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文学史探讨是当下的学术热点，本文以中国学者对于日本文学史的著述为探讨对象，聚焦于日本文学史的分期问题，从中国学者对日本文学史的分期实践中略论其分期的标准和指导理论，为其他国家文学史的分期问题探讨提供借鉴，也可以促进日本文学探讨及日本文学史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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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日本文学史 分期标准 分期理论
选择不同的分期模式，会作用文学史作品的体例安排和创作本原面貌。当前，国内学者对文学史分期的探究，文本对象绝大部分是中国文学史，而对外国文学史的分期探讨作品是屈指可数。本文探讨的对象不是特定的某一作家及其著作，而是文学史学的成果即文学史著，具体来说是民国以来中国学者对于日本文学史的著述，着重略论中国学者对于日本文学史的分期问题。
一.确定文本探讨对象
本文针对百年来中国出版的日本文学史作品，以国内学者对日本文学史的分期实践为考察对象，研讨外国文学史分期的理论和标准，引起大家对外国文学史分期探讨的关注，同时也对中国文学史分期提供一个别样的思路。文学史学在中国传统学术探讨中是一个常被忽视的课题。随着西学东渐作用的扩大，“西为中用”的思想有了更明确的实践方式。晚清民初的中国学者应用西方的理论来构建本国的学科系统与学术体制。迄今为止，中国学者编撰的日本文学史著述体例繁多，日语毕业论文，如最初的教材讲义，当下的文学史作品。有通史、断代史、小说史、诗歌史、戏剧史等多种，这些著述体现了编者的文学史观，标示文学史学科逐渐成熟和科学化。
中国学者对日本文学史的编写存在两种模式，即译介与原创。日本文学的译介是受学习西方的浪潮的作用，在三四百年前明代的李言恭、郝杰编纂了《日本考》，开始翻译日本文学著作，这本书系统地记述了日本的历史、地理、物产、风俗、语言、文学等各方面的情况。中华书局于1983年出版了《日本考》，其中“歌谣”部分刊载了39首日本短歌。在维新运动时期中国文人自觉引进日本文学，梁启超于1898年翻译了东海散士（柴四郎）的小说《佳人奇遇》，由于受他的日语观、文学造诣和政治思想的作用，所译的小说有误译和增删的现象。梁启超选择这本小说来翻译是基于当时清朝面临内忧外患而日本通过明治维新使国力增强这一社会背景。该小说发表于1858年，是一部政治小说。由于意识形态的联系，直到上个世纪70年代后期国内开始陆续翻译出版日本学者编撰的文学史，如1976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吉田精一著写的《日本现代文学史》，197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西乡信纲著写的《日本文学史》，1983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松原新一等著写的《战后日本文学史・年表》。
中国学者对日本文学史的实质上的创作源于1918年，周作人在北京学院文科探讨所小说探讨会上发表了《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演讲，给当时中国新文学的发展照亮了前路，这是中国最早的较为系统的日本文学史断代述。此后的半个多世纪，中国对于日本文学史的著述几乎处于空白状态。1982年，我国出版了第一部日文版的《日本文学史》，由王长新教授著写的《日本文学史》，并由教学部指定为全国日语系的通用教材。随后吕元明教授著写的《日本文学史》，彭恩华著写的《日本俳句史》，刘柏青著写的《日本无产阶级文艺运动简史》，李德纯著写的《战后日本文学》，陈德文著《日本现代文学史》等相继出版发行；1992年，雷石榆著写的《日本文学简史》，李均洋著写的《日本文学概说》，刘振瀛著写的《日本文学史话》以及叶渭渠、唐月梅夫妇的相关作品陆续问世。而其中学术价值最高、作用最大的，当数叶渭渠著写的《日本文学思潮史》和叶渭渠、唐月梅合著的《日本文学史》（全4卷）。作者认为以往日本文学史的写作模式很难全面体现日本文学史的特点，因而在《日本文学史》序章中阐述了日本文学史分期探讨的新思路和措施，这些表述在上述的《日本文学思潮史》绪论中也有所体现。
二.中国学者对于日本文学史的分期理论
学者认同什么样的分期理论，就会选择相应的分期措施。否则，“没有一系列概念、一些可资参考的论点和一些抽象的概括，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的编写也是无法进行的”。中国学者对日本文学史的分期实践，说明带有中国特色的日本文学史分期理论已经开始形成。对文学史的各种分期措施和不同编纂方式，都是在分期理论观念的指引下进行的。国内编写的日本文学史对于分期理论主要有两类。一是唯物史观，提倡文学史探讨要着眼文学本体，而且还要略论文学本体产生和发展的外在制约因素，同时还要探究文学演进历程的规律，把“物质生产的发展程度”看作是文学产生和发展的根本动力。以这一思想为指导的日本文学史著述基本上都是先介绍背景、再作家简介、评价著作这种顺序来编纂的。对日本文学史的分期是以阶级性、政治性和人民性的标准为准则的，与当时所处的社会环境和意识形态紧密相关。如有的作家著作很优秀，但因为他个人的政治观点与中国政治思想不相容，这一类作家、相关的文学思潮就没有被收录。二是文学本体观，是从文学自身发展规律角度来探讨文学史分期，并不排除对作家和著作的略论。在介绍作家时，著者并非记流水账似的排列作家履历，而是有取舍的选择有作用力的事件；在评价著作时，著者以文学审美的眼光来评判，文学内在的相互关系和作用为依据。按照有共同风格的著作，或有相同价值观的群体，或几个单一的文学活动组成了一个较大的文学思潮、文学运动来编纂，深入探究整个文学内在结构中的著作的发展过程。
三.国内编写的日本文学史分期实践
1.借用历史学的文学史分期
借用历史学对日本文学史进行分期的措施常常是以日本历史上改朝换代的重大政治军事事件为分界线来划分。张如意的《日本文学史》把日本文学史分为上代（大和・奈良时代）、中古（平安时代）、中世（镰仓・室町时代）、近世（江户时代）和近代（明治・大正・昭和・平成时代）几部分；李光泽、卜庆霞的《日本文学史》把日本文学史分为古代前期、古代后期、中世、近世与近代。可见这种划分措施没有涉及“现代”“当代”这些概念，有关“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的界定至今仍未有定论。有的作品在近代文学中也提到了“现代”概念，比如将明治时代以后的文学统称为“近现代文学”。后来有些作品中明确提出了“现代”这一分期法，高鹏飞的《日本文学史》除了按照历史分期――上代、中古、中世、近世、近现代、战后现代，还主要略论了每一历史阶段的著作。借用历史学的划分措施是一种政治史式的划分措施，也是最常用的措施，但这种措施不能清晰准确地反映文学史的发展过程。 2.基于文学体裁发展的文学史分期
由张龙妹、曲莉主编的《日本文学（上下编）》全面的阐述了日本文学史1300年的发展历程，日语论文题目，从《古事记》的创始神话至现在流行作家村上春树都有详尽的解说。上编日本古代文学部分，以文学体裁的变迁为主线，在解说名篇名句的同时，研讨了各文学体裁的产生、发展、式微的过程及其与时代背景的关联，借以揭示文学发展的内在规律。于荣胜的《日本文学简史》将日本文学史分为八章。这八章分别是：上代文学歌集、汉诗集；中古的和歌与物语文学、日记文学和随笔文学、说话文学；中世诗歌和物语创作、说话文学、日记和记行文学、演剧；近时期的俳谐、戏剧与和歌……叶渭渠、唐月梅著《日本文学简史》对口头文学、文字文学、散文文学、物语文学、随笔文学、和歌与汉诗、俳句、戏剧文学、通俗文学等作了详细的介绍。这两本文学史均是依照文学体裁中的诗歌、小说等文学体裁的发展对日本文学史进行分期。
3.借用历史学辅以文化思潮的文学史分期
叶渭渠、唐月梅合著的《日本文学史》，作者围绕“政治价值与艺术价值”、“形式主义”、“文学的主体性”、“国民文学论”等几次大论争，深入研讨作用文学发展的外在因素，如文学与政治、形式与内容的联系，并对新感觉派的成败、川端文学的定位等文学史上较为敏感的问题有自己独到的认识，都在作者的指导思想和写作实践上体现了出来，从而避免走向或泛政治化或忽视文学思想的两种倾向。韦勒克认为文学史分期必须严格按照文学的标准来划分，只能“参照一个不断变化的价值系统而写成”。文学史的发展一般有两大类型，一是韦勒克提出的从纯粹的文学标准来划分的文学史，二是以社会历史为大背景，文学在不同历史时期受到各种外在因素作用，如意识形态、阶级划分、历史运动、政治军事变动等。因此，撰写一部完整的文学史关键是要如何有效掌控这二者之间的联系。正如叶渭渠、唐月梅合著《日本文学史》“后记”中所强调的：“这种统一性根植于美学哲学，审美价值成为文学的内容与形式的统一的具体表现。文学的主体价值也确立在其中。只有这样，才能从文学发展史的动态中，准确地把握文学本身的本质性的东西，才能判断文学现象的性质，以及作家和著作的价值。
编写文学史要结合文学历史中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及现象，并不是简单地罗列这些外在事件，而是掌握这些事件及现象发生的内在规律。一般情况下文学现象并非人为的按照单一线索来发展，因此在编写过程中，中国学者对日本文学史的的分期往往采取以一条线索为主，其他线索为辅的方式。
四.结语
中国学者在编写日本文学史涉及分期问题时，试图采用唯物史观的措施来探索日本文学史的发展，并且也尝试找到其文学史的发展规律。在此过程中，中国学者往往会打上中国传统史学的探讨规律的烙印，同时也借鉴了西方史学的探讨成果。叶渭渠、唐月梅合著的《日本文学史》是中国学者构建日本文学史模式的成功尝试。众多的有关日本文学史的学术作品，体现了中国学者探讨研讨日本文学史发展的孜孜不倦的精神。这些实践和理论观点，让我们能够更方便、全面了解学术发展的脉络和发展方向。现在针对文学史分期问题，很多学者提出文学史重构的主张，在探究文学史重构的过程中，如何搭建一个更好的框架、构建合理的编排模式，还需要学者进行更深入的探讨。
（作者单位：武汉东湖大学文法律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