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中越关系；隔阂；全面合作
外语论文网 www.waiyulw.com
中图分类号：D81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9-9166（2017）029(C)-0073-03
引言：中越交邻，恩恩怨怨，千年之久。中国与越南有着密切的历史渊源，历史上中国文化对越南有较深的作用。在中越两国漫长的社会发展中，两国人民往来不断，建立了十分密切的经济、政治文化联系。本文着重研讨50年代中越建交以来，两国政治经济复杂关系的演变。这段时期中越关系从“同志加兄弟”到“不共戴天的仇敌”，以致兵戎相见，在20世纪后期经历对抗和对峙十余年后，于1991年11月实现关系正常化。当前，在中越两国高层领导频繁互访推动下，双边关系逐步发展，不断提升，从传统睦邻友好，到全面合作战略伙伴，总体上沿着登高望远、全面合作、互利共赢的方向演变。
一、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中越关系的演变
越南战争时期，中国与越南民主共和国在共同反抗西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斗争中曾经建立起紧密合作的同盟关系，到60年代中，“同志加兄弟”之观念已深深扎根于两国政府和人民的脑海中。然而，一旦战争结束，中越“恩深、义重、情长”的关系却迅速演变成“不共戴天的仇敌”，甚至兵戎相见。为何发生如此之骤变？从越南一方来说，是因为中国“背叛越南”；而中国方面认为，是缘于越南“推行地区霸权主义”，大多数普通中国人则更愿意归咎于越南的忘恩负义。在当年中越交恶中，这些观点和言论显然是非理性、非客观的。
1965―1968年中越两党之间“同志加兄弟”的关系出现了越来越大的裂痕。裂痕的产生是几种因素相互影响的一个结果：首先是社会主义国家援越抗美格局的变化。美国在越南逐步升级和扩大战争规模后，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开始直接介入援越抗美斗争，改变了1954年7月日内瓦会议以后中国为主、苏联为辅的“国际分工”，更改变了1964年赫鲁晓夫时期苏联从越南“脱身”而中国几乎成为北越唯一支持者的局面。在此变化中，中国深切怀疑苏联的意图，认为修正主义的苏联不仅会跟美国串通一气破坏越南革命，而且对中国别有用心，因此要求北越提防苏联。但北越则不以为然，否认中国对于苏联会出卖越南利益的说法。与此相关联的是，苏联直接介入越南战争，不能不使北越更深度地卷入到中苏两条路线斗争和国家对立的旋涡中。除了意识形态分歧外，越南在现实的抗美战争中对苏联军事和经济援助的依赖不断加强。北越迫切需要苏联先进的防空武器装备和技术以对付美国铺天盖地的轰炸行动，而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又能够及时地提供“坚实而有效的”援助。相比之下，由于“文革”动乱，中国的经济建设基本上处于停顿状态，尽管中国仍源源不断地向越南提供物资支援，但在经济困难的条件下，中国实际上靠“勒紧裤腰带”来实现无条件的援助。这些援助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越来越不能满足越南抗美战争的巨大需求。当中国领导人不断向北越领导人强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时，这无疑招致北越领导人的反感。中国“文革”后，一批批来自北方的红卫兵不断偷越国境闯入越南，满腔热忱地声言要参加援越抗美斗争，要在越南“打出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发生了来自江西和云南的红卫兵越过边界到越南境内“闹革命”的事件。这引起北越政府的极大不满，视之为对越南主权的侵犯，并把红卫兵看成“洪水猛兽”。
尽管如此，1965―1968年中越在抗美斗争的紧密合作并没有受到明显的作用。然而，1968―1972年，中越关系却发生了某种根本性变化。1968年，中苏关系进一步恶化，苏联已被中国定性为“社会帝国主义”。在中国看来，周边国际安全环境明显地呈现出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对中国进行南北合围的恶劣态势，而苏联具有比美帝国主义更危险的趋势。与此同时，中国国内的“文革”运动继续如火如荼地开展，“极左”浪潮不但严重扰乱国内政治经济秩序．而且还破坏中国的对外关系，导致中国外交上的孤立。1968年被认为是“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最疏远的一年”。可以说，此时中国面临着国内外“战争与革命”的巨大双重压力。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领导人更关注的是如何因应一系列重大的威胁，北越的“路线问题”虽然重要，但也并非举足轻重。从1969年初到70年代初，中越关系迅速掉入低谷。从中国方面来看，中国领导层内在“悉从尊便”的精神指导下对援越已产生消极的看法，越南语毕业论文，又受到“极左”思潮的作用，一些想法和建议更是伤害中越关系。直至1970年3―5月，由于柬埔寨问题的凸现，中越关系才真正有了某种改善的转机。之所以出现转机，最主要的是因为中国软化了对北越的强硬态度，特别是在北越外交和谈上的立场开始发生了微妙的转变。
然而两个月后，由于中美关系出现了突破性发展，基辛格秘密访华并且与中国领导人商定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使修复不久的中越关系从此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由于中越两国国家安全利益的不对称性及关注点的异同，北越固然不能理解中国需要做出国际战略的适时调整。这一次北越对华采取了强硬的态度。从北越一方来看，一直主张坚决战斗的中国突然与“兄弟的敌人”握手言和，首先在心理上就是对北越抗美斗争信念的一个沉重打击，况且北越站在民族主义的立场上怀疑中国强调大国利益时必然要损害小国利益。中国的“联美制苏”也使北越此时真正认识到中苏分裂不仅仅是路线斗争问题，而是已发展到国家间不可逆转的敌对问题，由此确认中苏两大社会主义国家团结已渺无希望。对北越来说，这是一种遗憾，更是一种愤恨。北越一直认为，是中国不愿意与社会主义阵营保持团结和一致，眼下中国还进一步转向“联美”，这将削弱社会主义国家对美帝国主义的威慑力量，从而让美国侵略者更肆无忌惮地、更猛烈地进攻越南人民抗美武装力量。至此，北越对中国的敌对心理大概已基本形成，只是越南革命尚未成功，还不得不维持表面上的中越友好关系。而中国为了证明其一贯支持越南抗美救国战争的真心实意，在政治和军事的援助上表现得比前一段时期更加积极努力，但实际上已经于事无补。
1975年实现南北统一前后，随着中、美、苏三角战略关系和印支地区形势的变动，黎笋主导下的越南逐渐改变了过去奉行的中苏平衡外交战略，转而实行了投靠苏联“一边倒”的外交政策。20世纪70年代中期，中越之间的矛盾分歧日益公开。此后，两国关系迅速恶化。1978年12月25日，越南大举出兵束埔寨。越南占领金边并随即扶植起以韩桑林为首的“柬埔寨人民共和国”，并不断在中国边境地区挑衅，中越矛盾和冲突很快达到顶点。1979年2月17日，中国对越自卫反击、保卫边疆的战事爆发。中国于当年3月份宣布从越南边境地区撤军后，边境形势和两国关系也并未能立即缓和。整个80年代，中越之间的对峙依然存在，两国虽未断绝外交关系，但各方面的正常交往基本中断，中越两国双边冲突涉及政治、经济、外交、文化等各个层面，范围较广，作用甚深。中国出于国际战略、地缘政治关系和印支地区格局变动的考虑，也把反对和抑制越南“地区霸权主义”作为对越外交的首位目标，通过对越南的“教训”之战，牵制越南在柬埔寨的军事和政治活动；通过有限的对越工作和多边外交途径，反对苏联全球霸权战略和越南地区霸权主义，促进越南领导层改变对外策略，推动国际社会特别是美国、苏联向越南施压，促使其尽早从柬撤军。这是70年代末和80年代中国对越外交策略的基本取向。
二、90年代以来中越关系全面发展
随着20世纪80年代后期内部因素和外部环境的变化，越南官方对待中国的态度开始发生转变。1991年8月10日，中越两国副外长同时声明，宣布从即日起恢复两国之间的经济、贸易、交通、邮电等关系。北京会晤后，两国了联合公报，双方表示将在和平共处五项准则的基础上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并根据党际交往四项准则即“独立自主，完全平等，相互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恢复中越两党的正常关系。双方还签订了贸易协定和处理两国边境事务的临时协定。从冷战后期以来中越关系的发展演变看，越南在恢复中越睦邻友好关系的行动上采取了积极主动的姿态，在对华政策的方向和内容上做出了重大调整。中国也适应自身周边外交战略的需要，把握有利时机，调整了对越关系。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日益凸显。在邓小平新时期外交战略思想的指导下，中国集中精力发展经济，越语论文范文，努力维护和平稳定的国际和周边环境，尤其把与周边近邻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置于重要位置。对越关系是中国周边外交的一部分，体现中国总体外交的理念与实践。正常化以来，中越关系从传统的睦邻友好，逐步走向全面合作，呈现出一以贯之的连续性和平稳发展趋势。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问的合作交往不断深化、内涵丰富，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保持高层互访，以密切的政治交往推动两国的关系从恢复传统睦邻友好的较低层面发展到“长期稳定，面向未来，睦邻友好，全面合作”的较高层面，为中越关系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002年2月，江泽民访越，对16字方针作了进一步阐述，指出发展中越关系，相互信任是基础，长期稳定是前提，睦邻友好是保障，全面合作是纽带，共同发展是目标。江总书记提出的中越两国要做“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好伙伴”，已成为指导近年两国关系发展的“四好”精神。2017年11月，胡锦涛访越进一步阐述了“四好”精神的深刻内涵，指出中越两国和两国人民要永做“睦邻友好的好邻居、相互信赖的好朋友、志同道合的好同志、真诚合作的好伙伴”，并在越南国会演讲提出中越两国“山水相连、文化相通、理想相同、命运相关”，引起强烈共鸣。时隔一年之后，2017年11月，胡锦涛再次访越并出席在河内召开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会议。这两次访问对目前中越关系的发展已经并将继续产生重大作用。
第二，根据平等互利、注重实效、优势互补、形式多样、共同发展的准则，中越两国不断加强和扩大双边的经贸、科技合作，推进经贸和科技合作关系不断发展。具体表现在：一是发挥大企业主渠道影响，扩大大宗商品贸易，推动双边贸易额的持续稳定增长；二是两国积极鼓励发展外向型经济，鼓励相互投资，为越南公司和中国公司提供有利条件；三是按照双方达成的《边境贸易协定》，加强边境地区和边贸市场的协调管理发展和规范边境贸易；四是在信息、生物、农业、渔业、财政金融、交通运输、旅游观光、环境保护等领域开展交流与合作。经贸关系是正常化以来中越双边关系的主要内容，经贸交流为两国关系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
第三，伴随政治关系和经贸合作关系的不断发展，中越两国在其他领域、其他层面的交往也不断增多，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一是为发展和推动双边的友好合作关系，中越两国鼓励各方面、各地方积极进行各层次、各领域的交往。近年来，两国注重推进青少年之间的友好交流，每年双方互访团组达上百个，通过平等交往，增进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间的了解与互信，增进合作与友谊。二是不断推进文化、教育、体育、新闻等领域和科研机构的交流与合作。仅从留学生交流的数量看，2002―2017年来华越南留学生为5842人，至2017年近7000人，在各国排名前五名之内。中国赴越研习者也有2000余人。三是注重扩大传统安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加强在预防和打击各种跨国犯罪方面的合作。四是逐步开展军事领域的合作。通过多层次、多领域的军事交往，增进了解与互信。
第四，经过长期的不懈努力，中越双方妥善解决了陆地边界和北部湾海上边界划分的问题。1999年底，中越两国陆地边界谈判取得重大突破，正式签署了陆地边界条约。2000年7月，该条约正式生效。双方勘界立碑工作进展也较为顺利，据越南资料：截至2017年9月，中越陆地边界需树立界碑1532座，现972座界碑的位置已确定，824座已树立完成。在一些容易引起争议的问题上，双方达成相互谅解和一致认识。台湾问题一直是中越双边交往中不可忽视的重大准则问题。在中越联合的有关文件中，越南一再申明，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越南只与台湾保持非官方的经济贸易往来，不与台湾发展官方关系。中越两国还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开展合作，加强在联合国、亚欧会议、亚太经合组织、中国一东盟、东盟一中日韩、东亚峰会、东盟地区论坛、大湄公河次区域等多边框架下的协调与配合，共同致力于维护和促进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通过中国与越南共同的努力，越南已成为2017―2017年任期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
从总体考察，正常化20余年来中越关系的发展具有几个明显的特征：一是双边关系转变的根本性，化干为玉帛，从抗衡对峙到睦邻友好、全面合作、平等互利，服务于各自改革和革新开放事业的现实需要，顺应了各自经济建设的根本要求。二是双边关系定位的战略性，适应地缘政治关系的变化，在国际上社会主义事业遭受严重曲折的情况下，中越双方把保持睦邻友好关系置于战略高度，既有利于社会主义实践的探究，又顺应中越关系发展历史的主流和趋势。三是双边关系发展的稳定性，两国关系在正常化基础上，平稳推进、全面发展，从睦邻友好、平等互利，逐步提升到长期稳定、全面合作的层面。四是越南对华政策某种程度上的利己性。越南为维护和争取相对优势和较多实际利益，有时也会对其政策作出一些微调，特别是在发展与中国经贸关系的具体政策层面和涉及领土主权争端策略上，表现更为明显。
中越睦邻友好与全面合作，是面向新世纪、面向长远未来的战略抉择。从可以预见的一定时期考察，中越关系继续保持睦邻友好，走向进一步的全面合作有着坚实的基础。21世纪中越关系不断发展，其整体趋势已经并将会继续呈现出几个明显特征：一是顺应和平与发展世界潮流的战略性，睦邻友好、全面合作是双方的长远战略考虑和利益需求；二是参与国际关系博弈过程中根本利益的兼容性，无论是在多边还是双边层面上，双方的根本利益都是兼容的，而非利益零和；三是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非可逆性，顺应两千余年中越人民友好交往史的主流，中越睦邻友好与全面合作不可逆转；四是谋求发展、双赢互利的互补性，睦邻友好全面合作带来的是互补互惠，双方获利，有助于双方发展目标的实现；五是面对共同压力，坚持政治方向的一致性，两国都在探究有各自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可以为世界上的社会主义事业和第三世界的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作者简介：曾婷，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国际关系专业，08在职探讨生。
参考文献：
[1]古小松.越南的社会主义[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张青.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中越关系正常化的前前后后[J].东南亚纵横,2002.
[3]古小松.2017越南国情报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
[4]于向东.中越关系的特征与发展趋势[J].东南亚纵横,2003.
[5]于向东.越南与大国关系的若干动向[J].东南亚探讨,200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