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亚洲金融危机和美国次贷危机之后，泰国进行了两次以减税为主调的税制改革，其最直接的作用是扶持激活了中小企业；使私人投资成为公共投资之外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促进了泰国税收征管信息化，提高了税收征管的效率。但泰国两次税改也存在着目标和规划不长远；没有真正起到促进普遍社会公平的职能；单一的税改对提振经济影响有限等问题。本文对此进行了略论，以期为新兴经济体充分认识自身对经济的宏观调控能力，加强宏观经济改革应与区域化协调，促进区域经济及自身的共同发展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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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泰国 亚洲金融危机 美国次贷危机税收制度
泰国税收的基本法学制度，是由泰国国民议会制定并于1938年3月31日颁布实施至今的《泰王国税法典》（简称《税法典》）。该法典分别对所得税、增值税、特定商业税和印花税等作了规定。从1938年至1961年，期间该法典曾根据需要对个别条款进行过修改，变化不大。1961年，泰国政府制定了第一个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强调工业发展并实行进口替代策略，税收制度也根据新的形势和发展而进行了变更和调整，不过泰国税制框架仍无大的调整。但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2017年的美国次贷危机给泰国的经济带来了极大的冲击，泰国政府通过各种宏观经济政策来刺激本国的经济，其中税收政策是重要方法之一。探寻泰国两次税改的内容和税改给泰国经济带来的积极影响，以及由此呈现的问题，有助于我们改革和完善自己的税收制度，推动经济稳定繁荣发展。
一、亚洲金融危机引发的泰国税制变革
（一）税收政策从增税向减税转变 1997年7月，亚洲金融危机之初，泰语论文题目，泰国政府以浮动利率取代一揽子汇率体系，并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寻求资金和技术上的帮助，因此，泰国的税制改革是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设定的框架内进行的，其核心内容在于开放国内市场，减少政府对民族工业的保护，以增税为基调，同时结合了部分“降”的税制改革。根据要求，泰国政府将增值税税率由原先的7%提高到10%（增值税制度从1992年1月1日起开始实施，取代了旧的商业税制度，增值税成为其最重要的商业税）；提高了石油、啤酒等的消费税税率，规定每升汽油增收1株，啤酒增收3%；同时，为了减少进口，泰国还提高了皮革服装、汽车等的关税税率，其中对进口汽车增收80%的关税，比原先翻了一番。但这些政策并没有让泰国经济走出困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条件下的税收政策失效，反而使整个泰国经济陷入了更深的衰退之中。1999年3月，泰国政府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达成协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泰国提供援助，其中包括扩大财政赤字和减税政策。随后泰国政府推出了政府支出与减税政策，这标志着泰国开始调转其税收政策方向，正式实行减税计划。各税种的具体改革方法：（1）降低公司所得税以帮助国内公司度过难关。泰国公司所得税为30%，与亚洲其他国家相比，税率较高。亚洲金融危机后，泰国公司不管在融资还是产品市场份额方面都受到沉重打击，泰国政府为了帮助国内公司度过危机和吸引国外直接投资，降低了公司所得税。从1998年开始，泰国政府为了鼓励公司进行债务重组，免除重组公司的所得税，同时还免除了3.3%的特别商业税及增值税。为了支持上市企业并鼓励本国优秀公司上市，增加国内资本市场的活力，泰国政府规定，从2001年9月至2017年9月，将在泰国股票市场上市企业的公司所得税降为25%；将在另类投资市场上市公司的公司所得税降为20%。为了减轻中小企业的负担，扶持中小企业发展，泰国政府规定，在2004年1月1日以后的纳税年度，按净利润的高低对中小企业征收不同的公司所得税，净利润在100万泰铢以下的公司征收的所得税由原来的20%降为15%；净利润在100万-300万泰铢之间的公司征收25%的所得税；净利润在300万泰铢以上的公司征收30%的所得税。（2）大幅度提高个人所得税免征额。从2003年以后，泰国政府的财政政策由原来的以刺激经济和增加政府支出为重心开始转向通过降低税收负担来推动私人部门经济发展。泰国政府宣布从2003年1月开始，将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由5万泰铢提高到10万泰铢，在泰国大约有68%的人口年收入低于10万泰铢，这就意味着有三分二的泰国人将享受免征所得税的优惠政策。（3）通过降低增值税税率、调整增值税的具体征收规则以刺激经济。为了刺激国内经济发展，泰国政府于1999年3月把增值税税率从10%降到7%，2001年以后，泰国政府曾4次设定时间表要将增值税恢复到10%，但因担心过高的税率会作用刚刚开始恢复的经济，所以一直没有实行；2017年10月，泰国政府颁布了皇家法令，决定将7%的增值税税率延长至2017年9月，此后又延长到2017年。此外，对不同公司制定不同的退税或减免办法，以达到产业扶持的目的。泰国财政部于2002年修改了增值税的具体征收规则，主要出口创汇部门，每个月如果超过了应纳税额，纳税人可以要求以现金的形式退税，或者以税收抵免的形式延续到以后的月份。通过调整增值税的具体征收规则来扶持出口创汇部门，使得泰国的制造商在使用当地的原材料时，可以迅速、便捷的得到退税。（4）通过调整关税促进东盟各国之间的贸易往来。为了降低生产成本，提高本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泰国政府降低了原材料和中间产品的进口关税税率，同时提高了一些奢侈品的关税水平。最惠国平均关税从1999年的17.1%降到2004年的12%。其中，制造业和农产品的关税税率下降幅度较大，制造业关税税率从1999年的14.6%降到2004年的11.7%，农产品关税税率从1999年的32.1%降到2004年的22.17%。为了促进东盟各国之间的贸易往来，提高东盟各成员国公司竞争力，实现资源共享、完善工业体系，作为东盟的创始国之一，泰国关于东盟国家的优惠关税下降了许多。至2003年止，泰国和东盟成员国的贸易有60%的税号商品关税税率为零，根据1996年东盟成员国制定的《东盟工业合作计划》，截止2017年该《计划》中涉及的产品全部免除关税，到2017年泰国对东盟成员国贸易的所有税号商品将全为零关税。
（二）税收征管体制的改革亚洲金融危机促使泰国政府不断改革其税收征管体制。为了减少逃税行为，建立了纳税大户办公室，提高对大额纳税人的管理力度，纳税大户办公室所监管的纳税人，其纳税总额达到了全国增值税和所得税收入的70%。2001年泰国税务厅率先对增值税实行电子化，纳税人只要在税务厅的网站上填写表格，填完后系统会自动计算所要缴纳的税额，到2003年底对大部分税种实行了电子化征税。泰国税务厅重组了在外的办事处网络，2002年泰国税务厅建立了专门负责监管电子税务的电子网络机构，这个机构分为两个部分，一个负责征税，一个负责监管；同时还成立了税务审计中心，对国内外的税务审计人员进行认证。此外，泰国税务厅还改进征税程序，加大征税力度，从严做好税务审计过程，推进税务厅、海关厅和国货税厅的信息共享。
二、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泰国税制变革
（一）采取多重减税方法（1）对公司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进行了一系列调整。公司所得税方面，公司应税收入不超过120万泰铢的可以免征所得税；实收资本不超过500万泰铢的公司，其净利润中的15万泰铢可免征公司所得税，其他仍执行亚洲金融危机时的降税政策。为了支持上市企业并鼓励本国优秀公司上市，泰语论文，泰国政府规定，2017年3月后在泰国股市上市公司的公司所得税降为25%；2017年3月前上市公司，对其净利润中的3亿泰铢所征收的公司所得税为25%；2017年1月至2017年12月申请在另类投资市场上市并在2017年12月前成功上市的公司，公司所得税降为20%；所有优惠政策期限均为3年。个人所得税方面的方法除了将起征额从年收入10万泰铢提高到15万泰铢外，还将个人保险费用减免额从5万泰铢提高到10万泰铢、退休养老基金减免额从30万泰铢提高到50万泰铢、有残疾父母或儿童的家庭其个税可减免3万泰铢。（2）采取各项方法调减房地产税。为了促使土地改革，发挥土地影响，增加房产交易，同时带来税收增加，2017年12月泰国内政会议同意延长刺激房地产业的减税方法，将2017年3月到期的优惠方法，延长1年至2017年3月；方法还包括把特种商业税从3.3%下调至0.1%，不动产过户、抵押手续费降至0.01%，希望借此刺激房地产复苏。（3）引入土地税、遗产税等新税种。据不完全统计，2017年泰国排前20%高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是后20%低收入群体的12.9倍，远远高于东亚大部分国家。泰国税收政策办公室认为引入土地税和遗产税，可以让贫富阶层之间的收入分配更加公平。2017年4月，泰国内阁通过土地及建筑物税法草案，迈开了引入新税种的重要一步。
（二）加强税收征管体制的改革 亚洲金融危机后，泰国税务厅虽通过建立纳税大户办公室和税收支付电子化系统提高了税收征管效率，但在税收征管中仍存在部分企业通过修改会计报表来避税、信息资源共享有限等问题有待改善。美国次贷危机后，泰国政府建立了新的纳税和处罚制度来约束纳税人，加大对逃税者的打击力度，使其正确履行纳税义务，提高纳税人的纳税遵从度。此外，还加快了税收信息系统的整合，越来越多地利用信息技术，进行税务登记、纳税申报、税款征收、税务审计的收集存储检索等。
三、泰国两次税制变革的积极作用
（一）拉动国内经济增长，促进社会公平分配1998年泰国GDP增长率为-10.8%，2000年至2017年GDP年均增长率一直保持在5%左右，其中2003年达到7%。随着经济的恢复，从2001年到2017年泰国的各项税收收入都有所提高，政府在危机后实行的一系列减税政策取得一定成效，并且从2001年开始，泰国的财政赤字开始逐年低于政府所制定的财政预算，最终在2003年实现财政盈余。另一方面，税改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会公平分配。受益于泰国个人所得税的改革，2003年，泰国政府向国会递交的一份报告中强调了其经济政策成效，个人所得税改革使国内贫富收入差距同比之前两年下降了3.7%，穷人的利益得到了保护，在调节收入公平分配方面发挥一定的影响。
（二）促使中小企业渡过了危机 亚洲金融危机后，一部分灵活性强、经营管理先进、高技术产业的中小企业在泰国政府积极扶持下，不仅经受住危机的考验，还拓展了业务。2000年，泰国中小企业数发展到40万家，占公司总数的94%，并且创造了全国62%的就业机会、60%的制造业产值、47%的经济增加值和40%的出口额，到2004年泰国的中小企业已占全部公司的99.5%，2004年生产总值占到GDP的38.1%。同时公司所得税收入也比其他税种增长快，1998年，公司所得税收入占全部税收收入的13.43%，到2017年提升到了28%。
（三）促进私人投资成为总体经济发展的推动力投资是泰国GDP中的第二大部分，固定资产投资进一步细分为私人投资和公共投资两部分。其中公共投资占比重大，私人投资的比重维持在15%以下。1998年后，泰国的减税方法使中小企业普遍渡过了危机，私人投资一路攀升。到2017年，泰国私人投资占GDP的比重达到17.6%。但此后又反复波动，2017年至2017年分别为17.4%、16.7%、16.8%。但美国次贷危机的作用扩散到东南亚后，加上泰国政局的动荡不安，投资者的投资信心遭受严重打击，私人投资从2017年第二季度开始持续下降，第四季度同比萎缩1.3%。2017年第一季度，泰国私人投资同比下降12.8%，占GDP比重跌至15%。在此境况下，泰国政府继续采取各种刺激经济的方法，减税加上国内紧张的政局也出现了趋向缓和的信号，2017年第四季度GDP首季出现增幅，私人投资和消费呈现恢复性增长。特别是房地产领域，房地产商利用政府下调过户手续费等刺激政策，促进房地产的快速销售，使2017年第一季度泰国私人投资增长到了15.8%。泰国和中国成为了次贷危机后全球率先走出低谷，经济开始回温的经济体。从另一个角度看，也就是通过各种（刺激房地产业的）减税方法，使得泰国的私人投资逐渐成为经济发展的稳定推动力。
（四）促进税收征管信息化，提高税收征管效率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税收征管由税务机关征收为主逐步转向纳税人自主申报与税务机关监控相结合的模式。重视加强基本税收信息库的建设，建立纳税人收入信息、征信体系，并将税务厅、国货税厅及海关厅三个征税单位的系统联网，实现信息共享，同时逐步扩大纳税人自主申报的比例，降低征税成本，融洽征纳关系，形成和谐的征管体制。另一方面，随着经济实力的提高，税收征管转向更多地依靠信息技术。建立纳税大户办公室及税收支付电子化系统，在全国范围内实现地区间信息资源共享，不仅简化了税制、填补了税收漏洞，使纳税人拖欠税款的情况大大减少。这些方法显著提高了税收征管效率，推进了税收信息化进程，使其更好地发挥税收的职能影响。
四、泰国两次税制变革存在的问题及启示
（一）税改应有长远目标和规划而非应急式 泰国的税收制度长期以来基本保持不变，但并非表明泰国经济、社会始终保持着稳定繁荣和发展的趋势。二十世纪全球政治、经济、文化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经济全球化使泰国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泰王国”。国家要发展，其经济政策也就要紧跟时代的步伐，随着经济环境的变化而更新。因此，税收制度应处于动态中，要不断变革，以适应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这种变革是主动的，是自身的完善。泰国两次税改仅仅是危机来临时，被迫采取的临时救急方法，显然这不是泰国经济融入全球经济后税制的自我调整，不是我们所说的制度完善。要适应经济市场化的取向，真正为本国经济发展提供一个健康安全的社会环境，政府在税收制度的变革时，必须要有宏观规划，要目标长远。应通过不断完善税制，建立起适应本国需要，有利于环境保护、节约资源、可持续发展的税收体系，来促进泰国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实现。
（二）税改并未真正起到促进社会公平的影响 泰国的两次税改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公平，但这种重新分配其实只是在上层或大小资本、公司主之间进行的。两次税改都以减税为基本方法，目的是促进私人投资，挽救中小企业，并没有惠及普通民众特别是最底层人民。另外的增税或增加税种，反倒是对广大普通民众的再剥夺。事实上，从金融危机到次贷危机整十年时间里，泰国的贫富分化状态并没有改变，相反泰国阶层之间的差距还在拉大：“在泰国6300余万的人口中，其中约70%属于农民和城市草根阶层，以中产阶级、知识阶层以及地方世袭领主为代表的中上阶层约占了人口的30%。中上阶层虽然在人数上占少数，但控制的财富在泰国的经济中处于绝对支配地位。”因此在经济发展中应当起到合理调节分配，促进共同富裕的税收制度及其改革并未真正发挥影响。
（三）单一税改对提振经济的影响有限，新兴经济体对经济的宏观调控能力趋于削弱 美国次贷危机的作用，加之泰国国内政局动荡，严重作用了泰国的制造业和出口产业。虽然泰国政府再次采用了减税的方法，但2017年以来GDP增速逐季好转的良好趋势还是被彻底打乱。（图1）显示，泰国GDP增速从2017年的4.8%缩减至2017年的2.6%，特别是2017第四季度更是增速为-4.8%；2017年GDP增速为-2.6%。减税不但对GDP增长的推动影响逐步减弱，还造成了财政赤字上升。减税政策让泰国政府1年损失400亿泰铢的财政收入，使原本就较为困难的财政形势更加严峻，财政赤字也大幅攀升，财政赤字的比例由2017年的-1.6%上升到2017年的-4.0%，使政府很难有额外的资金用于经济刺激和经济恢复。因此，泰国作为小型且较为开放的经济体，经济前景受全球经济和金融环境的作用较大，再次减税的经济刺激计划关于国内经济增长拉动影响是有限的。金融危机和次贷危机使泰国经济在十年里两次频临崩溃，即使采用一揽子宏观经济改革方法（包括税制改革），也无较大改观，泰国自己的学者已经认识到，其实泰国并未直接受到2017年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危害，而只是受到了间接作用。但泰国经济的生产结构已发生了这样的改变，它对世界产出的波动非常敏感。这是泰国经济日渐受外部（尤其是西方）的作用和控制，自身调控能力不断弱化。而这种积弱局面的根子，则是由于象泰国这样的“新兴经济体”在融入一体化的全球经济时，“传统意义的国家”不再存在，失去了经济自主权，国际大资本可以长驱直入。美国次贷危机的后果还在持续发酵、深化和扩散。泰国两次税改的结果值得进一步探讨，而它的意义更有待深入挖掘和思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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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肖立国、陈斌：《论泰国政局动荡的原因及其启示》，《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17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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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梁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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