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吞武里王朝时期（1769—1782年），为了促进泰国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达信大量招徕华人，泰国华人社会得以快速发展。随着华人社会的发展，有“王室华人”之称的潮州人逐渐开始代替福建人成为泰国华人社会的主角。本文试图通过有限的文献资料对吞武里王朝时期中国人移民泰国和泰国华人社会的特点做初步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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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达信；吞武里王朝；泰国；华人
中图分类号：D 634.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623X（2017）06007205
郑信是中泰混血。其父郑镛是广东澄海人，雍正年间由漳林港乘“红头船”来到泰国①，后与泰国妇女罗央（Nang nokiang）结婚。1734年4月，达信出生。其父去世后，郑信过继给财政大臣披耶却克里（Phraya Chakri）当养子。13岁时，养父就将达信送入内廷充当国王的侍卫。后出任达府（Tak）的行政助理，因工作卓著，擢升达府府尹，颁赐爵位披耶（Phyraya Wachin Prakan），泰国史书称之为达信或披耶达信（Phraya Taksin）。缅甸人入侵大城（即阿瑜陀耶）后，达信领导一支泰华人民共同组成的抗缅军队成功地驱逐了缅军，泰国重新获得独立。1767年，达信建立新的王朝--吞武里王朝（Thonburi Dynasty）。1782年4月，达信在泰国宫廷政变后去世，吞武里王朝覆亡。达信王朝虽然短暂，但是其大量招徕华人并委以重任的华人政策对泰国华人社会发展的作用却是不容忽视的。
一、华人积极参加抗缅斗争并大力支持
达信的复国运动阿瑜陀耶王朝末期泰国华人众多。缅甸军队入侵泰国后，为了驱除缅甸侵略者，恢复被战争破坏的国家经济和商业，华人积极投身到抗击缅甸入侵和恢复泰国独立的斗争中。据史料记载，1759年缅甸军队入侵泰国，华人銮统帅（Luang Thongsu）和銮思瓦拉坎（Luang Siworakhan）率领军队抗击缅甸人。空乃街（Khlong Nai Kai）的华人在銮亚派披博（Luang Aphai Phiphat）的带领下自发抗击缅甸军队，许多华人在战争中牺牲。1765年，缅军再犯泰国。华人銮乍都（Luang Choduk）、銮统帅和华人銮亚派披博率领2 000华人抗击缅甸入侵者。［1］ 1770年，缅军进犯宋加洛（Sawankhalok），负责守卫宋加洛的华人将领陈联身先士卒，奋勇杀敌，华人军队最后以弱胜强，以少胜多，成功保卫了宋加洛城。［2］159 据西方人的记载，1766年大城被缅人包围时有6 000名华人被指派去防守城东南的荷兰商馆区。［3］泰国《史料汇编》也记载：“约6 000名中国商人和华人分散在各要塞抵抗缅军，他们以欧洲人的商店作为打击缅军的据点。”［4］ 华人不但在各地参加抗击缅人的斗争，而且给予达信领导的复国斗争大力支援。据泰国编年史载，1767年1月达信从大城突围出来，在他率领的500名士兵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华人士兵［2］156。 达信在尖竹汶（Chanthaburi）发展抗缅势力时，多位富裕的华商给予了达信慷慨的经济资助。如从大城逃出来的郑姓华商莫赛，向达信献上印度花布1 500骨里、广东色绢200匹、上海丝绸100匹，并定期捐赠军饷500昌（4万铢）；另一名从事贸易的华商森把他原本贩卖的粮食与32艘船一并送给达信，商船被改成战船，在统一泰国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影响；从事中泰贸易的华商古把船队从广州运回的丝绸等商品全部送给达信，并为达信建造船只到广州贸易；吞武里的林姓富裕渔商为达信提供金钱、牲畜、食宿等。［2］158-159达信的复国斗争正是得到许多华人的参与和援助才得以取得成功。
华人不仅奋不顾身地投入抗击缅甸的斗争中，而且华人积累的财富为泰国经济的恢复起到了重要的影响。法国传教士1769年来到大城，他看到在缅军屠掠大城后泰人和华人到佛寺寻找金银，“除了破坏佛像和佛塔之外，华人和泰国人并没有去谋求其他职业”，他认为大城失守后，“由于华人大都勤奋耐劳，并且都喜爱金银财宝，华人使得暹罗的金银流来转去，所以暹罗才得以保持了缅甸军队入侵以前的那种富饶景象”，“暹罗之所以能够迅速地立国却也是取决于华人的勤劳。倘若不是，那么今天的暹罗也就没有什么钱财可以享用了，因为暹罗的财富早就被缅甸的军队抢光了。今日暹罗的贸易之所以如此繁盛，就是得益于华人到深山野地里去淘金和到佛塔里去挖掘金子。”［5］此段话说明了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即在泰国遭到破坏、经济凋敝、国家百废待兴的时候，华人手中的财富大量进入流通流域，为恢复泰国经济起到重要影响。
二、达信的华人政策与潮州人
大批移民泰国到1767年达信重新建国，泰国经历了数十年战乱的摧残，土地荒芜，人丁锐减，经济破败和社会秩序混乱。面对着百废待兴的局面，达信采取了一系列的复兴方法。首先，新都的建设需要从中国进口各种建筑材料，中泰大米贸易时期的“红头船”便成了华人往返中泰之间的运输各种建筑材料的工具。华人从潮州运来大量的建筑材料，这些建筑材料包括砖瓦建材、琉璃瓷瓦以及各种金属，如铁、铜和银等。［6］法国作家也记载当时“华人在暹罗至少每年装配40艘船以运载粘土、水泥和石灰等，构成吞武里王朝时代的砖瓦贸易。”［7］171新都的建设也需要大批的工匠和技师。在达信招徕政策的鼓励下，一批具有建筑技术的中国工匠、手工业者随着满载建筑材料的大帆船进入泰国，在新都的建设中充当了熟练和半熟练的劳工。吞武里新都的建设及其泰国社会各个方面的重建，都为华人移民提供了充分的移民和就业机会。这无疑也是吸引华人大批移民泰国的一个重要因素。
其次，刚立国的泰国国内物资奇缺，急需要从中国进口各种物品，如硫磺、铁、铜等战略物资，达信还希望借助中国先进的航海技术和人力，发展与日本的远航贸易，促进泰国国内经济的恢复发展。因此，达信鼓励和支持华人从事中泰贸易，尤其重用来自潮州的华人。他给予潮州人各种贸易特权，许多潮州商人穿梭于泰中之间进行贸易，“建立了他们在泰国与中国之间庞大的贸易事业”［7］165。如一个从事商贸并与泰王室有密切关系的潮州商人王来虎（Ong Lai-hu或黄赖夫）之子满盛（Mua Seng或茂盛），他获得达信授权以达信的名义每年至少装配10至15艘船到广州来贸易。他同时又有权自行造船，每年在尖竹汶建造两艘船只。这些新船到广州取得牌照后，即可往返中泰两地贸易。王来虎的另一名儿子尖竹汶富商林伍（Lin Ngou）也同样取得贸易特权，负责装配皇家帆船，每年随船前往中国贸易。还有众多华商获准带领皇室帆船和自己的船只前往中国进行贸易。［7］163华商不仅在中泰贸易中享有特权，而且在对其他地区的贸易中也同样获得各种特权。王来虎的孙子获得泰国海湾沿岸的物产的特权。同时他们拥有30多艘船，这些船只从尖竹汶运载胡椒到首都，为从事中泰贸易的王室船队提供货源。［7］164 这些曾经因贸易而移民泰国的华人，在泰国同样从事着以商贸为主的事业，泰国王室授予华人各种特权的目的是为了促进中泰之间的贸易，满足王室对中国商品和财富的追求，同时通过华人把泰国的各种特产大量出口到中国市场，赚取高额利润。据西人的记载，1770年以后，大约每年有12艘中国船只聚集在泰国。丹麦人科尼格（Jean Koenig）1780年写道：“这个国家（暹罗）从中国进口各种各样的物品。……最重要的贸易是由居住在那里的华人经营。国王成为这个国家的首个买主，以极底的价格买回最好的商品，然后再以百分之百的利润转手卖给城中的商人们。”［7］172同时，华人借贸易特权来发展自己的政治事业，稳定其在泰国的社会地位和财富。如潮州商人贵（Gui）的儿子军（Gun）在政府中任职，封为公爵，被称为“座山军”②。［8］75 在达信鼓励中国人移民泰国并给予华人商贸特权的政策鼓励下，以潮州人为主的闽粤华人的大量到来使泰国华人人数迅速增加。1770年，特平（Turpin）曾根据他在达信统治初年目睹的情况写道：“中国侨民从其商业规模及其所享受的特权看来，可以说是暹罗人数最多和最为繁荣的一个民族”［3］8。 17世纪70年代末，法国作家在其书中说“华人已经成为新王朝中最有作用的一支经济力量。”［7］171潮州华人凭着与达信的同乡关系很快与泰国宫廷建立了密切的关系。潮州人在泰国享有的特殊地位使其在泰国对外贸易中居于重要地位，潮州人被称为“王室华人”（Jin-Luang，或皇室华人，Royal Chinese）。［9］“王室华人”的称谓充分反映出达信王朝对潮州华人的庇护和优待，这也为潮州籍华人在泰国华人社会中的优势地位提供了官方保障。19世纪初访问泰国的约翰·克劳福德（John Crawfurd）记载：“达信的同乡是在他的大力鼓励下才这么大批地被吸引到暹罗定居的。华人人口的这一异常增长，几乎可以说是暹罗数百年中所发生的唯一的重大变化。”［10］克劳福德正是在泰国看到了大量的潮州人才发出如此感叹的。人数的增多、事业的发展、财富的积累都为潮州籍华人在泰国华人社会中的主导地位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三、泰国南部华人吴氏家族的崛起
泰国南部是远离泰国政治中心的地方，也是华人较早就到达的地方。达信时期中央政府对泰国南部华人的信赖加强，政府依靠华人处理当地的政治、军事以及贸易方面的事务。在半岛地区和泰国湾沿岸各地，中央政府任命华人为包税商、省督和军事指挥官，通过当地华人来维持社会稳定和保卫边疆。［11］泰南的吴氏家族就是一个典型代表。吴氏家族在泰国的创业者吴让（1717—1784年）是福建省漳州海澄县山塘乡西兴村人。［12］3吴让在1750年左右来到泰国南部宋卡谋生，先“居赤山旁苏丹故墟”，开园种菜1年，又经营蒌叶种植3年。1753年，吴让返回宋卡，在当地买地建屋，从事渔业。1758年开始经商［13］34。 1769年，达信军队讨伐洛坤（Nakhon Si Thammarat）而驻军宋卡近郊，吴让趁机列其所有财产、妻子、奴隶、红烟50箱呈交达信，请准四岛五岛（Ko Si Ko Ha）的燕窝专采权，愿年纳税银50斤。当时泰国南部因战争和分裂割据造成社会经济凋敝，正是百废待兴的时候。达信仅收取其所献50箱红叶，并准其所请。［12］34吴让承包税务之后，每年都按时缴纳税金。1775年，吴让进京呈献税金和贡品，达信封其为宋卡城主。吴氏家族的政治生涯也自此水涨船高。吴让之子吴文辉时，协助曼谷政府安定边境、治理宋卡有功，被拉玛一世封为公爵，管辖今北大年、陶公、也拉三府和马来半岛的吉兰丹、丁加奴和吉打等地方。随着吴氏家族政治权力的扩大和政治地位的稳固，吴氏家族的势力也涉及到当地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吴氏家族事业的发展，需要大量华人的参与，尤其是来自家乡福建的人民。吴翊麟据1847年的碑文资料估计当时在宋卡的华人约3 000人左右。［13］66自吴氏家族在宋卡发迹，泰国南部便几乎是闽籍华人的地盘，客家人来这里都要以闽人自称。直到20世纪初，随着铁路修筑来到泰南的客家人和广东人才打破闽人独占宋卡的局面。［13］187可见自达信时期开始，以吴氏家族为主的闽南人在宋卡不仅人数众多而且在当地颇有作用力。
四、吞武里王朝时期泰国华人社会的特点
达信时期随着华人人数的增加，尤其是潮州人的增多逐渐改变了数百年来泰国华人社会的结构，华人的居住地、职业等都出现了新的变化。
首先是泰国华人人数不断增加。达信王统治泰国的16年正是中国清朝乾隆盛世时期，清政府逐渐放松对华人出国的限制，对中泰贸易船只携带移民时有放松。在达信大量招徕华人的政策下，泰语论文网站，许多闽粤人民移民泰国。所以特平才会感叹当时在泰国的华人是人数最多和最为繁荣的一个民族。约翰·克劳福德也才会带着夸张的口气赞叹泰国华人人口的迅速增多几乎可以说是泰国数百年中所发生的唯一的重大变化。由于资料的限制目前无法准确计算达信时期华人的人数。但据曼谷王朝初期的官方记载，当时20岁以上的华人每年必须缴纳2株的人头税，拉玛一世时期华人每年交税为20万，即华人成年人已经达10万。人头税的缴纳并不包括20岁以下的华人，也许有些华人因种种原因不在该纳税范围之内都是有可能的，据此可以说曼谷王朝初期泰国的华人远远超过10万。那么达信时期华人总数很可能接近10万甚至更多。
其次是潮州人增多、实力增强。达信给予红头船潮州商人特殊恩惠，并对潮州人移居泰国从事农业、手工业提供各种方便，因此“潮州人移民暹罗络绎于途”［14］。他们从水路来到泰国湾东岸的各个城市，如桐艾、尖竹汶、春武里、北柳和曼谷。［8］1泰国的潮州籍华人借助于王室给予的各种特权不断提高其在泰国的对外贸易中的地位并担任政府公职。1771年，达信王率兵攻打挽台玛城时，曾任命当时担任华民政务司副司长的潮州人为该城督察，率领一支华人士兵驻守该城。［8］74 潮州人大量移民泰国也与清政府1757年开始施实“广州一口通商”有关。此后，泰国与闽浙一带的贸易活动被禁止，1781年，泰国国王郑信请求准许其国商民重新到江浙一带从事贸易，但遭到清政府的拒绝。［15］由于潮州各关附属于粤海关，因此潮州籍华人对潮州的贸易并不在严禁之列，而且因为其他海关的禁绝，泰国与潮州间的贸易更趋繁荣，借贸易船只移居泰国的潮州人逐渐超过福建人。随着潮州华人的不断增多，社会地位和经济实力也逐渐超越闽籍华人成为泰国社会中举足轻重的力量。闽籍华人的势力则相对趋于衰退，但并不是说闽籍华人的影响已经完全被潮州籍华人所代替。毕竟在阿瑜陀耶时期（1350—1767年），闽籍华人人数较多，影响较大，已经在泰国生活数代，他们“已经建立了坚固和富裕的基础，深深地涉足于那个时代的国家行政事务。”［16］61因此，吞武里王朝从事贸易和被提及的著名华人富商仍然有不少是闽籍华人，泰语论文范文，尤其是在泰国南部地区闽籍华人一直居于多数。 再次是泰国首府华人居住地得到进一步的拓展。据泰国学者探讨，阿瑜陀耶王朝晚期大城已居住了众多的华人，华人在大城内外有好几处聚居区。他们大多以从事商业贸易为主，也有在政府中任官职者。［16］30新都吞武里建设时已有不少华人迁居吞武里，形成多处华人社区。达信还赏赐住宅和地皮给华人领袖和华人军官，如达信曾赏赐吞武里西部的一块地皮（今大皇宫所在地）给华人领袖及达信部队中的华人军官居住。［8］63据达信时期有缅甸密探所绘制的地图，吞武里都城分为河西和河东两部分，其中河东人口稠密，华人头领和华人房屋沿河密集地排列在河东地区。［17］可见，达信时期吞武里已形成多处华人的聚居区。
虽然达信统治泰国只有短暂的16年，但其对泰国华人有着重要的作用和意义。华人一开始就积极参与达信带领的驱逐缅甸侵略者的斗争，并发挥重要影响。吞武里王朝建立后，为恢复和发展泰国经济和对外贸易，达信大量招徕华人并给予重用，华人尤其是潮州人大规模地移民泰国。正如上文所述，随着潮州人经济实力的增强和政治地位的提高，有王室华人之称的潮州人开始超越闽籍华人在泰国华人社会中处于优势地位。随着华人的增多，华人在吞武里的居住地和活动范围也日益扩大。达信时期以潮州人为主的移民活动也为此后曼谷王朝一个多世纪中国人不间断地移民泰国奠定了基础。可以说达信时期是泰国华人移民史上一个承前启后的重要时期。
①今日泰国在1939年前称暹罗，1939年改国号为泰国，1945年恢复暹罗国名，1949年复称泰国至今。为了保持行文统一，除直接引用和翻译外，本文一律称之为泰国。
②通常从事商业活动和在泰国定居的华人商贾往往被称呼为“座山”，这是福建话，意为富有而又善乐的人，后来是指在泰国经商致富的，并与皇室有关系的华人富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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