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汉诗生于日本，但其艺术之根却在中国。我们在讨论曰本汉诗的时候，无论如何对中国的诗歌诗论是不能够回避的。日本江户时代的儒者汉学家江村北海在其《日本诗史》中对中日诗歌的渊源联系就有所提及：夫诗，汉土声音也。我邦人不学诗则已，苟学之也，日语毕业论文，不能不承顺汉土也，而诗体每随气运递迁，所谓三百篇、汉魏六朝、唐宋元明，自今观之，秩然相另Ij。而当时作者，则不知其然而然也，气运使之者，非耶？ ?江村北海的这段文字讲的是日本人将中国诗歌当成日本汉诗创作的标准，如作汉诗，当以“承顺汉土”为绳墨。但是江村北海并没有讲明白日本人在创作汉诗的时候，“承顺汉土”作诗的具体是那些准则标准，这就给后世留下了很多待解之疑。纵观日本汉文学史我们可以看到，中国诗歌对日本汉诗的作用不仅仅只是体现在诗歌创作的技法上，在汉诗的题材与内容上，在汉诗的评判标准以及汉诗的审美趣味上，日本汉诗都受到了中国诗歌全面而深远的作用。
2. 1 “风雅”的理论内涵
对于“风”和“雅”作为诗学概念的记载最早是见于我国的“毛诗大序”中，《毛诗序》有云：“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滿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风其上，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者也。故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义。发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礼义，先王之泽也。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是谓四始，诗之至也。” ?在《毛诗序》中，“风”和“雅”是分开来论述的。“风”，指的是美刺和教化的意思，即指臣下关于君上委婉的劝喻，又指君上对臣下的教学感化，其劝喻、教学的形式是讽喻。“国史”在对国家政策的对错与否进行明察之后，通过对国人“人伦”和国家“刑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