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国自去年底开始的动荡危机至今已持续半年有余，伤亡逾800人。今年5月7日，宪法法院判决总理英拉和其他九名阁员渎职、违宪，将其解职。副总理兼商务部长尼瓦探隆继任临时总理。5月8日，反贪污委员会认定英拉和临时政府官员在“政府高价向农民收购大米而导致亏空数十亿美元”的事件中渎职，提请上议院弹劾这些官员并禁止其参政五年。英拉下台导致泰国政争风暴愈演愈烈，陷入更大危机。素贴领导的反政府示威者和支持政府的“红衫军”同时示威。两派示威者怒火相向，街头暴力频发。英拉下台后十天内，仅街头示威者便死伤30余人。
外语论文网 www.waiyulw.com
八年难止之动荡怪圈
不仅是素贴要求临时政府下台，代理上议长素拉猜5月16日与70名议员开会后也建议临时政府为国家走出危机而下台。他指出上议院正在寻求宪法法院支持，必要时准备建立一个新的能够正常运转的临时政府并任命新的无党派总理。然而，“红衫军”领导人称，如果反对派或上议院任命新临时政府，将引发“内战”，因为“红衫军”将武力抗争。更有消息表明“红衫军”早就在曼谷囤积武器，因此目前九成以上的泰国民众担心示威者爆发大规模暴力冲突，发生“城市之战”。
其实，此轮动荡只是过去八年来泰国频繁动荡、民主之乱迭起的一个缩影。20世纪泰国军人频繁政变的历史姑且不谈，仅仅在过去的八年，泰国共发生五轮政治动荡：2017年、2017年、2017年、2017年、2017年，每轮动荡都持续数月乃至半年，总理则换了七个：他信、素拉育、沙马、颂猜、阿披实、英拉、尼瓦探隆。其中，他信派总理占了五个，反他信派总理仅两个：素拉育和阿披实。这些总理均命运多舛，多位不得“善终”：他信（2001年2月～2017年9月在任）被军事政变推翻，至今流亡海外；素拉育是军方扶持的临时总理（2017年10月～2017年1月在任），干了一年多，下台后就扯上了非法占地的官司；沙马（2017年1月～同年9月在任）、颂猜（2017年9月～同年12月在任）、英拉（2017年8月～2017年5月在任）则因为涉及弊案先后被宪法法院解职，宪法法院六年内解职三个总理的现象在泰国民主发展史以及世界民主发展史上都极为罕见；阿披实2017年底是被军方强推上台的，未经过大选，一直到2017年8月下台，长期遭遇“红衫军”的抗议，卸任后也是官司缠身。泰国民主乱局的表现不仅仅是走马灯似地换总理，更体现在几乎从未消停过的街头示威，过去八年，街头流血冲突中的伤亡者竟有五六千之众。泰国人温文尔雅的良好形象正在被混乱和流血冲突所取代。
泰国民主运作缘何进入死胡同？
泰国乱局根源并非“疾在腠理”，而是“病入膏肓”，换言之，是无法通过换总理或举行大选来解决的。泰国之乱长期化意味着民主机制运作陷入困局，原因复杂且多元。
第一，社会分裂之困。两大势力长期斗争的根源在于社会贫富分化和阶层对立。他信、英拉代表着占全国人口七成的北部、东北部的农民和城市贫民的利益，他们享有很少的政经权益和社会福利。而反对派主要由曼谷及其周边城市的政商学界精英组成，占全国人口的三成，却曾长期把持政权、占有全国绝大部分经济和社会资源。日益觉醒的草根阶层要求曼谷精英阶层分权让利给他们，要求社会权益平等，这为后者所不容。值得指出的是，他信派领导的草根阶层与曼谷精英、传统权贵集团之间的博弈，具有重要而深远的社会政治意义。力图借助一人一票选举制度产生的巨大政治力量压制住提倡议员和官员任命制的权贵们，这种追求政治平等化、平民化的行为，对泰国的民主化和整个政治生态变化格外重要。但是，这个历史进步过程是缓慢的、曲折的，社会代价亦十分高昂。
第二，权力多元之困。正常的民主机制下，民选的议会和政府应该是国家权力核心，但泰国权力架构并非如此，而是畸形且多元的。在泰国，根据2017年宪法，民选政府和议会十分弱势，不仅严重受制于非民选的国家机器，甚至经常被后者推翻。凌驾于政府的主要机构是被曼谷精英控制的军队和宪法法院，而这些非民选机构近年来沦为曼谷精英派用来搞垮他信政府的政治斗争工具。军队独立于民选政府、频频干政，政府只能看军队脸色行事。
2017年将民选的他信政府推翻，就是因为他信向军队安插亲信，企图控制军队。当时，他信领导的泰爱泰党占77%的下议院席位，他信也是唯一连选连任的民选总理，民望很高，但几小时内便被军队政变驱逐。2017年，军队强推反他信的民主党领袖阿披实，此人仅经过议会投票就出任总理，这被他信派指责为“未经过大选而执政”的违法行为，但阿披实在军方支持下居然就担任了两年半的泰国总理。2017年7月大选前，军队还曾试图阻止他信妹妹英拉当选，但因为英拉民意高企不便再次军事政变而作罢。
在赤裸裸的军事政变饱受诟病的情况下，宪法法院的“司法政变”开始频频上场，其近七年来主要查办、审判了他信和英拉派的弊案，搪塞或驳回了对民主党的控诉，先后解职了三位他信派总理，两次解散他信派政党，禁止他信妹夫颂猜及他信派政党100多位骨干五年内参政，完全沦为“拉一方、打一方”的政治斗争工具。
军队和法院频繁干政，推翻民选政府和总理，是对泰国政坛矛盾的火上浇油。若想理顺民选机构官员与军队、司法机构的关系，就需要修宪，泰语论文范文，这是他信派政府2017年、2017年、2017年多次推动之事，但结果则是他信派政府和总理被军队屡屡驱逐。一言以蔽之：体制不顺，权力多元，民主运作必乱。
第三，政治腐败、法治松弛、全社会缺乏民主素养之困。泰国历任政府均有严重贪污事件发生，内阁官员大多想方设法为己方选区、家族公司牟利。他信执政时，泰语专业论文，家族公司资产暴增，2017年法院曾没收其非法所得14亿美元。据泰国商会的探讨报告称，阿披实政府执政两年半，官员总贪腐金额近百亿美元，尽管阿披实本人清廉。因此，民众经常以政府腐败为由上街。
由于泰国法治松弛，违法成本低，整个社会上至政客、政党下至百姓和街头组织，均缺乏基本的民主素养与遵纪守法意识，人们动辄就采取街头示威来逼政府下台，而挑头闹事者却经常逍遥法外。素贴就曾公然领导示威者占领多个政府大楼，用示威阻止警察抓捕他，阻挠合法大选。近几年，泰国政坛斗争完全脱离了大选、议会等民主轨道，形成恶性循环。朝野对立双方动用选举、街头示威与流血冲突、枪击爆炸、暗杀、军事政变、司法政变等各种合法、非法手段，目标就是夺权或保权。 第四，政客自私、好斗、拒绝妥协之困。21世纪泰国政坛的几位“大佬”――他信、沙马、“红衫军”领导人乍都蓬，以及反他信阵营的阿披实、素贴，前“黄衫军”（去年因内部矛盾而解散）领导人林明达等政客和街头示威领袖，均为了己方私利而变得十分好斗，拒绝妥协。一派执政后，就将对方“往死里整”。他信执政时试图搞垮传统权力阶层，独霸政坛：拉拢王储，分裂王室；在军中安插亲信，力控军权；改革官僚体制，强化总理权威，导致其他政党、权贵、中产阶级等曼谷既得利益集团利益大减，民主党更是议席大减，乃至面临生死存亡之忧。他信流亡后，仍遥控旗下人马与反他信派对着干。他指挥己方人马参选总理，指挥己方政府推动修宪和《特赦法案》，以为其脱罪、回国参政铺路，鼓动“红衫军”多次上街逼宫阿披实政府。他信的目的是让该派长期主导政坛。而反他信派也毫不示弱，针锋相对。军队2017年发动政变推翻他信，逼其流亡他乡至今。阿披实政府吊销他信的泰国护照，对其发出国际通缉令，而林明达领导的“黄衫军”、素贴领导的“人民民主改革委员会”示威者则发起了对他信、英拉派政府的多轮攻击，力图将他信势力从泰国政坛上赶尽杀绝，欲驱逐他信家族人马离开泰国。由于政坛“大佬”们斗个不停，互不妥协，导致泰国政坛陷入了“此方执政、彼方上街”的恶性动荡怪圈。
泰国危机走势与民主路径选择
现在，泰国最为紧迫也是难以解决的危机是：2月大选被反对派示威搅黄后，临时政府推动的将于7月20日举行的新大选极可能因反政府示威者阻挠、破坏而再度泡汤。目前，朝野双方就新大选和政改谁先谁后的问题争执不下，两派政改方案逆向而行。这导致危机难用民主机制和规则来解决。
总理尼瓦探隆主张尽快举行新大选，以此来解决当前危机，然后再推进政治改革。其举措的实质是让己方的为泰党凭借大量草根选票支持而再度胜选，进而执政，然后由新政府主导政改。该派的政改主张是强化选票和民选机构的力量，如推动上议员全部直选，扩大民选政府的权力，以让本派长期主导政坛。而反对派深知因为支持者少而无法赢得大选，主张先推选临时总理和政府（非大选方式），用一年或更长时间先推进政改、再进行大选。其核心目的是增加议会、政府、司法等机构中的任命制议员或官员的比重，压制选票力量，将政治规则修改到让他信、英拉一派无法通过大选上台的程度，以让人数较少的曼谷精英阶层把持政权。显然，政改涉及两派你死我活的利益争夺，争执不下，危机难止。
笔者认为，泰国危机到了一个乱到极点、乃至可能出现某个拐点的时刻了。“红衫军”称将开始壮大示威声势。而素贴则暗示他领导的示威可能向极端方向发展。如果局势继续动荡，大规模流血冲突上演，文人们还不能解决危机，军人发动政变来平息危局的可能性就会上升。最有实权的陆军司令巴育5月15日表示，如果暴力继续，军队将出动，在曼谷实施最高安全级别方法――宵禁以维持秩序。这是军方半年多以来最强硬的表态。但军事政变将触发新乱局，“红衫军”称，素贴领导的反政府示威者就是想搞乱局面，逼迫军方政变，但“红衫军”将以更大规模的示威回击政变。
民主、非民主的手段均难以促使国家走出危机，泰国正在迈向“失败国家”的深渊。泰国知名学者立琦指出，泰国民主制度已经走入死胡同，因为它未给大多数人带来利益。
泰国民主要走上良性发展之路，必须要进行彻底的改革。第一，稳定是民主机制正常运作的第一前提，当前各派谈判、和解乃是国家由乱到治的必由之路。第二，各派必须协同理性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找出各派能够接受的利益和规则的最大公约数，制定出令各方接受的新政治规则和运作模式，才能保证日后的大选顺利举行，政府正常施政，并实现民主准则之下的有序政府更迭。第三，未来几十年的新政府，都必须将平衡各阶层利益分配作为施政的核心任务，逐渐消除阶层对抗的根源。第四，若干权力行为体角色需要重塑。政府和官员不能上台就贪，而应廉洁自律。军队必须走职业化道路，专注于国防事务，接受文官政府的领导。宪法法院等司法机构要回归“中立”本性，实现司法独立与公正，不再成为政治斗争工具，而要成为维护正常民主秩序的保障。第五，提高全民的民主与法治素养，改变其动辄就上街的恶习。
（作者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探讨院南亚东南亚及大洋洲探讨所孟加拉湾探讨室主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