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四面环海的独特的地理环境，造就了它对外来艺术异常敏感的特性，并且总是把目光聚焦在发达国家的文明之上。作为日本借用语的汉语和英语等外来语言，对日本社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进影响。然而，在不同历史时期，日本对借用语的吸收也表现出不同的态度。文章从态度的认知因素与情感因素对日本吸收借用语的态度进行考察。
“借用语”在《广辞苑》里是这样定义的：从一个语言体系引入另一个语言体系，在日常生活中被使用的外国语言、古语、方言等等，和“外来语”同义。
在不同历史时期，日本对借用语也表现出不同的态度。既出现过大力吸收和采用借用语的现象，也出现过废除和限制汉字，以及强烈抵制西方语言的现象。对外来语言的吸收，也不是单纯的照搬，而是通过改良，最终形成了日本特色的复合型语言。任何一种社会行为都是由很多因素共同影响的结果。社会的内在需求、普遍的民族心理都是促成某一社会行为的重要因素。根据国家间联系的远近亲疏以及对他国的态度作用了借用语采取的吸收，这体现了日本在发展过程中民族优越感与自卑感、对他国崇拜与憎恶的心理变化的过程。借用语的日本化也是排斥异种化、谋求本民族艺术发展的心理表现。态度是决定人的社会行为的心理要素，态度的变化是社会行为产生变化的心理决定因素。因此本稿试从心理学的态度的认知和感情要素来对日本借用语传入过程中的“吸收”、“排斥”、“日本化”行为进行探寻。
一、借用语的吸收
（1）由肯定认知产生的借用语的吸收
一个国家在不同时期对本国艺术及异国艺术的认知也可能不同。这种认知会对借用语的吸收产生作用。日本是一个喜欢比较的民族。他们关注日本在世界中是大国还是小国，是优秀民族还是劣等民族。通过比较以便认清本国与他国孰优孰劣。在这一认知基础上，对外来艺术以及外来语显示出积极的态度，诱发了对借用语积极的容纳与吸收。
和中国初次接触往来时，隋唐时代，中国大陆完成统一，中国文明向日本、朝鲜等东亚扩展，形成了所谓的“汉语艺术圈”。 日本的官员民众及各界人士，把汉语看作是上位艺术加以汲取吸收并且广泛运用，这正是因为他们把中国看作是艺术的神圣发源地，认识到了中国在国际政治体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明治时期，日本人认为西欧国家是远远比自己拥有先进文明的发达国家。日本人不仅认为欧美的语言先进，就连欧美的人种都比大和民族优等，因此不但想改变自己的语言，甚至连自己的肉体都想改变。日本人认为“用二十六个罗马字母什么都能写”、罗马字母是“魔法一样的文字”。于是开始了声势浩大的学习西洋文字的“罗马字运动”。
心理学家入谷敏男说明了借用语流入的原理：“外来语是从强势艺术流入弱势艺术的结果，把输入国没有的东西经过处理而传入”。也就是说，无论是上位艺术还是下位艺术，都是把几种艺术通过认知、思考、考察、比较、推理而下的判断。在得到肯定认知的基础上，语言就从上位艺术的国家流入下位艺术的国家。
（2）和平的感情带来的借用语吸收
感情的变化是多种因素共同影响的结果。楚素春认为“艺术传播的渠道之所以不能完全畅通，除了受阻于不同艺术的异构性程度、传统艺术的强烈抵抗性外，不适当的传播方式也会激活本土民族的艺术防卫心理。”“和平、平等的艺术辐射和传播，自愿主动的学习，有可能缓和艺术间的矛盾冲突，促进不同艺术的相互融合。而居高临下的，粗暴强制的，甚至动用武力的传播方式，必然挫伤本土民族的自尊心，唤醒后进国家的民族意识，进而激发他们。”
纵观日本的发展史，它是一个持续吸收外来艺术与借用语的过程。645年大化革新时期中国艺术的摄取、1868年明治维新时期西欧艺术的摄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艺术的摄取是日本外来艺术摄取史上的三大高峰时期。这三个时期，外来艺术与外来语都是在和平没有暴力的背景下传入日本的。因此没有引起任何抵抗情绪、促进了艺术间的融合。
日本在的弥生时代毫无抵触地吸收大陆文明，是因为倭国的五王想要通过向中国的南朝进贡得到高荣誉的称号。中国的史书《晋书》《梁书》《宋书》等中都记载有倭国历代的国王向中国朝贡，派遣使节，求爵号，这些都是利用中国皇帝的权威而企图在朝鲜诸国中获得有利政治地位，或者是着眼于谋求中国的支持而在小国家中获得经济外交军事上的利益。中国作为强国却并没有想要侵略日本的想法，一直保持着中日间的友好往来。
然而在公元607年，小野妹子作为遣唐使渡海到中国。在给隋的国书“日出处天子致日落处天子”的措辞表现出中日联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开始流露出要与中国对等的立场。这虽然招致了隋炀帝的不快，但当时的隋与高麗正在备战，有必要与日本结好，因此并没有表露出对日本的不快，与日本依然保持和平的联系。换言之，日本与隋、唐保持了和平稳定的联系，兴起了宽容无抵抗的民族情绪，为借用语吸收打开了通道。
日本和欧洲的初次接触是十六世纪中叶，西班牙、葡萄牙两国来东方开辟新航路。其目的不是侵略，而是谋求贸易而来的，因此是以和平方式把一些先进的事物带到了日本。因此日本人与性质迥异的西方文明相遇，日本惊叹于欧洲的科学技术之先进，这极大地促进了日本的近代化。
1853年的佩里来航曾经给日本带来恐慌，但并没有引起日本民众明显的抵抗情绪，而且为了纪念他的来航，还形成了叫“黑船祭”的观光节。这其中有两个原因。其一，佩里来航的根本目的是“开拓东洋市场”。佩里来航并不是赤裸裸的武力侵略，所以没有引起强烈的抵抗情绪。其二，日语毕业论文，通过佩里来航，日本从长期的闭关锁国状态和阶级制度中解放出来。日本国内的政治重心由尊皇与攘夷的内部斗争，慢慢完全转变为对外的欧美艺术的输入。
然而，此时对西欧语言的摄取属于毫无批判的摄取，甚至有人提出学习英语就要废弃日语。但是，太平洋战争来临之时，西洋语又被作为敌国语遭到排斥，这是后话。在这里想说的是战后，伴随着占领军进驻，日本国内又迅速美国化，战时被视为敌性语的西洋语又复活过来了。战争的9年对借用语来说是处于锁国状态。但是，战后日本被美国驻军占领，因为物质上的极度不足，战后日本对西欧的抵抗和憎恨消失了，与驻军相关的用语流行起来。这个时期的借用语，特别是英语的探讨，变得非常实际化，语言也变得国际化。
二、借用语的排斥
(1)由否定认知引起的借用语排斥
主体对客观对象认识的变化直接导致行动的变化。在日本接收借用语的过程中，通过和外国的比较，对其认识也在改变。一旦形成否定认知，对借用语的态度也一下子变成了排斥。在日本曾两次限制汉语。第一次是从幕府末期到明治时期兴起的“日本语废止”和“汉字废止”，第二次是战后的文字改革。
欧美人和日本人都是人类，为什么他们能创造出如此优秀的文明，日语毕业论文，技术和社会呢？日本人把日本落后的原因归罪于语言的拙劣。社会中出现了假名专用论、罗马字专用论、新国学论、汉字限制论等论调。但是，因为对汉字的限制和废止并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完成的事情，日本政府也希望尽可能少的使用汉字，渐渐地用罗马字代替，十年或二十年后完全用罗马字书写日语。所以他们采取“汉字节俭”即“字数节俭”政策。汉字限制的另外一个例子，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文字改革。战后，日本认为战败是由汉字的封建性导致的，于是发起了废止汉字的运动。昭和21年，国语审议会公布了当用汉语表，其中减少了1850个汉字，结果，在日语中，虽然汉字、假名表记法留存了下来，但是汉字的字数却大幅度地减少了。对汉字的限制和废止，铃木俊二认为“在明治初期汉字急增的状况下，日本被汉字所支配，日本国民因相互之间意思沟通困难而对汉字绝望。于是寄希望于在世界上占支配地位语言——英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