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忠孝观”比较探讨对日语教育的启示[日语论文]

资料分类免费日语论文 责任编辑:花花老师更新时间:2017-0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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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忠”和“孝”是儒家里重要的伦理道德规范,日本的“忠孝观”来源于中国的传统儒学思想。然而,在不同的历史背景和社会形态之下,中日的“忠孝观”却有着本质的异同。我国的日语教育在艺术异同下,存在诸多的难点,因此,通过略论比较中日“忠孝观”的差异指出日语教育中加强艺术渗透的重要性,对培养学生成为跨艺术交际人才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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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词】忠孝观;中日艺术异同;日语教育
  一、中日的“忠孝观”
  在儒家的道德伦理规范中,“忠”和“孝”是极为重要的道德原则。首先,中国是家族社会,非常注重家族主义,因此极其重视“孝”。而且,这种孝道是建立在血缘联系的基础之上,寻求的是家庭和睦,父慈子孝,其乐融融。当然,我们知道在中国传统伦理价值体系中,“仁”是核心,比如君主需要施行仁政,君主要做一个仁君等等。但是当其作为一种不分君主臣民的普遍道德原则时,则是以“孝”为基础展开的。孔子说“仁者,人也,亲亲为大”,孟子也认为“仁之实,事亲是也”。从这些都可以看出,“仁”的核心基础是“孝”,如果不孝,则不仁。而“忠”也是要依靠“孝”才能实现。孔子又说“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也就是说君子必须先施行孝道,才能效忠于君主,先孝后忠。由此可见,若是碰到忠孝两难全的时候,按照中国传统伦理道德,必先“孝”再“忠”,从未见过“杀父以全忠”的先例。因此,“忠”归根结底只是居于“仁”,“孝”之下的相对的道德规范,而且,“忠”是有条件的。在《论语》中,孔子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主张君臣之间应以礼相待,“礼”是“忠”的前提,只有当臣下感受到君王的“礼”之后,“忠”才会作为对其的回报而出现,是一种表达君臣双方感情的方式。
  作为中国的邻国日本,在公元5世纪儒教传入日本之后,将中国儒家非常重视的“忠孝”观念结合本国国情与实际,发展成为了具有日本特色的“忠孝观”。“孝”并非是日本原发的概念,而是由中国舶来的道德规范。并且,“孝”具有其独特的特征。比如,日本的“孝”不光光指家庭中儿女对父母的孝道,还包括抚育后代子女,在企业中照顾下级等等。“孝”的对象也一般是只限于记忆中的祖先或者现存者。由此可见,日本的“孝道”并非仅仅以血缘联系为基础,从日本的“养子制度”也可窥见一斑。造成中日两国“孝道”有如此不同之处的理论依据是,日本的“孝”的核心是“恩”,并非“仁”。照顾抚育后代是报答祖先“恩情”的一种方式。“孝”的前提是“恩”,而“忠”的前提也是“恩”。可以说,日本整个社会是一个以“恩”为基础的社会。“忠”最早出现在圣德太子的《宪法十七条》:“君则天之,臣则地之”,“君言臣承,上行下靡”将“忠”定义为无条件的对君主的单方面服从。而到了武士统治的时代,则更加强化了“忠”的概念,这在武士道里体现的最为明显,在江户时代,武士道又与中国的儒学思想相结合,发展成为倡导“尽忠死难”的武士精神,把“尽忠孝,讲仁义”作为武士修养的内容,将“得主尽忠”,“忠于主君”,“报恩,克己,面对死亡不动摇”等作为武士的道德规范。这些无不体现了“忠”的思想在日本被推到了极致。因此,当“忠”与“孝”相冲突的时候,日本人则会取“忠”舍“孝”,“忠”大于“孝”。
  二、中日“忠孝观”的差异
  中国儒家的“忠孝观”传入日本之后,经过时代的变迁,虽然保留了一些共同的艺术底蕴,比如,日语论文,“孝”都强调对父母的顺从,而“忠”也都强调“忠君”,即对君主要“忠诚”、“忠心”,但是这些看似相仿的艺术概念中,却有着本质的艺术异同,“忠孝观”在日本经过吸收、改造,已经变成日本化的“忠孝观”。
  (1)在“孝”的观念里,中国的对象是基于血缘联系的亲人,而日本尽孝的对象则不限于有血缘联系的亲属,还可以是一般性的社会组织,可以是老师、上司等。其次,中国的“孝”的核心是“仁”,“仁”是中国所有伦理价值体系的核心,但是在日本,“仁”并未像中国一样受推崇,由于日本的伦理思想受佛教的作用巨大,所以“孝”也带有佛教色彩,含有“恩”的意思,所以也可以说,日本的“孝”是以报“恩”为核心,“恩”则成为主导整个社会伦理价值体系的核心。
  (2)“孝”是日本从中国的舶来之物,“忠”则是原本就植根于日本原始思想体系中,只不过吸取了一部分中国的思想,把中国的“忠”的概念给异化了。①中国的“忠君”指的是所处的某个朝代,概念比较抽象。这是由于中国更换朝代频繁,那臣民需要尽忠的只能是当时的朝代,而非某一君主。日本则更为具体,下级是忠诚于自己直接的主君,这在武士时代体现的最为明显。②“忠君”在中国是有条件的,是一种感情回馈,就如孔子所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忠君”的条件是“礼”。且如若君主有错,便会给以指正。在日本则不然,君主不论对错,下级都必须对其“忠诚”,这是强制性的,这也是由日本极为森严的封建等级制度所决定的。③中国的“忠”的前提是“仁”,一切都以“仁”为行为原则,而“忠”在日本和“孝”一样,是以“恩”为前提的道德规范,这就使得臣下和主君有着一种契约联系,臣下对主君的“忠”是为了报答主君对自己的“恩”。
  综上,中国由于注重家庭之间的亲子联系,是以家庭为本位的社会,所以“孝”总是重于“忠”,中国的“忠孝观”是一种由内而外的伦理道德规范;日本的“忠孝观”是基于其氏神信仰、主恩从报等因素,而使得“忠”高于“孝”,它是一种由外向内不断制约的伦理道德规范。
  三、对日语教育的启示
  当前,我国的日语教育大都重视传统的听、说、读、写、译的基础技能训练,忽视语言背后的艺术因素的课堂渗透,造成学生只会机械性的使用日语,无法真正进行跨艺术交际,无法真正和日本人进行沟通与交流。如同中日之间“忠孝观”这种隐藏在语言背后的艺术底蕴,不进行系统地了解,在国际的大舞台上和日本人交流势必会造成一定的误解和阻碍。因此,在注重传统的语法听力等训练中,需适当地开设艺术类、历史类的课程,探究课内外相结合的教育法,培养学生的跨艺术交际能力,帮助学生树立艺术相对论的观点,把学生培养成为运用型、复合型人才。
  参考文献:
  [1]刘琪.对于中日“忠孝”观的比较探讨[J].林区教育,2017(10).
  [2]王蕊.浅析日本人的“忠孝观”[J].北方文学,2017(10).
  [3]毕艳红.中日艺术异同的社会根源探索[J].北京理工学院学报,日语论文题目,2017,9(1).
  [4]高媛媛.中日艺术异同对学院日语教育的作用[J].高教育刊,2017(16).
  作者简介:
  程聪(1989~),女,江西南昌人,职称:学院助教,专业:日语系,探讨方向:日语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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