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方面对日本汉方探讨的北京医科学院医学史教研室译《世界医学史》(1986年），马伯英等译的《世界医学五千年》（1985)中对日本汉方的发展梗概有所提及。另外有从医学艺术史的角度论述中外医学门交流的有马伯英所著的《中国医学艺术史》（1994年），日语论文，马伯英与高晞合著的《中外医学艺术交流史——中外跨艺术传通》（1993年），两书中对中国医学的传日以及日本汉方医学形成作为简要介绍。史世勤主编的《中医传日史略》、藩桂娟主编的《日本汉方医学》两书均从日本汉方医学的发展历程作了全面研讨。贾春华的《日本汉方古方派探讨》、廖育群的《吉益东洞》则是专门对日本汉方流派之一的古方派及古方派代表人物的论述的作品。郭子光的《日本汉方医学精华》中对日本近世汉方四大流派也有介绍。 上述的探讨有的是从社会学的角度，有的是从心理学的角度，有的是从医学史的角度来单一论述一个领域的。本文则是从医学艺术史的角度来探寻岛国因素对日本民族性格的作用。追溯了日本汉方医学从无到有、最后发展成为具有日本特色医学的艰难历程，同时也从实用性方面论述了日本明治时期对西洋医学的吸收，导致在日本汉洋医学在明治时期的碰撞。 本文就是大量阅读医学及艺术史的基础上选了日本近世汉洋医学之争来探寻岛国对日本民族性格的作用。
第一章日本汉方医药的沿革
一提到日本的汉方医药，大多数中国人会以为汉方医药就是中国的中医药学。其实不然，汉方医药虽然源于中国，且汉方医药当中大部分药材配伍都与中医药并无异同，从这点来看，往往会误以为汉方医药就是我们认为传统意义上的中医药。如果仅因这些相似点就把汉方医药简单地归结为中医药，日本的汉方医学界是不会认同的。实际上日本汉方是以中国的汉代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为宗，“在日本发展起来的日本化了的中国传统医学，幕府末期以前称其为本道，明治以降西医成为主体，始被称为汉方，这是与幕末兴盛的兰方相对而产生的称呼” ?。
自古以来，日本与中国两国人民就或多或少的有往来，“日本备后国三原町附近出土之明刀钱，与战国时代燕式货币，就为同一种青铜艺术，”②以后，东渡者不计其数，他们在东渡过程中，不知不觉地带去了中国大陆艺术，这当中也包括中国医学艺术。“公元562年（陈文帝天嘉三年），吴人@知聪携带《明堂图》等医书164卷，这是中国医书到日本的开始。”④他是自高丽抵达日本。其子善那随父学医，日语论文，且医术精湛，日本钦明天皇赐其“和药使主”?称号，并赐名“福常”。此后，知聪的子孙世代居住在日本的难波（今大阪）。从吴人知聪赴日起，中国医药在日本列岛生根发芽，已有上千年的历史，这期间中医药对日本汉方多有作用，但日本医家根据日本列岛的风土人情，将中国医学在日本发扬光大，化为具有日本特色的传统医药——汉方医药。中国的中医药学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一整套完备的理论体系，论诊断有八纲、五脏六腑、气血、津液①等辨证；论生理有阴阳五行、脏象经络等。而日本的汉方医家认为中医的这些理论大多是由于古代科学技术的不发达，而穿凿附会的，“吉益东洞响应后藤艮山、香川修庵、山胁东洋诸家的学说，他斥责唐、宋以后的医书，大骂大仓公（扁鹤）以下的医家都是阴阳医，并排斥五行经络的学说。”②因此，他们在大力引入古代中国先进的医学艺术的同时，摒弃中医当中他们认为空洞的、属后人牵强附会的理论。对中医古籍中的实用方剂特别青睐，力求简便实用。以至后来的汉方医药过分地重视实证亲试，强调“一气留滞”气“万病一毒”④等学说，力主“方证相对”气逐渐走向轻理论重实证、理论与实践相分离的道路，也就是形成了别具一格的汉方医药。
二、古代日本的传统医药
在中国的传统医学中，自古就神农氏尝百草而始有医学的神话故事，“淮南子曰神农始尝百草之滋味，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世本曰神农和药济人，则百药自神农始也”⑥这些记载固然是神话，但这也说明当时人们通过劳动实践而自发地发现某些动植物对一些疾病有治愈的功能，这些朴素的应用动植物治疗疾病的经验，在各自的民族中代代相传，成为其民族医疗的共同所有的认识，这些经验一直流传至今。虽然在其发展的过程中有过无数次的改进，但却如实地反映了各自民族在古代用药经验的积累，这种经验的积累是零星的，但对各民族传统医药早期的发展有很好的启发影响。处于东亚的日本也不例外，在生产力极其低下的原始社会，人们只能靠共同协作来完成日常生产活动。疾病不仅仅威胁到个体的生命，而且也对整个社会的存续下去有很大的作用。为此，应对疾病的能力也就成为部落首领当选的首要条件。据《日本医疗史》记载：“在日本远古时代，将传说中的大己贵命和少彦名命尊为医药的始祖，此二神同心协力，管理整个国家，为疗苍生之疾而定疗病之方，为除鸟兽昆虫之灾而定禁厌之法，是为日本医药之始祖。”也就是说，远古时代，部落首领不仅带领本部族进行社会生产劳动，还掌管疾病治疗之法，包括祈祷、禁厌（巫医用来治病人咒语）、内服及外敷药物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