中，可以说是世界最高水准的。从拥有优秀经历的教师阵容来说，也是水平极高的。后来去中国和苏联留学的基础科学学校的毕业生们，在数学和物理方面的造诣，甚至具有给与自己同年级的苏联和中国的同学讲课的水平。教材使用得并不多，在略论能力的高水平这一点上，据说是培养了超过当时中国或苏联大学水平的学生⑥。 同时，对于教学学习活动本身，在基础科学和高级师范两校中，也没有来自中国方面的干预。到达南宁之后的一周左右，大家只被教了一些非常简单的汉语日常会话，从来没有正式地学习过汉语。 这也是不经意地在中国设立了学校。对于两个学校的教育，完全是按照越南的风格进行的。在中央学舍区内，还设立了除两校以外的初等和中等的各种学校。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的桂林也创建了育才学校，实施了初等和中等教育，这时候就有汉语课，中国的教员也参与授课。 六、基础科学学校・高级师范学校毕业生的成就 基础科学学校毕业生大约30％都成为了大学教育或者是中央各省厅的官员。一方面，高级师范学校的目的就是为后期中等学校培养教员。实际上大多数的毕业生都成为了高中教师，但也有一部分成为了大学教师。1956～1957年创建了综合大学、师范大学、工科大学、农业大学、医科大学等，这些学校的教师大多数是中央学舍区所培训的⑦。 基础科学学校到1954年为止都在进行课程教学。1953年学生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约50％）进行留学准备后，不久就派往了中国、苏联、东德等社会主义国家。剩下的大约半数在心圩继续学习之后于1954年回到了越南①。在基础科学学校毕业之后，去外国大学留学过的人中，举例来说，黎硕勤到了中国武汉大学水利学系留学，1957年回国后，任河内・百科大学的水利学主任。该校是越南模仿法国的巴黎综合理工学院(École polytechnique)在建国初期所创立的。同时，在大学工作的苏联专家也对越南教师给予帮助。黎硕勤与苏联专家用他们都能听懂的法语进行对话，还商量了以水利学为主的众多的科目讲义内容。他1961～1964年间留学苏联，取得学位后，再次回到百科大学授课，从1966年开始，就任高等教育・职业教育部的探讨局长。黎硕勤和同期在武汉大学留学的10人，回国后都被分配到与自己专业相关的工厂、中央部委及大学。其中一人在水利部就职、其他5人在百科大学任教。他们这些留学归国者不单单是担任自己的专业领域课程，还承担其他很多科目的授课②。 对于对基础科学学校的全体毕业生的职业生涯探讨，还没有一份统一的资料。只是，通过追踪一些人后来的成就，能看到该校所发挥的影响而已。例如，担任河内大学物理学系主任的黄芳（Hoang Phuong），他在基础科学学校毕业后，在武汉大学学习水利学；在苏联留学取得学位后，担任河内大学水利建设系主任的武文槽（Vu Van Tao）；在武汉大学学习水利学后，回国担任水利（灌溉）大学校长、灌溉部副大臣的阮文宫（Nguyen Van Cung）；在苏联留学取得学位回国后就任交通大学校长、科学・工学部副大臣的黎贵安（Le Quy An），回国后，担任河内工科大学建设学科主任。此外，还有在苏联留学后取得学位的土木工学大学的校长，担任计划・投资部大臣的杜国�（Do Quoc Sam）。还有回国后在河内大学工作，在苏联留学取得学位后担任河内人民委员会副议长、建设部副大臣的范仕廉（Pham Si Liem）。 高级师范学校1954年第一届毕业生回到越南，成为北部各大学（法科大学、医科大学、文科大学等）的中坚教员。1956年高级师范学校的第二期学生毕业后，也成为了工科大学、师范大学、农业大学的教员③。高级师范院校的毕业生有70～80％都是高校教员。武贵先生就是其中一位，他在故乡的清化高中任教5个月，抗法独立战争胜利一年后，国内开始创设高等师范院校，武贵先生被叫回河内，在教育部工作，承担学校设置的准备工作。学校从1955年开始准备，经历千辛万苦，终于在1956年建立起来了。原本鸟类学专业的武贵先生随着高等师范学校的创设，在学校作为讲师教授生物学，之后担任了系主任职务。在当初成为高校教员的人当中，之后到社会主义国家留学取得学位，开始在大学授课，成为中央部委的大臣、副大臣的人不断增多。武贵先生也是留学组成员，1964年被派往苏联，1966年在莫斯科大学取得学位后回国，在河内大学生物系工作，同时还在高等师范学校、农业大学，甚至在义安省的荣（Vinh）大学任教。在高等师范学校毕业之后当上中央省厅干部的人，包括阮丁慈（Nguyen Dinh Tu，高等教育部大臣）、阮祈（Nguyen Ky，教育部副大臣）、阮璋周（Nguyen Chuong Chau，教育部副大臣）等。 结 语 如上所述，1951年在南宁设置的基础科学学校和高级师范学校中，前者的毕业生是1954年，后者的第一届毕业生是1954年、第二届是1956年毕业的。从那以后，学校也落下帷幕。虽然两校只存在了数年，但如前所述，却培养了众多的人才，为这之后越南的高等教育发展打下了不可或缺的基础。显然，在南宁的学习和诸多的经验促进了毕业生之后的发展。他们中间有不少人继续在海外留学，对各个专业领域进行更进一步的学习深造，这让我们不能不对他们在南宁以后的钻研中所体现出来的影响进行思考。但是，中央学舍区的经验也绝对不能小视。另外，中央学舍区在上述的第一次学制改革中也成为了集中性的实验基地。 中央学舍区在管理运营上，担负着领导工作的四人当中的一人――阮文展在其回忆录中写道：“中央学舍区是特殊的教育基地。这期间，学生和干部都过着集中式的寄宿生活，他们远离国内的生活，还和当地居民之间存在着一定距离。这是一个安静的教育环境，提供了很多方便的条件，对提高教师、学生的教育和探讨效率非常有利。这是一个具备强大科学技术能力的集团，有着较高的政治觉悟，能够平心静气地进行教育工作的群体，他们没有必要为了日常生活的琐事和烦心事到处奔走。因此，那里能取得非常优异的成绩”①。对于为什么在中央学舍区学习的人们能在短期内成为抗法战争和之后和平年代建设事业的中坚力量这一问题，阮文展列举了以下三个主要原因：第一，学校将重点置于政治方面，摆出的是坚决的教育姿态，校区内云集着很多高水平的教员。第二，激发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特别是在选拔人才的时候必须细心小心。第三，自己民族的神圣抗战事业是重要的原动力②。 如同本文所阐明的那样，与越南本土战火不断的艰难情况相比，中央学舍区则处于相对和平的环境中，他们在中国的热情帮助下开展教育工作。越南师生们在前往该区的路途中，遭遇各种辛酸的经历，甚至曾面临生命危险，中央学舍区的宁静让他们体会到和平的价值，并进一步认识到为拯救祖国而努力学习的重大意义。而且，中央学舍区聘请了当时越南国内最高水平的杰出人才，他们从海外带来最先进的知识传授给学生，这对越南后来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中央学舍区的教育实践所拥有的意义毋庸置疑是巨大的，并在高等教育史上理所当然地应该传承下去。而且，在战时乃至危机状况下教育应有的理想状态、或者是这种紧迫的精神状态所带来的教育效果是弛缓的平时教育所不及的。从这一观点来看，它提供了极为引人关注的榜样。 Development of Vietnamese Higher Education Supported by China in the 1950s: the Central School Area Yutaka OTSUKA Abstract: During the anti-French war for independence that followed the World War II, Vietnam avoided the hostilities by establishing the so-called "Central School Area" in the neighboring Chinese Guangxi Province, where it carried out staff training for the war of independence and nation-building during the postwar period. Although the schools existed for only a few yeas from October 1, 1951 until its closure in 1958, many talented people, like glittering stars, emerged from them to form an indispensable base for the subsequent development of Vietnamese higher education.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difficult process of establishment for Central School Area and the school situation, providing interesting examples as to how education should be conducted during periods of war or during other critical times, by using information obtained from the relevant historical documents of joint school management by China and Vietnam, as well as from interviews conducted with those involved. Meanwhile China, in spite of the national crisis posed by the Korean War, which immediately followe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new People's Republic, demonstrated its national pride by providing support for Vietnam. Key words: higher education; support; China; Vietnam （责任编辑 李震声） ①南宁育才学校旧址维修完毕 博览会期间将对外开放[OL]省略/a/20171010/000969.htm.2017-03-17. ②Le Van Giang (chu bien). Lich Su Dai Hoc Va Trung Hong Chuyen Nghiep Viet Nam; Tap I Tu Cach Manag Thang Tam 1945 Den Chien Thang Bien Bien Phu 1954, Vien Nghien Cuu Dai Hoc Va Thch, 1985, p.165. 其他的代表作品是Cong Doan Giao Duc Viet Nam. Cong Doan Giao Duc Viet Nam 45 nam Xay Dung va Phat Trien 1951-1996. Nha Xuat Ban Giao Duc, 1996. ,Phan Minh Hac. Vietnam’s Education, The Cloi Publications,在1998年完全没有对于中央学校校区的论述。 ③日本关于越南教育最初的考证是广木克行的“越南教育改革史”，在亚洲和非洲探讨所编著的《越南（上卷）自然・历史・文化》（水曜社、1978年刊）中，论述了实行抗法战争和将来社会建设的需要。还论述了“据此而成立的是基础科学学校”（同书，164页），但没有对于其地址的论述。他的另一篇论文“民族的独立和教育的创造”《教育》No.271，1971年12月号，国土社，88～99页，有对于“抗法战争期（1945年～54年）的教育和教育运动的论述，但没有言及到当时已经存在的中央学校校区。最近的由近田政博所著的《近代越南高等教育的政策史》（多�出版，2017年刊，越语论文网站，全418页）中，“1951年在中国南宁设立了‘中央学区’（Khu hoc xa trung uong），还在当地设置了几所高等教育机关”，用13行文字分别进行了说明（同书，141页）。 ① 各教育机关累计的在籍者人数如下所示：①基础科学学校（1951～1955年开设一门课程）108人；②高级师范学校1951～1953年27人，1954～1956年80人；③中等师范学校（1951～1956年开设了4门课程）700人；（其中自然科学300人、社会科学400人）；④初级师范学校（1952年的特别课程）120人，（1953～56年开设4门课程）1400人；⑤汉语学校（1952～1956年开设了师范教育等三门课程）280人，（1952～1956年开设了翻译教育三门课程）373人；⑥普通教育（1951～1958年）大约有3000人（其中2000人是越南南部的学生）。此外，在1951～1958年，这些进行儿童・学生教育的干部和教员是150人，除了中国人职员大约是100人（Ban Lien Lac Khu Hoc Xa Trung Uong (ed.) Nho Lai Va Suy Nghi Ve Khu Hoc Xa Trung Uong (1951-1958)，Hanoi，1991，p.34）。 ②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计划财务司编《中国教育成就1949～1983》，人民教育出版社，1984年，136页。 ③木克行“越南教育改革史”的前面刊载书籍，160页。 ④Nguyen Van Huyen (Minister of Education).“General Education in the Democratic Republic of Viet Nam.”General Education in the D.R.V.N.(Vietnamese Studies，No.30)1970，p.8. ①Nguyen Van Huyen(Minister of Education). “General Education in the Democratic Republic of Viet Nam.”General Education in the D.R.V.N.(Vietnamese Studies，No.30)1970， p.8. ②�木.前面刊载论文，163页。 ③“对于南宁市军管会一月的接管工作报告（1950年1月25日）”，广西壮族自治区档案馆编《广西解放》，广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12月，353页。 ④同上，357页。 ⑤根据笔者2017年3月16日在河内对黎硕勤先生进行的访谈。 ①2017年12月25日，笔者在河内对武贵先生进行了访谈。根据武贵“回忆在中央学校校区高级师范学习的岁月”，中国广西壮族自治区档案馆・中国广西壮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编《中越友谊的历史见证――广西南宁育才学校资料选编》（以下略称为《资料选编》，中国档案出版社，2017年，466～468页）。 ② 同上。 ③“丁”是胡志明在抗法战争中与中国方面联系时所用的暗号。 ④“刘少奇、陈云对于越南送儿童来桂学习的批示” （1951年5月20日～21日），前面刊载《资料选编》，3页。 ⑤GS Nguyen Van Chien“Khu Hoc Xa Trung Uong，”Ban Lien Lac Khu Hoc Xa Trung Uong (ed.) Nho Lai Va Suy Nghi Ve Khu Hoc Xa Trung Uong (1951-1958)， Hanoi， 1991，p.21. ①Vo Thuang Nho“Nho Ve Khu Hoc Xa Trung Uong (12/1951-11/1955)， ”ibid. p.5. ②ibid.p.9. ③“中共广西省委对于越南两千名学生来广西学习问题致中央、中南局并罗贵波电”（1951年5月23日），前面刊载《资料选编》，4页。 ④范文同首相认为这项工作是关系到两国关系的重要任务，指示了要“慎重、严肃”地进行。向中国进军是当时联系劳动党和中国共产党的联络员邓文甲（Dang Van Giap）所安排的。他和胡志明一起从法国回国，为了治病，医生陈友阅（Tran Huu Duyet）也同行去中国。前面刊载《资料选编》，388页。 ⑤蒙�昭�《广西教育史志》（第十篇 其它教育），1992年第4期，86页。 ⑥（越南）黄玉钟“学校校区的初期”，前面刊载《资料选编》，450页。 ⑦“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对于越南劳动党中央送儿童来桂学些问题致中央电”以及“中央人民政府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对于越南在广西办儿童学校经费问题致华南分局电”，《资料选编》，4页和5页。根据1953年的货币面额决定1万元＝1元之前的20亿元。 ⑧革命战争时期以及解放初期所实行的对于干部生活待遇的一种制度。指的是除了给每个人提供一定的标准伙食外，还发给大家若干实物或者货币。并且，在集团的饮食标准所设计的“大笼”、“中笼”、“小笼”中，对学生是“大笼”最下级的标准，对干部是“中笼”的标准。阮文展“中央学校校区”，前述《广西南宁育才学校资料选编》，389页。 ⑨“中共广西省委提议拨一笔开办费给越方学校致中央电”（1951年6月2日）以及“中共中央对于同意拨越方学校一笔开支的批复致广西省委电”（1951年6月11日），前面刊载《资料选编》，5页。 ⑩Ban Lien Lac Khu Hoc Xa Trung Uong (ed.)op.cit.pp.6～8. ①2017年12月25日，根据笔者在河内对武贵先生进行的访谈。 ②“中共广西省委对于越南育才学校迁校修建预算的报告”（1952年10月17日）以及“中共中央对于同意拨付越南学校款190亿元的批复”（1951年10月25日），前述《资料选编》，231页。 ③这七名教员包括基础科学学校的主任兼数学教师黎文签、物理学教师魏茹昆嵩和杨仲徘、水文气象学教师阮扦、数学教师阮景全以及只在高等师范学校授课的生物学教师姚文先、植物学教师黎可继。这些教师完成中央学舍区工作回到越南后，为国家建设做出了卓越的成就。如黎文签回国后先后在各个科学机关和政府机构担任要职，后被任命为国立教育・基础科学大学（今天的河内教育大学、河内科学大学、河内国家大学）的校长，创办了两家在越南有代表性的数学专业杂志并担任主编，贡献突出，被授予“三等国家解放勋章”、“一等独立勋章”、“胡志明奖”。魏茹昆嵩回国后积极创办协会和科学专门杂志，后成为国立河内大学第一代校长，直至退休。之后，他就任越南技术・科学联合会的最高干部会委员并担任越南物理学协会会长，是《越南百科全书》的编撰者之一，还编著了大量的现代物理学探讨书籍和高中以及大学的物理学教科书。他还和阮扦教授一起创立了越南地球物理学会，培养了大批优秀的科学家和教师。阮扦回国后在教育界工作，为高等教育基础的确立做出了贡献。他历任社会支援省大臣、社会党书记长、气象厅长官、越南地球委员会及国家技术科学委员会委员长等职，被授予“胡志明勋章”。阮景全回国后留学苏联，取得学位回到越南，先后担任河内教育大学数学科主任、校长，教育部副大臣等职，兼任越南数学会副会长、《数学与青年》杂志主编，被国家授予“一等抵抗勋章”、“一等劳动勋章”、“对年青一代具有巨大贡献的奖牌”、“对教育巨大贡献的奖牌”、“人民教师”等勋章和称号。杨仲徘从南宁回国后被苏联的核探讨所接收。1966年作为副校长创设了太原师范大学，后担任该校校长。南北统一后，他被任命为河内师范大学校长。他是越南统一后由国家科学审议会认定的第一位教授。之后，他担任教育部物理学部门负责人、教育改革委员会议长一职。由于他的功绩，国家授予他“一等劳动奖章”、“二等抵抗勋章”、“人民教师”、“教育部门的劳动英雄”等荣誉与称号。黎可继回国后，先在河内大学任教。后调到越南社会科学探讨所，成为越南语言探讨所的创建人之一。他作为著者、编者、共同执笔者，共编撰了大约24种辞典。其中，《法越辞典》、《越法辞典》、《英越辞典》是他最重要的业绩。2017年，他被授予《英越辞典》的科学技术国家奖。姚文先回国后，先后在科学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大学（现在统一为河内国家大学）、河内医科大学执教。他还历任西太平洋水产综合探讨中心、哺乳动物探讨国际委员会名誉会长、苏联的探讨动物协会（ITG）名誉会员等，曾在巴黎大学、金边大学、马达加斯加的安塔那那利佛大学担任客座教授。由于他的功绩，国家授予其“人民教师”、“胡志明奖”等称号和表彰。 ④一位学生回顾说，教室是学生自己用竹子编的骨架，用芭茅修葺的屋顶（黄玉钟，前面刊载论文）。 ⑤2017年3月16日，笔者在河内对黎硕勤进行的访谈。 ①William・Anthony・Granville从1895年起15年间任耶鲁大学的数学教授。1897年，被大学授予学位，以在美国广泛使用的《微积分诸要素（Elements of the Differential and Integral Calculus）》为代表，出版了很多数学教科书。在南宁，这些都被使用着。 ②认为是 Abraham Cohen，An Elementary Treatise on Different Equations，University of Michigan Library，1906。 ③Ban Lien Lac Khu Hoc Xa Trung Uong (ed.)op.cit.p.16. ④前面刊载，对黎硕勤先生进行的访谈。 ⑤前面刊载，对武贵先生进行的访谈。 ⑥前面刊载，对黎硕勤先生进行的访谈。他在中国和苏联留学，与各国当时的大学教育水平比较是可能的。 ⑦ GS Nguyen Van Chien，op.cit.p.14.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