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月，有印度媒体报道，印度在越南胡志明市建立的卫星追踪和成像中心即将启用，印度计划将之与其设立在印度尼西亚的另一监测站互联，以追踪并接收印度卫星数据。有专家认为，凭借在东南亚地区尤其是在越南设立的监测站，印度可以监视中国在南海的军事行动。实际上，通过考察近年来印度与越南关系的发展不难看出，越南已经成为印度“东向行动政策”的重要地区合作伙伴，而将防务安全合作作为切入点，则反映了两国在新的地区环境下彼此战略需求上升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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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外战略彼此借重
　　自2017年11月莫迪第一次提出将“东向政策”升级为“东向行动政策”以来，印度的“东向行动政策”不仅体现为政策覆盖地域范围的进一步拓展和政策实施路径的持续深化，更体现为印度在外交、经济、军事和文化等多领域积极推进这一政策。在积极实施“东向政策”的过程中，印度有选择、有重点、有区别地发展与亚太国家之间的关系，明确提出“东向行动政策”的“支柱国家”概念。东盟地区始终是印度“东向”的核心，随着政策的升级，印度将东南亚国家划分为重要性不同的“支柱”。目前，在“东向行动政策”框架下，越南是“意义重大”的支柱，新加坡是“关键”支柱，泰国是“重要”支柱。自莫迪政府上任以来，印度的总统、外交部长、议会人民院议长和国家安全顾问都访问了越南。这些高级别访问说明莫迪政府对越南的重视程度前所未有。
　　自1986年实行革新开放以来，越南对外政策经历了持续调整和发展，随着“全方位和多元化”外交政策的逐步确立和积极实施，越南逐渐形成了大国优先、邻国优先、传统友好国家优先的三优先政策。大国外交成为越南全方位外交的重中之重。作为其传统友好国家，印度是南亚地区的强国，也是国际舞台上的重要平衡力量，自然成为越南“西看”需要借重的力量。
　　在印度“东向”与越南“西看”的合力下，两国关系迅速升温。2003年5月，印越签署《全面合作框架联合宣言》，规划了未来15年两国在高层交往、多边合作、反恐、经济、科技、人力资源和人文等领域全面合作的九点计划，尤为重要的是，越南明确支持印度争取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努力，支持印度加强同亚太地区的经济联系，而印度则支持越南在东盟的各种活动中发挥重要影响。2017年7月，两国签署《战略伙伴关系联合宣言》，决定通过建立新的战略伙伴关系强化两国在多领域的合作，强调双边安全与防务合作的重要性。目前，印度与越南在政治上高度互信，双边高层互访频繁，经济关系稳步提升，形成了外长级联合委员会会议机制、外交秘书级外交磋商与战略对话机制以及年度安全对话机制等。随着双边合作机制化发展，印越战略伙伴关系内涵逐渐得到充实。
　　防务与安全合作成为双边战略伙伴关系的重要支柱
　　印越安全合作起步早，发展快，机制化程度不断提高。双方防务与安全合作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但这一时期的安全合作极为有限，多为军事代表团的互访。1994年9月，两国签署“防务合作协议”，但这只限于印度的国防院校为越南军官提供有限的培训及一定的装备维修服务。不过，两国也开始了防务安全合作协议的谈判。2000年3月，时任印度国防部长费尔南德斯访越，两国正式签署了“防务合作协定”。协定的重点包括两国防长间的定期会议机制化、两国海军与海岸警卫队间的演习、印对越空军飞行员的培训、战略威胁认知和智力的共享等。2003年5月，两国启动了国防部门的机制化磋商。2017年7月，两国同意建立副部级战略对话等。自2017年11月两国签署“防务合作谅解备忘录”以来，双边防务合作进入了加速发展的新阶段。截至2017年1月，印越已经举行了九次安全对话。 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2017年10月27～29日，越南总理阮晋勇赴印访问，进一步深化了两国战略伙伴关系。
　　从人员培训到防务装备出口，印度致力于帮助越南建设军事能力。莫迪总理在2017年10月会见到访的越南总理阮晋勇时表示，印度要帮助越南加强军力实现国防现代化。目前，两国除继续加强在军事人员交流培训与武器备件供应等传统领域的合作外，印度对越南武器出口、情报分享与海洋安全成为当下双边安全合作的新亮点。自1976年以来，印度为越南提供了多笔信贷额度，总额超过1.65亿美元，其中，2017年11月越共总书记阮富仲访问新德里期间，印度决定给予越南1亿美元的信贷额度用于采购印度制造的舰船，两国签署了“相互保护机密信息交流协议”。2017年5月，印越签署《2017～2020年印越国防合作共同愿景声明》，同意扩大海上安全合作和军事训练活动。此外，印度在越南设立监测站、两国联合发射卫星以及寻求在火箭和导弹领域的合作等，越南语论文，表明两国在空间技术领域的合作也取得了显著进展。
　　目前，在双边层面，越南已经成为印度海军东出印度洋和辐射西太平洋的跳板，而印度帮助越南建设军事能力也满足了越南军事现代化需求。两国领导人明确表示，防务与安全合作是两国战略伙伴关系的重要支柱。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印度莫迪政府表现出进一步加强与越南安全关系的强烈意愿，而越南也对与印度的安全合作持高度信任的态度。在多边层面，美日印开展了“马拉巴尔”等多边军事演习或训练，印度参与地区以及海上通道安全保障的决心与日俱增，在这一背景下，印度深化与从东非至东南亚的国家间的安全合作，提出“钻石项链”战略以突破所谓中国针对印度的“珍珠链战略”，试图通过三边或小多边安全机制的协调，致力于增进其安全利益的地区安全框架建设。
　　多因素推动，“中国因素”明显但并非唯一
　　在中国出台并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后，国际社会普遍认为中国的对外战略更为积极主动，越南语论文，有些略论人士甚至认为中国实力上升已经导致中国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战略自我中心主义”，那些对中国抱有意识形态偏见的西方国家和与中国有领土领海争端的邻国对中国的疑虑加重。中国与印越两国有领土或领海争端，这作用了中越和中印的战略互信;而印越之间不存在历史遗留问题，加之两国传统友好，在中国实力上升和对外作用拓展的背景下，印越相互提升对方在己方对外战略中的地位，有助于减轻来自中国的战略压力。然而，笔者认为将印越战略互动完全归因于中国并不客观。
　　印越战略上相互借重仍是主因。越南是中南半岛综合实力较强的国家，其地理位置、人口规模、经济发展和军事力量等注定了越南成为印度“东向”框架内“意义重大”的支柱。在双边层面，通过深化安全合作，印度实现了在亚太地区尤其是南海周边的军事存在，越南则在南海航行自由以及解决领海争端等议题国际化上取得了一定回报。在多边层面，两国在多边舞台上的相互支持始终是两国战略合作的重要内容。随着美日等国加大对印度与越南的拉拢力度，印越借力加速靠拢，希望分享战略协调的红利。
　　经济伙伴关系是印越战略伙伴关系的重要构成部分，加强经贸与投资合作也是两国的战略目标。印越在经济和投资领域有合作潜力，两国曾设定双边贸易额到2017年达到70亿美元和2020年达到150亿美元的阶段性目标，并将旅游、纺织服装、制药和农业列为促进贸易增长的重要领域。目前，印度是越南前十大贸易伙伴之一，对越投资存量约为5.3亿美元，而越南则是印度第28位贸易伙伴。在地区维度，越南是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参与国、柬老缅越（CLMV）合作框架重要成员、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GMS）参与方，这对印度增强与东南亚地区的经贸联系以及支持美国“印太经济走廊”愿景有现实意义。尤为重要的是，中印越三国间彼此战略互信不对等，印度借与越南经济合作的途径参与南海油气勘探不仅是外交牌，也是战略牌，在显著提升与越双边政治互信的同时，对中可在一定程度上形成外交钳制与战略牵制。
　　印越安全合作深化以及战略伙伴关系的形成与发展，是对亚太地区安全环境与经济发展态势变化的适应性调整。总体而言，印越战略伙伴关系是一种全方位的合作伙伴关系，建立在高度政治互信基础上的彼此战略借重是印越关系的重要特征。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探讨院副探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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