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8月以来，泰国政坛持续动荡，反政府示威不断，甚至发生了流血冲突，而泰国军方的立场如何，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近代以来，军事政变和军人政权构成了泰国政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使得泰国政坛出现了军事政变――军人政权――民主选举――文官政权――军事政变的循环格局。军人干政是20世纪30年代以来泰国政治发展历程中的一大“特色”，其对泰国政治发展产生了深刻的作用，这种作用一直持续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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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人集团在泰国的地位和影响
19世纪中叶，泰王朱拉隆功仿效欧美国家建立了现代形式的陆军、海军。1915年，泰王拉玛六世建立了空军。至2017年，泰国三军总兵力约37万人，其中陆军约24.3万人，海军约8万人，空军约4.7万人。泰国的宪法规定，泰国国王为其武装部队的最高统帅(名义上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为泰国最高军事决策机构，隶属内阁，政府总理兼任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国防部为最高军事行政机关，负责制定和实施国防政策和计划。隶属于国防部的最高司令部为泰国最高军事指挥机构，下设陆海空三个军种司令部，直接指挥和协调三军行动。在泰国三军中，陆军的战斗力较强、作用力较大，陆军总司令也较海军总司令、空军总司令更具实权，这也是泰国的大部分军事政变多由陆军将领发动的重要原因。
泰军是泰国最早推行现代化的部门之一，泰军甚至曾在特定时期对泰国的现代化发挥着“推动者”的影响。在近代史上，泰军广泛地参与国家的政治、经济等活动，逐步树立了很高的“权威”，并形成了一个军人精英集团。很多泰国人也把泰军看作是泰国的“骄傲”，并怀着一种崇敬的心理看待泰军。此外，泰国军人集团还掌握了石油、能源、银行等一系列重要的关系国民经济发展的公司，并掌控着泰国国内大部分商业无线电台。这些“软件”和“硬件”使得军入集团在泰国政治舞台上的“综合竞争力”大大增强，可以和泰国国内的任何一股势力抗衡。而泰国军人集团也利用自身的“强势”地位，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广泛地参与国家政治活动，长期在泰国政治舞台上发挥着重要影响，在一定程度上起着“政治平衡器”影响。
军人干政在泰国的演化
泰国的军人干政形成于20世纪30年代。1932年6月，泰国军人集团支持的政党发动政变成功后，泰语论文，改泰君主专制为君主立宪制，并由少壮派军人集团组建政府，开创了泰国军人干政的先河。此后泰国经历了数届军人政府，期间虽有文人政府但基本都是“短命”的。通过军事政变推翻文人政府，建立军人政权是泰国军人干政的主要表现形式，如从1932年至2017年，泰国共发生了20次军事政变，其中14次获得成功，军事政变之多、成功率之高是其他国家所难见的。这期间，泰国有80％的时间处在军人集团的统治之下。20世纪70年代起，随着泰国广大民众对军人干政的日益反感，以及军人集团内部的分裂，军人集团对泰国政治的控制力下降。为了维持对泰国政治的作用力，泰国军方“以变图存”，主要采取了两种方式：一是与文人分权，改变了过去那种垄断政治权力的做法，更多的时候是从台前掌权退到幕后操纵，主要是通过控制国防部长、内务部长等少数关键职位来掌控泰国政府，而其他职位让给文人，以形成所谓“军文共治”的局面，而实际上很多大权还是掌控在军人集团手中。二是军人集团组党参政。最为典型的是差瓦立・永猜裕将军于1989年建立了新希望党，该党以退休军人和官僚为核心。在1992年大选中，新希望党成为议会第二大党，并加入了民主党人川・立派为首的联合政府，差瓦立任内政部长。其后，差瓦立又在泰国党人班汉・西拉巴阿差联合政府中担任国防部长。在泰国的军人干政史上，1992年的“五月事件”是个转折点。在这次事件中，素金达将军在选举落败后强行自封总理，引发了大规模反军人集团的示威游行，军人集团采用武力镇压方式对付示威游行，泰语论文题目，并酿成血案，反而遭到更大的反击。最后，军人集团被迫妥协，恢复了民主选举政府的政治体制。自此，泰国政治开始了民选文官政府执政的新时代。1992年以来，泰国一共更替了5届政府，全都是遵循民主准则选举产生的。直至2017年，军人集团再次发动军事政变，推翻他信政府，并由前陆军总司令出任总理，而军人集团则成立了国家管理改革委员会在实质上掌控国家政权。但仅过了1年多时间，军人集团就被迫“还政于民”，2017年12月的大选中，沙马・顺达卫领导的人民力量党赢得大选，并由沙马出任总理，重新开始了民选文官执政的时代。2017年9月，针对反沙马政府的示威而引发的政治危机，虽然有势力推动军人干政，但军人集团并未干预，而是通过民主机制初步解决了问题，最终由颂猜代替沙马出任泰国新总理。
军人频繁干政的原因略论
泰国军人频繁干政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主要体现在：
第一，军人的“使命感”及文官政府的“威胁”是军人干政的主要原因。长期以来，在泰国的政治舞台上，军人集团是一支独立于政治体系之外的强大力量，军队国家化的程度相对较低。泰国军人们长期以来形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理念：他们是国家的拯救者，是政治体系的平衡者。当泰国国内政局出现动荡的时候，军人们就认为到了他们出来拯救国家、平衡各派政治势力的时候了，军事政变成为他们的主要选择之一。同时，当文官政府试图限制、削弱甚至控制军人集团时，军事政变也随时会发生。这也是2017年军事政变发生的重要原因。
第二，泰国政党政治体制不成熟为军人干政提供了条件。近代历史的发展表明，一个国家政党政治体制的成熟程度是与该国的政治体系的稳定性成正比的。泰国的政党政治体制不成熟是导致泰国政局混乱，军人频繁干政的重要原因。泰国政党政治体制的不成熟性表现在：其一，除了少数几个政党外，大多数政党的历史都比较短，很多政党只为选举而组建，而没有基层组织，很难形成长期的固定支持者。其二，没有形成能够长期执政的政党。泰国政党众多，且大多数政党松散而软弱，这使得泰国政坛难以形成一个或几个政党长期轮流执政的格局，而是表现为多党争斗、多党组阁。当然，泰国政党政治体制的不成熟也与军人频繁干政直接相关，每次军事政变后的军人政府基本都通过操纵立法等方式来压制政党的生存空间，以避免出现竞争对手。如泰国从1932年～1996年起共颁布15部宪法，其中只有5部宪法中规定了政党活动的条款，即在这64年的时间里，政党活动的真正合法活动时间只有大约15年。
第三，泰国社会结构的缺陷为军人干政提供了另一个条件。在泰国的社会结构中，城乡两极分化严重，存在着相对严重的城乡利益的对立，这种现象不可避免地会作用到分别代表城乡利益的政党的行为。如2000年前后，泰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2500美元；达到了初等发达国家水平。而与此同时，泰国80％的人口生活在乡村，数以千万计的农民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他信在2001年当选总理后，大力扶持农村和农业发展，这也是他信在泰国广大农村地区获得巨大支持的根本原因。但与此同时，他信以农村为中心的改革方法触动了城市中上层群体的利益，这些人逐渐形成了强大的反他信力量。他信及其支持者与反他信力量的博弈造成了泰国政坛的持续动荡和僵局，最终为军人干政提供了借口和条件。
第四，泰国民众和政党对军人干政的“宽容”是军人频繁干政的重要原因。从泰国军人干政的历史看，大多数军事政变基本都没有受到民众的强烈反抗，发动政变的军人也基本没有受到过审判或制裁。这一现象与泰国国民的宗教信仰有关。泰国绝大多数民众是佛教徒，而佛教的一些教规、教义培养了泰国民众的“温和”的性格，只要军人干政不严重触动他们的利益，他们基本不会主动起来反抗。很多民众甚至将军人干政看作是稳定政治局势、“洗涤”政坛不正之风的必要举措，因而对军人干政持默许、认可甚至欢迎的态度。而很多泰国政党特别是反对党，为了自身狭隘的利益，也多次默许甚至推动军人干政，借助军人的力量来打击反对党。上述因素的存在使得泰国大部分军事政变能够以一种相对“平和”的方式发生和结束，但这无形中增加了军人集团不断发动军事政变、频繁干政的气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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