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中日战争文学，我们长期冷落了作为中国文学一支的台湾文学。比较海峡两岸对中日战争的书写，可以透视出两岸对这场战争相同或不同的理解，对日本侵略者相同或不同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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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发展脉络比较
在中国大陆，描写中日战争的文学基本上都可以用抗日文学来统称。而关于中国台湾文学来说，由于历史的原因却不能用抗日文学涵盖所有对中日战争的书写。因而，两地中日战争文学的发展，呈现出不同的发展脉络。
总的看来，大陆抗日战争的书写大致可以分为两个历史阶段，一个是建国十七年，一个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文革”十年，大陆抗日小说基本是一片空白，即使有那么几部，也都类同于建国后十七年，因此我们可以把它归于一类。建国十七年，尤其是50年代，大陆抗战小说发展迅速，涌现出了一批为读者喜爱的优秀小说，如《敌后武工队》、《风云初记》、《平原烈火》、《吕梁英雄传》、《地道战》、《地雷战》、《铁道游击队》、《不屈的昆仑山》等。但是整体看来，战后三十多年抗日小说的发展并不尽如人意，日语毕业论文，尤其是为郁达夫所期待的、体现着巨大历史深度与独特审美艺术价值的“大小说”始终没有出现。原因在哪里？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文学界没有及时改变和调整其战时形成的创作心理，从战争化走向文学化，从对战争价值的追求，转向对文学价值的实现。而是依然沿着战时的文化传统继续滑行，结果导致了抗日小说审美表现上的时代错位。
20世纪80年代是作家逐渐掌握自己命运的开始。中国作家从被指定的代言人身份中解放出来，中国的抗日小说开始迈向新时期。从“文革”结束到80年代中期，是抗日小说的前突破期，虽然也有《最后一幅肖像》等探究性文学出现，但大多是一种悄悄的变化。到80年代中期，随着《长城万里图》、《新战争与和平》等长篇小说，《红高粱》、《黑太阳》以及《军歌》、《大捷》等中篇小说的出现，抗日小说开始进入了后突破期，由政治化走向了文学化、人性化的重新书写。作家开始把战争中的人以及特殊境遇下人的心灵世界作为其艺术表现和关注的中心，并且开始准确公正地勾勒日本人形象，对这场用无数中国人血和肉堆砌成的战争进行更深入的思考。代表著作有：邓贤《大国之魂》和《日落东方》、陈道阔《长河落日》、叶广芩《战争孤儿》、叶楠《花之殇》）、俊然《殇》等长篇小说，尤凤伟《生存》和《生命通道》、叶兆言《日本鬼子来了》、岳恒寿《跪乳》、肖平《归来》、张华亭《葬海》等短篇小说。
台湾当代文学没有这么明显的转型阶段，但因作家生长背景的殊异，也形成了不同时代的风貌。大致可以分为三代：战后第一代作家：“他们都是从小接受日本教学长大，战后始从日本文开始学习中文，堪称是从层层障碍中，以披荆斩棘的姿态杀出一条血路来的”①，如廖清秀、叶石涛、钟肇政、陈千武等；战后第二代作家：“一九三/年代出生，战后接受中文教学的新生一代长大成人，已具备了应用中文从事文学创作的能力，执笔为文，再无前一代人的日文包袱”②。如郑清文、李乔、东方白、黄春明等。战后第三代作家：“约略指60年代末期到70年代中期出现者……除取材现实外，剔出黑暗面具带有批判性的内涵越来越鲜明，最后还演变成‘反叛性’”③。如宋泽莱、洪醒夫、吴锦发等。
第一代作家在战争结束之时，多为十八岁以上的年轻人，因此适逢日本人强征台人兵力的“超非常时”，普遍具有被迫加入志愿兵的经历，如叶石涛、陈千武、钟肇政等。民族意识的热血沸腾，心不甘、情不愿被异族驱使当炮灰的经历，在战后第一代作家著作中极为常见。尤其是身在前线的志愿兵们常常被死神窥视。侥幸存活的经历在漫漫的人生历程中是永难磨灭的伤痕，这些都被作家们表现出来。“真实性”、“自传性”、“死亡意识浓厚”是这代作家著作的特点。同时，五六十年代是战斗文艺的年代，曾有文艺到军中去的口号。而台湾作家在50年代反共抗俄文艺风潮席卷文坛的环境中，找不到熟悉的题材，但以“反日”为前提的殖民地经历，却意外成为立足文坛的避风港。所以在战后第一代作家的著作中，每位主角或浓或淡地皆有心怀祖国、反抗日本的民族情操。这种特色，一方面与作家本身是知识分子，关于自身被殖民的命运多有所反省有关；另一方面也有避免被仇日的中国同胞指为“奴性”未除的原因。在白色恐怖的政治氛围中，适度表达自己对祖国的赤诚是有保护影响的。
第二代作家虽出生于日治时期，但战争结束时一般都只有十一二岁，他们受日本教学长大，具有战乱的记忆而没有实际参战的经验。和战后第三代作家一样，其战争经验都是属于间接认知。一方面他们传承着前代作家对中日战争题材的关注与热衷，另一方面他们所背负的历史包袱已不像战后第一代作家那样沉重。因此战争经验的题材并不像第一代的作家那样成为自己创作生命的大宗，而是成为关怀乡土、关怀人性系列中的一项题材。以李乔的《孤灯》为例，谢里法指出《孤灯》的主题不在这场战争。在《孤灯》一书中找不到皇民运动推展的细节，也无法发现台湾人和日本人同一阵线、而与盟军为敌的罪恶感，却可以感受李乔欲研讨生死由他人操纵的悲情。书前开宗明义告诉读者鳟鱼的返乡梦，与“母亲”、“故乡”、“台湾”等主题串连起来，表达出作者大声疾呼“台湾，我的母亲！”的主题。再如黄春明《甘庚伯的黄昏》写年迈的甘庚伯和其因为当日本兵而发疯的儿子的故事、郑清文《二十年》、《寄草》关怀台籍日本兵及其眷属的命运，都是本着人道主义关怀受战火摧残的脆弱人性。因此有关被殖民的战争经验的书写，已渐从战后第一代作家写当年的自传形态演变成第二代自发性、宏观角度的关怀。
战后第二代作家以战争经验为题材的精神，被第三代作家延续并发展出属于战后新生代的特色。第三代作家中最早有正式著作发表的，是宋泽莱于1976年发表的《废园》。之后第三代作家的有关著作便如春笋般钻出。他们的成长背景较前辈作家自由，因此在创作风格上较大胆，不复有前辈的政治恐惧症。七八十年代，台湾政治、社会风气亦日趋开放，许多秘而不宣的史料渐次出土，特别是解严之后，战后作家在战争题材的应用上“言必称祖国”的情形已渐褪去，著作中多了民族议题的讨论，如叶石涛、黄娟、吴锦发等。这里特别应该看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由于台湾政治风气的转变，“台独”气氛越来越浓，渐渐作用到了文坛。一些作家在著作中或明或暗的透露出“台独”倾向，甚至有些著作对日本殖民时期进行部分肯定。如《台湾老兵三国志》、《欧多桑时代》等。这些关于台湾民众的负面作用是存在的。
二 创作风貌比较
把海峡两岸中日战争的创作做一比较，首先，是描写人物模式的不同。大陆以抗日战争为题材的文学往往追求英雄主义，主人公是绝对的神化的英雄，而日本军人形象身上没有丝毫肯定的价值，他们形象一般比较丑陋，失去人性，就像是被控制了心智和灵魂的只会杀人的机器。这种人物模式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有所改变，但至今仍有很多著作在延续这种固定模式。相比之下，台湾中日战争书写下的主人公往往是值得同情的战争受害者，或者是具有很多弱点的“英雄”。这些英雄的达到是由于偶尔克服了身上的软弱。创作中注重生与死、善与恶的冲突，作家多从人道主义角度去塑造人物。其中，台籍日本兵是作家涉及最多的人物，作家表现着他们在死亡边缘挣扎的经历。很多著作超越了战争的某一方问题，而是从人类的灾难这一角度来透视中日战争，进而达到对人类命运的揭示。
台湾作家笔下的日本军人身上常常有肯定性价值存在。他们有凶暴的一面，但却不是“野兽”似的可怕形象，如叶石涛描写的日本军人，虽然有坏人，但是几乎篇篇皆有良善、值得同情的日本人角色。他小说里的主人公与日本军人打交道，少有悲惨境遇，而多以喜剧收场，如：《唐菖蒲与小麦粉》中的台籍志愿兵辜安顺骗取日军军需物质，居然只受到禁闭，而未受到军法审判；《脱走兵》中日本队长体谅脱走兵阿潘的心情，故并未发通缉令；《败战记》见习士官翁东壁在众多日本军官中，大胆驳斥玉碎说的荒谬，表现了一些日本人并不愿意玉碎，而怀有强烈返国的心愿。陈千武的《战地新兵》中描写了一个对台湾人很友好的十七岁的日本兵村井：“同为志愿兵的身份，他喜欢林逸平，常把身躯依靠着林逸平比他健壮的躯体，感到心安舒适，……做了恐怖的梦，紧紧把住林逸平，像被拥抱住情人的怀里那么，接受林逸平甜蜜的安抚……”④作家对这名日本兵的描写用的是一种喜爱，甚至是一种怜惜的口吻，这在中国大陆作家笔下是绝对不可能看到的。80年代以后，间或会有一些具有人性的日本兵出现在中国大陆作家的著作中，但往往是表现他们人性的一种复归。日本兵在中国大陆烧、杀、抢、奸，做尽了坏事，要深受日本兵之苦的大陆作家用一种怜惜的笔调写日本兵，不但作家自己不能接受，恐怕大陆读者也会产生反感情绪。
而在台湾，情况却有所不同。日本在台湾殖民统治五十年，皇民化运动造成某些台湾人产生了所谓的“日本情结”。在这种情结的作用下，某些作家虽然看到了日军残暴的一面，但却认为“那原本既是一种战争状态，任何士兵在遭遇强烈抵抗，目睹同伙丧生之后，都会发狂而失去理智，成为野蛮残忍的军队”，所以“并无痛恨日军的感觉”⑤，甚至表现出一些对日本人的温情描写，也是不难理解的。另外，造成这种宽容日本人的原因，还与作家的生长背景、求学经历、工作经历以及文学观有很大的联系，如叶石涛在求学过程中受到山口先生以及金子寿卫男先生的作用甚大，工作时曾被日人文学家西川曼的“儒雅风范”深深吸引。再加上他的创作理念被学者公认为是欲以著作显示他的种族主张，因此他著作的重点不是日台仇恨，而是针对日本人与台湾人自处的民族立场。
其次，是审美风格的异同。大陆中日战争书写中呈现出一种英雄乐观主义的“激昂”审美风格。在建国后“十七年”文学中，英雄主义、乐观主义的创作基调被作为固定的审美模式，并以此形成了统一的“激昂”的审美风格特征。它表现为强调战争的最终胜利意义，将过程的意义溶解到最后的胜利中去。英雄人物不会轻易死去，即使是非死不可的时候，也必须要用更大的胜利场面去冲淡它的悲剧气氛。当然，在80年代以后，这种固定的审美模式被打破了，关注人在战争中的命运使得一些著作呈现出一些新的审美元素，但“激昂”却还是主旋律。同时，大陆战争文学，注重战争本体的审美价值，有很多关于战争场面的直接描写，这也使得战争“激昂”的风格得以显现。战争中激烈的争战与杀伐、高超的战略和战术，其本身有着极强的残酷美感因素。因此，当小说以比较纯粹的审美意识把这种激动人心的场面表现出来时，会使得读者产生一种莫名的“激动”和“期待”。
而台湾中日战争文学却很少对战争场面直接进行描绘，多对战争中台湾人悲剧命运的描写，文学中呈现出一种“悲怆”的审美风格。在中日战争中，身着日本军服的台湾人，受日军的驱使前往中国战区，面对的敌人竟是同血源的汉族同胞。他们不但在肉体上遭受死亡的威胁，而且在精神上还要受到痛苦的煎熬。悲哀、悲伤、悲痛、悲惨，既是半个世纪以来台湾同胞共同的多层次的心理态势，也是台湾社会的一种心理积淀。这种难以平复的伤痕，直至战后多年，仍难以痊愈。正是这种心理状态，使得台湾对于中日战争描写的文学呈现出一种“悲怆”的风格。
同时，对战争时代台湾人的“孤儿”意识的表现，加深了这种“悲怆”风格的显现。小说《叛国》（吴锦发）、《稻穗落土》（蔡秀女）、《祖国与同胞》（李荣春）等都描写了这种“孤儿”意识。战争时期的台湾人欲在中日两民族之间，求得生存的尊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诡异多变的时局里，殖民地上的一些负有使命感的台湾知识分子由于身份的暧昧，饱尝国家认同之苦，他们虽然一心想协助台湾同胞找到可以归依的祖国母亲，却往往被祖国同胞误会成“日本奸细”，感受的是一种历史的“孤儿”意识。
/注释：
①②③钟肇政：《血泪的文学挣扎的文学――七十年台湾文学发展纵横谈》，《台湾作家全集――赖和集》，前卫出版社1991年版，第22页―第28页。
④陈千武： 《台湾作家全集陈千武集》前卫出版社1991年版，第77页。
⑤王家祥 ：《一九四五之列车》，《打领带的猫》三三书坊1990年版，日语论文，第1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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