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种观念上的异同,导致泰国政治舞台犹如“大集市”,各方都要寻求展示自己的机会,从而决定泰国政争长期难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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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泰国,人们的第一印象是平和的僧侣带着温和的微笑,这是一个佛缘很深的国家,很少暴力｡然而自2017年以来,泰国却深陷政争乱局,社会不稳,经济下滑,政府更迭｡2017年10月7日,泰国警方与反政府组织人民民主联盟(民盟)更是发生了流血冲突,造成2人死亡,400余人受伤｡截至10月16日,军方领导人已多次敦促刚刚上台不久的颂猜总理下台,世界各国对泰国政局可能再次生变的担心也在上升｡
乱局频现
自上世纪90时代以来,泰国已多次出现乱局｡1992年,以前曼谷市长占隆为首,由学生和知识分子为主要成员的革新派举行街头示威,要求政府开放民主､实行改革,遭到以素金达为首的军人政府武力镇压,导致发生震惊内外的“五月流血事件”｡事件激起泰国内部和国际舆论强烈反弹,最终国王出面干预,军方被迫下台｡此后,泰国进入议会制快速发展期,军方走向幕后,政党政治活跃,社会走向开放,私企发展迅速,形成“各方割据､彼此制衡”的格局,国王成为平衡各方势力的道德权威｡
2017年,泰国爆发大规模的“反他信”危机,并引发军事政变,导致乱局再生｡引起这次动乱的原因要追溯到1997年金融危机｡当时,泰国经济遭到沉重打击,但以“电信大亨”他信为代表的一批新兴资本集团成为泰国恢复信心和寻找发展新动力的“英雄”｡他们头脑灵活､善于利用各种社会资源､懂管理､重效率,同时也使用了诸如收买政客､暗箱操作､偷逃税款等手段,很快打败竞争对手,完成原始资本积累并迅速扩张壮大｡例如,短时间内将总资产由2001年他信上台初的12.5亿美元扩充至2017年的近100亿美元,而竞争对手则备受打击｡他信创建的泰爱泰党在2017年大选后全盛时期一举占据议会2/3多数席位,他信主导的强议会､强政府不断获得垄断性利益,严重损害王室､军队､地方势力､中小政党和中产阶级的利益,成为众矢之的｡各失势集团在反对他信“专权谋私卖国”､“图谋废除君主制”等旗帜号召下,汇集成“人民民主联盟”(民盟),以华裔媒体大亨林明达退出他信阵营为导火索,形成反他信潮流,导致全面对抗和升级｡在国王默许下,军方最终于2017年9月21日发动政变,将他信推翻｡这一时期泰国政局的总特点是“一党独大､他信独强､利益失衡”｡
今年5月以来,泰国再陷“反他信乱局”且此次动荡来势凶猛,大有超过前年之势｡2017年军事政变后,反他信势力解散他信的“泰爱泰党”,制定新宪法,起诉他信贪污受贿,决意将他信势力彻底清除出政坛｡但经过一年的清算,以沙马为领导的亲他信势力“人民力量党”却在2017年底大选中依靠占多数的农民支持再度执政｡沙马就任总理后,迅速迎接他信回国,宣布恢复他信时期的经济政策,并提出修宪案,试图为他信开脱罪责｡民盟遂于5月25日发起数万人反政府示威,8月26日更直接使用暴力冲击国家电视台､财政部等政府部门并占领总理府｡沙马宣布“逮捕示威领导人”､“国家紧急状态”和“全民公决”,均未能化解危局｡9月9日,宪法法院以“非法兼职谋利”为由判沙马违宪､解职｡他信妹夫颂猜继任总理,试图缓和局势,但发生“10•7”警民严重流血冲突后,军方公开敦促政府下台,颂猜本人､其妻及人民力量党均深陷舞弊案指控,可能被判有罪,民盟则坚持抗争到底,政坛仍难走出乱局｡
转型期矛盾诱发“失调”
社会转型期经济竞争恶性膨胀,导致各利益集团矛盾尖锐,是引发乱局的重要原因｡上世纪90年代以来,少数大财团利用政治资源､内线交易､行业专营权､优先对外并购权和偷逃税款等办法,大量获利并迅速成长,控制国家经济命脉,而中小企业和普通民众则并未获得多少实际利益｡如1998年金融危机期间,大部分中小企业损失惨重,而前总理他信等家族旗下的大集团则趁机壮大｡近年国际油价上涨､粮食紧缺､金融动荡,泰中下层再受冲击｡另外,泰人均GDP已达3400美元,正在进入城市化快速发展期和矛盾凸显期,近年来的物价上涨,失业率上升,工资缩水,市民生活压力增大,加剧了民怨｡而他信政府为拉取农民选票,大力推行惠农政策,忽视城市发展,引起城市居民不满｡反他信运动领导人､民盟领导人林明达曾经是他信的盟友,后因利益关系最终反目成仇,成为反他信最为坚决的代表人物之一｡
民主化进程过快导致严重脱离国情,政坛腐败严重,是引发乱局的又一重要原因｡泰国于1992年走上多党制和议会大选“快车道”,特别是1997年通过的宪法,向民主化迈出重要步伐｡但泰国基层选民和政党并不成熟,无法适应快速的民主化进程,在经济利益的冲击下,势必造成人性扭曲,贪腐严重,贿选成风,民主变味｡泰国不少选民只要政客许以好处,就投其赞成票,而并不看重其政策主张的好坏｡不少政客也就投其所好,公开或变相许以资金或物质“奖励”｡他信政府在2017年大选期间甚至将选票充作“抽奖奖券”,不少民众并没有感觉不妥｡在这样的政治氛围作用下,无论是执政党还是在野党,均无法保持真正的廉洁｡
现代化转型期泰国社会各种思想纷繁芜杂､相互冲撞,是导致社会失序､派系失和的主要原因｡各阶层和利益集团观点各异,彼此拉开距离,导致国家陷入“失和”局面｡以他信家族为代表的一部分新兴资本集团主张走政治民主化､经济自由化的革新道路,并通过惠民政策,得到占人口近70%的广大农村民众的支持,使人口优势和票选制成为其制胜法宝｡但以民主党､民盟､司法官僚､城市中产阶级和地方势力等为主的保守派势力则持截然相反的理念,其中民主党主张走“议会制衡”的“机制内斗争道路”;民盟则主张走“街头政治”的“机制外抗争路线”;军队则挟泰王之威不断以“监护者”姿态敲打政府,威慑各派别尤其是他信势力;司法官僚则频频以贪污､舞弊罪案调查和审判为“抓手”,采取“抓辫子”､“打闷棍”等手法打击革新派及腐败政客,显示司法系统的“存在及作用”;王室虽总体上保持超脱和中立,但由于中上层利益具有一致性,常不自觉地倾向于保守一方｡种种观念上的异同,导致泰国政治舞台犹如“大集市”,各方都要寻求展示自己的机会,从而使泰国政争长期难平｡
此外,泰国独特的政治文化也加重了乱局的频发｡战后的泰国虽经历了数十年的发展变迁,但依然保有较强的封建宗族和“庇护制”色彩,宗亲､同乡､上下级间形成较强的依附关系,而处于“金字塔顶”的国王则带有“神性”,受到国民的顶礼膜拜｡泰国民众绝大多数都信奉小乘佛教,笃信“处高位者乃前生修来,应予尊崇”,“无欲无求,自我修炼”,这些均赋予他们独特的宗教人格和传统习惯,与西方社会倡导的“平等竞争､尊重民意､个人至上”等价值观出入较大｡然而,泰国自1992年以来所加速推动的政治改革却并未充分考虑到本国特点,而是照搬西式代议制和票决制,导致现有政体与传统文化出现明显的背离乃至冲突:政府虽然号称“民选”,但仍需要金钱开路,依靠利益摆平;文人政府不敢得罪国王和军方,否则就有可能被推翻｡他信执政初期尚对泰王和军队有所顾忌,但在执政后期却权力欲膨胀,试图挟下层“民意”挑战旧权威,终致被逐｡作为其依靠力量的广大农民处于社会下层,除了选举之时体现优势外,并不能左右政局｡
值得注意的是,泰国乱局在亚洲地区具有一定普遍性｡东南亚的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缅甸,南亚的巴基斯坦､尼泊尔,东北亚的韩国､蒙古国等均面临政治民主化与经济全球化的挑战,社会进入矛盾凸显期和争斗多发期｡不少国家在这一时期暴露出民主化推进过快､政策失误､经验不足等缺点,在条件不成熟时急于推动多党制和选举,放开街头示威,放松舆论管制,导致政府更迭,社会不稳,发展放缓,其教训值得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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