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日本语言民族主义滥筋于、世纪的“国学”探讨对所谓“纯粹日语”的追求与制作之中,而“纯粹日语”在后来的现代化过程中以“言文一致”的形式得以“实现”。其表现是存在着一种“自然的”、“本真的”的“日本语”的错觉被制造出来,并至今发挥着作用人们的思维、行为的潜影响其实质是艺术帝国主义的推行和狭隘民族主义的滋生、蔓延其结果是对内最大限度地抹平一切异同,对外则是自我东方化和在此墓础上的自我绝对化、优越化。可以说,语言民族主义构成了日本艺术民族主义的一个重要部分。 最早明确提出语言民族主义这一概念的是《想象的共同体》作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他在书中“民族”描述成本质上是一种“现代的”想象形式,并指出它与现社会的语言观念、叙述模式以及语言生活的质变有着深刻而直接的联他发现,随着“印刷资本主义”的迅速兴起和膨胀,以个别印刷言为基础形成的特殊主义的语言共同体,就是“民族”的原形。由他认为现代的“民族国家”是一个建立在“想象”上的“政治共同体”。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人们认为共同使用着一种语”,而这种“国语”的出现,则是现代报纸出现的直接结果至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国民”概念,则与一种中介化的“大众”被想为阅读相同的全国性报纸有直接联系。也就是说,想象性共同体建立“国语”和“国民”的基础之上,语言模式的建立相关。在此过程中,小说与报纸的兴起,为“重现”一民族这个想象性共同体提供了物质技术手段。①以日本为例来说,自明治初期起,日本现代文学主要为小说与报纸就建立起了牢固的“同盟”联系许多日本作家发表著作的一个重要方式,就是以“连载小说”的形式刊登在若干全国性的报纸上,而当时的广大读者则每日翘首等待这些报纸的派送以先睹为快。比如,夏目漱石于年毅然辞去学院教授职务,加盟朝日新闻社,作为专职作家为《朝日新闻》创作“连载小说”长达十年,直至逝世。因此,他后来得到一顶“国民作家”的桂冠,以至于今天日本的日元纸币上赫然印着小说家夏目漱石的肖像,可以说他是受之无愧的。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日本学者认为,日本现代文学的“言文一致”的形成过程,与日本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过程同步,并在此过程中起到了积极的参与影响,甚至得出如下结论日本现代民族国家是现代文学的产物。②不过,在我们看来,日本的语言民族主义并非始于明治时期,早在、世纪,在日本的“国学”探讨对所谓“纯粹日语”的追求与制作中就已可以明显看出“言文一致”的端倪。因此,本文的意图是将现代的“言文一致”问题与早期的“国学”探讨关系起来加以考察,以达到较全面和深人地了解日本语言民族主义的目的。日裔美国学者酒井直树一在其论文《“胎死腹中”的日本语·日本人》中,揭示和剖析了日本世纪的“国学”探讨中对所谓“纯粹日语”的追求与制作的问题。我们知道,国学的奠基者是契冲一和荷田春满一,后继者的代表人物是贺茂真渊一和他的得意门生本居宣长一。他们对语言探讨颇为重视,也取得不少成果。但是,他们在探讨中设想了一种“纯粹日语”,并试图到古代去寻找。所谓的“纯粹日而这两者的形成则直接与全新的语”,是本居宣长等人通过其“古意学”探讨主要是对《古事记》的注释,采取所谓“净除汉意”的措施“还原”出来的。它被想象和定位成一种未受任何外来主要是中国作用的“本真”的、“理想”的语言,它虽然现时已不复存在,但它却是‘旧本人”、‘旧本艺术”的根源。所以这么说,是因为这种语言在本居宣长的作品皇国三音考》中是被如此描述的“吾国乃尊于万国之上是御国,故此……殊以人之声音言语纯正优美,远超乎万国之上。其音清朗明亮,譬如正午时分仰望碧空,不见丝云片晕且单直而无有迁曲,真乃天地间纯粹正雅之音也。”正如日本思想史家子安宣邦所指出,本居宣长所依据的完全是一种自我正当化的、“同义语重复”“正确的东西是正确’,的逻辑,即“皇国优于万国,故其声音语言乃正确的”。①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时至世纪,日语与汉语这个“他者”的联系已超出“作用与被作用”的范畴。这样的语言现实,自然不能不让以“国学者”自居以探讨“国学”为己任的贺茂真渊、本居宣长感到不舒服。出于狭隘的艺术民族主义的情绪,以及出于证明‘旧本艺术”对“中国艺术”的独立性乃至优越性的目的,他们设想出这种“纯粹日语”,并试图到业已消失的“历史”中去寻找,以此聊慰自己强烈的艺术民族主义的“乡愁”。由于现实日语中“汉字”、“汉音”、“汉意”的大量存在,他们便将这种“纯粹日语”描述成一种完全“口语”,即“会话”本身,也即不能用书面语记录下来的“发话行为”。比如,在贺茂真渊的《国意考》和本居宣长的《古事记传》中,为了显示出日语对汉语的“独立性”,将“真名”与“假名的对立,混同为“书面语”与“会话语”的对立,故意造成“假名”不是“文字”的假象。这从认识论和措施论上看,其实就是所谓“语音中心主义”,它背后隐藏的是日本艺术民族主义式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即对被“汉意”“污染”之前的“古意”的追求和推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