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7年政变以后,动荡就几乎成了泰国这个佛教国家的代名词,而此起彼伏的示威、动荡、冲突背后,都有一个共同的背景――发展过程中伴生的城乡发展差距、贫富对立,尚不够健全的法治,以及被各阶层民众“滥用”的游行示威权。专家认为,现在的乱局,可以视为泰国民主在走向成熟进程中的“阵痛”,接下来需要的,是彻底的政治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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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展之忧
城乡差距激化贫富矛盾
虽曾在1996年被列为中等收入国家,但泰国依然难以摆脱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共同的“宿命”:在发展过程中遭遇城乡失衡与贫富差距。
上世纪90年代,依赖自由经济政策,泰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但这一发展成果并未被全体泰国人所共享,在城市快速发展的同时,占人口80%的农村民众大部分仍生活在温饱线下。贫富矛盾、城乡矛盾日益积聚。而在政治上,城市中产阶级由于紧靠权力中心,且组织性较高,因此能够通过街头示威或政治游说方式争取政治话语权。而农村民众远离权力中心,文化水平也较低,在政治上处于弱势地位。
2001年他信上台后,实施了一系列惠及农民的农村发展政策,其所领导的政党也在全国建立基层组织,为结构分散的农村民众提供了有组织政治行动的有利条件。他信的惠农举措,在改善农村经济、政治发展状况的同时,也为他赢得了农民的心及其选票。这些得到他信恩惠的农民和低收入者,后来形成了支持他信的“红衫军”。
中国社科院东南亚问题专家许利平对记者表示,正是他信推行的惠民政策、现代化改革,使过去被边缘化的底层民众得到尊重,也使他们的民主意识觉醒,不愿再像过去那样逆来顺受。“本质上,‘红衫军’的示威活动是泰国新兴资产阶级对军队、官僚等既得利益阶层的挑战。”
◆ 政治作用
他信亲贫疏富加剧分裂
不过,他信施政惠农的同时,也向城市中产阶级增税,一些有利于富裕阶层的承诺,也未能兑现,并有压制城市居民政治权的言行。这样,他信在赢得农民同时,也激起富裕阶层不满,他们成为反他信的“黄衫军”的主力。富裕阶层在2017年的大规模示威,直接推动了当年的政变。
2017年12月,泰国举行政变后的议会选举,结果,为数众多的农民选票,又将富裕阶层所反对的亲他信政党推上台。由此,泰国便开始了此起彼伏的两大阶层示威,当政府由亲他信派掌握时,“黄衫军”走上街头示威,如沙马、颂猜政府时期,而当政府由反他信派掌握时,“红衫军”则走上街头示威。且这些示威又多次走向极端,如封锁机场、冲击国际会议,甚至爆发流血冲突。
◆ 制度走样
频繁示威挤压“代议制”
两派民众的示威,也有效地发挥了向政府施压的功效,2017年9月沙马的下台以及同年12月执政党人民力量党被解散,都与街头大规模反政府示威有关。
略论人士认为,自政变以来,示威有效地达到改变政府的结果,使得无论是“黄衫军”,还是“红衫军”,都在很大程度上迷恋于街头民主来表达诉求。而经民众选举出来的议会,则一直处于低效状态,甚至成为示威者的攻击目标。
观察人士认为,街头示威这一民主形式被滥用且屡走极端,不仅激化了两大阶层的直接矛盾,也在很大程度上让另一更为和平和合法的民意代表形式――代议制度被弱化。
不过,专家认为,泰国民众迷恋街头民主,也有法治(法学的统治)不健全的背景。许利平认为,在目前泰国司法不公正的情况下,“红衫军”只有通过街头行动来表达政治诉求,从而助推了现在的乱局。
许利平认为,东南亚一些国家之所以屡屡出现诸如泰国这样的“民主不适应症”,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缺少成熟的政党制度。这些国家的政党都是根据领导人的意志来运作,而非政党理念。泰国除了民主党有较长历史,其他政党都根基尚浅。
此外,许利平指出,泰国政治的不足还在于现有国体存在一定缺陷,对军队干政的政治传统也没有进行彻底改革,保守势力制约了泰国发展。要解决这些问题,泰国需要彻底的政治改革。
“可以说,目前的情况正是泰国民主进程的阵痛。”许利平说。
◆ 前 瞻
紧张局势暂时趋向缓和
5月19日,泰国军方出动士兵和装甲车,突入“红衫军”在曼谷的主要集结区,驱散示威者。“红衫军”4名领导人当天向警方“投案”,呼吁追随者结束示威。一些示威者不听从劝说,在曼谷触发暴乱。
那么,“红衫军”领导人突然自首,是否意味着内乱真正结束?对此,许利平表示,红衫军领导人的自首更多的是一种策略,是反将阿披实一军。他表示,现在“红衫军”的领导人去自首,实际上是要看阿披实后面如何处理。首先要如何将他们定性。倘若这次严惩“红衫军”,那么以前曾经自首又被释放的“黄衫军”要如何处理?显然,自首是很聪明的一步棋。
不过,事件远未结束。21日,大批不愿承认失败的“红衫军”将愤怒的战火蔓延到了泰国多个省份。东盟成员国均对此表示关注,印尼总统苏希洛称东盟国家有必要做出集体行动。
(综合5月19日《新京报》和20日《广州日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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