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1世纪以来，日本外交转向“政治大国”化是有其国际、国内背景，日语毕业论文，但引起日本外交转型的更深层原因却是文化因素。首先，作为实现日本政治大国的物质基础─美日同盟，是日本文化中追随强权传统的延伸；其次，日本国民独特的岛国性格和“民族优越论”传统是其政治大国实现的精神基础—新民族主义兴起的内因；最后，日本国内愈演愈烈的“中国威胁论”从根本上讲是日本人内生的民族心态所致。日本应该转变现有观念积极融入亚洲，在与中国进行双边合作的基础上促进亚太的稳定，这才是提升日本国家地位的根本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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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国民性格 美日同盟 新民族主义 中国威胁论 正常国家
一、日本谋求“正常国家”地位的基本背景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是日本的一个重要历史转折期。日本在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均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与第一次的“脱亚入欧”和第二次的“日美基轴”不同，这一次转型是在一切环境均较有利于日本的条件下进行的。如果用最简单的话语来概括日本外交转型的基本目标的话，那就是：追求正常国家地位，谋求政治大国权力。在新时期，日本“政治大国”的实现遇到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其一，国际环境。两极后的世界出现了空前的权利真空，这便使日本有了“重建世界格局，发挥重要作用”的客观条件。9·11之后，前首相小泉向印度洋派出军舰支援以美国为首的部队同阿富汗作战，后来又向伊拉克配出地面部队。这是1945年以来日本自卫队首次以日本武装力量的身份走出国门。其二，国内的政治和经济环境。90年代开始，日本政坛变化频繁，先后经历了“55年体制”崩溃、自民党优势地位失而复得、各在野党政策纷纷“自民化”等重大演变。传统上的“保革对峙”局面不复存在，自民党、公明党和保守党的联合执政更成为了执行“大国主义”路线和政策的中枢。经济方面，随着1991年日本经济泡沫的破灭，日本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国际地位和能力，更加坚定了日美同盟和“借船出海”策略。其三，社会舆论环境及民众的作用。随着日本政府整体保守化程度的加深，日本社会的各种新闻媒介和民众心态也日趋保守，新民族主义思潮渐起。日本社会的各类精英也开始成为激发国民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领导者，而舆论则成为了工具，《读卖新闻》甚至公开地讨论修宪并刊登了宪法试案。
二、文化因素在日本“大国化”决策中的影响
（一） 从日本的功利主义传统看日美同盟
美国的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曾说：“在日本人看来，持久不变的目标是荣誉，这是博得尊敬的必要条件。至于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而使用的手段则根据情况而决定取舍。情况发生变化，日本人就会改变态度，这算不上道德问题。”[1]（P118）与西方的“罪感文化”不同，“耻感文化”是依靠外部的强制力来做善行，因此，当外部的舆论压力不存在时做事的性质也就无所谓善与恶。“耻感文化”表明，日本人的世界观不是善与恶的二分法。这种功利主义思想体现在外交上是其追随强权的外交传统。从远古时代对中华文明的顶礼膜拜，到近现代与英德先后结盟及至与美国的结盟，日本一直在不断地更新着追随的对象，并逐步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强权情节”。[2]（P239）日本总是善于把握住不同历史时期强权国家的基本外交走向，并设法调整本国政策以满足于强权结盟的内部条件，进而能够依赖强权发展自己。这种荣誉至上、无视道德的国民性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日本为了追随强者而甚至走上了法西斯式的“军国主义”道路。以往的历史经验使日本认识到追随强权所带来的好处要远大于以一个挑战国的身份来试图打破原有秩序所赢得的利益。1945年8月美国开始占领日本本土，多数日本人随即展现了令人惊讶的适应力：战败显示了多年来所有的极端民族主义的教化，竟然可以如此迅速地丢弃；人们以自己的语言和行动，处处证明了关于专制主义国家垮台的欣慰，以及对多姿多彩的娱乐活动的接受力——至少是包容力。[3]（P94）这种极端的功利主义理念与美国的实用主义、“道德”外交理念形成了绝妙的搭配，构成了日美同盟的基石。美国试图把日本变成“亚洲的英国”，成为东亚地区的离岸平衡手，从战略上制约中国的快速发展。如果没有美国的鼓动，日本寻求权力政治的工作根本不可能向前推进，这一点在钓鱼岛问题上就很明显。但不同于英国的是，日本面对的是一个业已抛弃它的大陆。尽管日美同盟处于稳步加强的态势，但它既有可能由于引起亚洲国家更大的疑虑和敌意而受到前所未有的压力，又有可能由于其本身的矛盾而再次出现动荡和分裂，不管如何，日本不会放弃固有的外交传统，同时更不会放弃政治大国的长远目标。
（二） 新民族主义的文化根源
民族主义思潮在近代的日本曾恶性膨胀，给中国和世界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灾乱和损失，同时也使日本国民深受其害。然而，上世纪90年代以来，民族主义在日本又有重新抬头之势，被称之为“新民族主义”。新民族主义的形成有政治、经济、国际环境变化等原因。但独特的国民根性才是民族主义反复在日本兴起的根源。日本是一个四面环海的岛国，长期生活在这种安定而封闭环境中的日本人经过2017 多年的文化积淀，逐渐形成一种双重性格：强烈的民族凝聚力和狭隘的排外心理，即内聚外斥并存的民族性格。赖肖尔曾说：日本人一方面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全球性经济，而同时在心理上却有属于最狭隘的民族之列，他们有一种“岛国心态”。[4]（P418）正是这种心理使得日本人关于“自家人”与“外人”的区分意识特别强。日本人独特的民族性格为“新民族主义”的形成提供历史土壤。此外，通过考察日本的神话传说可以发现，日本人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即日本是以“万世一系”的皇室为中心的神国，具有单一民族纯粹性的大和民族是最优秀的民族。这种观念久而久之形成了一种强烈的民族优越感，即所谓的“皇国史观”，就是日本军事主义史观，将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战争说成是“自存自卫”和“解放亚洲”的“正义之战”，将为侵略战争卖命视为效忠天皇、“为国捐躯的英灵”。[5]（P327）这种思想虽然关于巩固天皇制，抵御外敌入侵发挥了重要影响，但其本身包含着妄自尊大和轻视其他民族的心态和天皇崇拜思想。岛国心态和“民族优越论”构成了日本新民族主义产生的文化根源，而后者也是近年来日本专守防卫理念逐步突破、修改宪法呼声渐起的精神支柱。如2017年，日本向伊拉克派遣了自卫队。通过一系列法学，日本自卫队实际上已将行使武力的时间从“遭敌入侵后”提前到“受敌威胁时”，日本自卫队的作战区域也有“国土”扩展到“周边”，由“周边”扩展到公海以至别国领土。与此同时，日本政府高官多次提出要对“敌人”实施“先发制人的打击”。 （三） “中国威胁论”—日本外交的新指向
2017年12月，日本政府出台“新防卫大纲”，第一次把“中国威胁”的字样列入官方文件。中国经济十几年的迅速发展至少在理论上支持了亚太地区结构格局出现了新的变化的论断。与一个拥有13亿人口且地域广大、年GDP增长率连续十几年超过8%的国家仅一海之隔，从地缘政治的角度讲是十分危险的。那么为什么日本关于中国的快速发展如此敏感，其程度甚至超过了美国呢？除了上述地缘政治的因素，就必须从日本文化角度来寻求根源。首先，日本文化具有混合型的特征，即它是通过不断地借鉴和吸收其他民族的文化而发展起来的。因而，日本的文化具有强烈的相对主义倾向，其主体文化缺乏强硬的哲学支柱与宗教支柱以及完善的价值观念体系，道德标准往往随现实利益的变化而发生变化。[6]（P267）在这种背景下，日本人更趋于缺乏自信，这也就能够解释为什么在20世纪上半期日本对外战争总是采用先偷袭后宣战的战术。1991年的经济下滑不但造成了通货紧缩，且使经济上的困窘使日本对自身境况和外部环境的变化反应敏感。因此，沸沸扬扬的中国经济威胁论其实质是尽管日本有些羞于启齿，但终于承认了它的相对衰落。更重要的是，缺乏自信导致了文化的自卑，这种心态容易使日本人走向极端，日语毕业论文，适当的刺激便使日本人迅速从小心谨慎从事转变为歇斯底里地过度反应。其次，在历史上，封建时代的日本社会被划分为复杂的阶层，每个人的身份都由世袭固定，上至天皇下至贱民，每个人所作的事情都必须与其身份相符，这就是所谓的“各得其所，各按其分”。这种观念成为了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理由，日本人对国际联系的全部问题也都用等级制观念来看待。日本曾把自己描绘成高踞于国际等级制的金字塔的顶端，因而他们有义务帮助落后的中国和“大东亚”诸国摆脱被西方征服的命运。日本天皇关于发动侵略战争是这样解释的：“现在从事这场转变秩序的战争的以我们为中心的东方民族，正在建立一种各得其所并自发合作的秩序。这种秩序的思想，我国称之为八纮一宇的精神”。[7]（P300）日本人可以为了自认为正确的“等级秩序”而发动战争，当然也就可以在和平时期因为同样的理由而谋求政治大国地位。
三、实践与未来
日本的文化及在其基础上所承载的日本人的国民性和意识形态对日本外交决策起了十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在日本文化、历史、传统的作用下，日本的民族主义者正在与1945年以后的秩序进行着斗争，目标是回归到1945年以前的那种具有显著的现代特征并拥有主权和交战权的国家状态。然而1945年以后的日本在许多方面已经变得具有后现代的特征：主权可以分割和共享，维护国家利益不在与交战权存在必然的关系。这样一个日本在欧洲是非常适合的，但亚洲的国与国的联系依然具有显著的现代特征。正常国家的倡导者并没有依靠日本自身的国家优势来把亚洲推向后现代状态，而是趋于把日本推回现代状态，使日本适应亚洲的作风。“9.11”后，亚太、东亚在争取地区稳定与扩大合作方面出现的潜在机遇，当前东亚地区合作的加速尽管还主要体现在经贸领域， 但这无疑对政治领域、安全领域的合作展开具有促进影响。在现今，束缚双方联系进一步发展的“瓶颈”主要是历史问题和主权问题，从日本方面看，在对待历史为题上，日本不能太短视和功利。对历史问题的清算过程是一个民族回归理性的过程，它本质上是为了“利己”——利于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日本政府应该在诚恳地承认过去、承认历史的前提下加强同中国政府和学界的沟通，打破阻碍双方联系发展的瓶颈。在合作机制上，将双边纳入多边， 特别注重凭借美国“重返亚太”战略引导日中联系走向良性发展的可能。现任首相安倍晋三近期也表达了希望通过维护日中、美中联系的稳定性来促进亚太地区和平与发展的战略思路。总之，日本应该让人们看到，在政治崛起过程中，日本能够给与世界不仅仅是制造品和组织技巧，就“软实力”而言也能给与世界很多，日本外交成功与否将决定日本在亚洲未来几十年的命运。
参考文献：
[1]【美】鲁斯·本尼迪克特.《菊与刀》.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
[2]包霞琴、臧志军.《变革中的日本政治与外交》.北京：时事出版社，2017.
[3] [美]约翰·W.道尔.《拥抱战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北京：三联书店，2017.
[4]【美】埃德温·赖肖尔.《日本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
[5]薛君度、陆忠伟.《颠簸的日本》.北京：时事出版社，2017.
[6]金熙德等.《再生还是衰落—21世纪日本的抉择》.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
[7]【日】若规泰雄.《日本战争的责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
作者简介：侯蕾（1983.11—），男，天津人，天津师范学院硕士探讨生学历，国际政治专业，天津中医药学院教师，社会科学教育部，助教。探讨方向：国际联系理论，中国外交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