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日本高等教育发展的历程是一个不断改革高等教育，培养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所需人才的过程。基于日本高等教育发展史实，可以发现：政府是高等教育改革的最大推动力量、多种角色的高等教育机构‘各司其职’、不断推进激活高校内部体系的改革、基于本土和院校内部的发展这四个凸显的特征。并以此为鉴，对我国高等教育改革之路提出四点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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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日本；高等教育发展；特征；启示
[中图分类号] G53/57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2549（2017） 04-0032-03
近代日本高等教育自明治维新开始，并于战后获得快速发展。日本之所以能在20世纪60年代末一跃成为继美国之后的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日语毕业论文，一个重要原因是大量高素质劳动人口的增加。到了80年代，日本在许多尖端技术领域超过美国，“经济大国”的国际地位奠定之后，开始追寻增加“作为政治大国的份量”，并把教育改革视作与行政、财政改革同等重要的地位。包括新世纪的“新成长战略方针”“人财立国”等国策在内，都体现了日本希望通过教育培养大批国际化日本人的目的。2017年，日本高等教育中全日制在校生的毛入学率达到54.6%，如果将非全日制学院生入学人数也算进去，学院入学率则达到77.6%。日本高等教育的普及和发达，为日本经济社会发展培育了各种高层次管理和技术人才。可以说，日本能够在国际舞台中扮演“强国”的角色，与其高等教育的强大有着直接的联系。略论其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凸显特征，将对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历程提出有益启示。
一 日本高等教育发展的特征
1 国家意志始终是日本高等教育发展的无形指挥棒，政府成为高等教育改革的最大推动力量
日本国家、政府层面非常重视高等教育的发展，始终将高等教育强国作为一种国家战略。明治初期就制定了“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的强国战略。战后，日本政府所倡导的经济增长主义（如《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强调将教育计划纳入经济计划，促使日本高等教育规模在20世纪60年代获得了快速扩充。到70年代后半期，日本将高等教育政策由“扩大数量”调整为“提高质量”。作为战后一直是靠技术、靠教育立国的日本，进入80年代后开始推行“科技立国”战略，掀起了新的技术革命，并将教育改革与行政、财政改革共同视为日本未来的三大改革。
日本高等教育改革的最大推动力量来自政府。它总是以法学的形式“自上而下”地贯彻国家意志，在它背后有许多教育咨询机构为其提供各项专业服务。例如，“临时教育审议会”是20世纪80年代日本政府专门关于教育各项改革方针开展咨询的机构。该机构陆续发表的四次咨询报告基本上揭示了日本未来教育发展的宏伟蓝图。日本政府则是本着“最大限度地尊重咨询报告的精神，尽快将其付诸实施”的方针，随后就颁布了“四六答申”、《私立学校振兴助成法》等法规。1987年日本又成立了学院审议会，它和临时教育审议会一起成为作用日本20世纪90年代以后高等教育改革的重要政府咨询机构。学院审议会在成立后的10余年中向文部省提出了22份高等教育改革的咨询报告。日本90年代修订的《学院设置基准》《学位规则》等以及制定的《国立学院法人法》《探讨生教育振兴施政纲要》等，都是在此咨询报告的基础上进行的。
2 多种角色的高等教育机构“各司其职”，分别承担精英、大众人才的培养任务
日本与美国通过新成立“赠地大学”实现大众化的方式不同，它是依赖于战前就存在的“专门学校”实现其规模扩充的目标。日本战前就形成了“二元二层”（二元指官、私立；二层指帝国学院、专门学校）的高等教育体制。帝国学院是日本政府所建立的、能够真正适应国家需要的一种精英教育机构，它一直扮演着培养高级精英人才的角色。专门学校在日本同样占有重要的地位，几乎二战前的所有学院都是以“专门学校”的形式建立，它为日本培养了大批适应时代所需的劳动力。战后日本高等教育机构除原有的四年制学院、短期学院外，又建立了专门进行短期职业训练的专修学校以及许多新型的科学技术学院、教育学院、图书馆情报学院、广播电视学院等，适应了经济社会的多样化需求。日本高等教育发展路径基本上是依靠帝国学院为其培养“向上”的高级人才，专门学校为其培养“向下”的各类人才的方式。
此外，日本高等教育规模在短期内迅速扩充还得益于私立高等教育的发展。日本私立学院几乎与国立学院并肩产生，而且只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其学校数量和在校生数就远远超过国立学院。1952年时，日本私立学院就已经有116所，占全部学院的53%，学生数为22.5万人，占学院生总数的56%。到60年代，日本学院数量增加1倍而学生数增加3倍的原因也在于私立学院的发展。1979年时，四年制学院的入学新生中79%都上了私立学院。这些私立学院适应社会需要，为日本培养了大批工商法等各类公司职员。
3 激活高等教育体系的改革不断推进，以扭转学院变革的力量源于外部的局面
20世纪四五十年代，日本高等教育改革完全处于一种外力促进的“被动”状态中。各高校开展的许多改革都是在政府的强力推动下进行的。70年代以后，学院开始主动参与改革，开展了更多倾向于来自学院内部的、围绕学院课程、内部管理等微观层面的一系列改革。此时学院的改革相比之前来讲表现出很高的活跃性，包括各老牌学院在内都纷纷独立探讨生院、设立“综合科学部”、并进行系列课程改革等。但这种内部改革的动力最终还是源于外部力量的刺激，并没有从内部体制、机制上发生根本变化。日本各学院，尤其是官立学院，仍然保持着依靠文部省“保驾护航”的传统。20世纪90年代以后，日本文部省修订了以《学院设置基准》为首的一系列法规。此次修改采取了粗线条式勾勒的方式，只就一些主要、重要问题作“大钢化、简要化”的规定，这也就给予学院相对自由的空间。进入新世纪，伴随着要求增强学院教学探讨活力和适应性的强烈呼声，日本政府对国立学院进行了法人化改革，将其纳入以“市场与竞争”为基础的、新型的“开放体系”社会秩序中。这次改革与以往的历次改革不同，它要改变包括私立学院、公立学院在内的整个学院体系，实现政府、市场、学院之间的资源重新配置。这项改革不仅为日本公共财政减负，而且从体制上扭转了学院长期的“惰性”，实现了组织机构的自律。 4 从模仿、依附到独立、创新――基于本土和院校内部的发展是根本路径
战前日本模仿德国，形成了“国家主义”教育体制。此时帝国学院的办学模式、课程设置、教学措施等都在积极学习西方。战后，日本教育在美国占领军指导下开展了一次全面改革，使战前只培养少数精英人才的学院转变为向广大民众开放的新制学院体系。到20世纪70年代末，伴随经济实力的提高以及规模扩充所产生的系列问题，日本开始探究独立发展之路。尤其是在90年代以后，为了将日本学院打造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机构，日本出台了一系列诸如21世纪“COE”计划、国立学院法人化等强化质量发展的改革方法。纵观近代日本高等教育改革过程，作为一个“后发外生型”国家，模仿、依附是存在的事实，但不断寻求本土化和院校内部的改革、创新也是其发展的特点。单从高等教育机构上看：专门学校是最具日本特色的、也是仅存在于战前的一种“日本式”高等教育机构；短期学院则是日本战后初期关于一些不符合升格为学院的专门学校实施的一种“暂行方法”；70年代后建立的专修学校又是进行短期职业训练的学校，等等。可见，日本高等教育发展的根本途径是基于本土策略的、寻求院校内部动力的改革。
二 对我国建设高等教育改革的启示
如果说日本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进程是“赶超”式的，其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10.3%提高到38.9%仅用了15年时间（1960～1975年）。那么，中国高等教育从“精英”向“大众化”的跨越更是快得惊人，我们仅在几年内就跨过了西方国家二三十年甚至更长时间走过的路。两国高等教育规模发展的相似性，决定了吸取日本高等教育强国过程之“精华”为我所用有着积极的意义。
1 高等教育强国的实现至少在起步时需要经历“自上而下”的路径，需要依靠政府的强力推动
我国仍处于发展中国家的国情决定了我们只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甚至需要采取不均衡策略，将有限的资源放到最有益的项目上。尤其关于这样一个有着“自上而下”传统的国家，往往是政府牵头的改革才能发挥资源的集中优势。比照日本高等教育强国的进程，至少在改革之初需要这样。另外，就我国高校当前的融资能力看，暂时也离不开政府的大力财政支持。因此，将“高等教育强国”作为一种国家战略，通过政府的外力推行改革，关于我国目前高等教育的发展有着特殊重要的意义。它能够充分体现高等教育发展的目标性价值，保障自上而下地贯彻一种“把高等教育做强”的理念，促进各利益相关者积极参与改革高等教育发展的具体行动。
2 提高高等教育政策出台的适恰性，完善相关的法学体系，是有效改革高等教育的保障
日本高等教育每一项改革的背后都有着某一重大政策或法学的支持。它们给日本高等教育发展创设了有效的外部环境。在我国推进高等教育改革的进程中，同样离不开政策或法学的支持。尤其是关于一贯以来存在的某些偏见，比如对民办院校的偏见等，更需要从政策、法学的视角给予“纠偏”。但实际情况是，政策、法学在发挥“纠偏”影响的同时往往也冒着“跑偏”的风险，因此，最大程度地防范政策出台的非理性和法学制定的民主参与性，加强实践环节的监督都显得非常重要。日本在减少政策、法学风险方面的一个有效策略是开展各种专业机构的咨询、审议、评价活动，而各咨询会、审议会等也“不负众望”地作用到了日本文部省的决策。结合我国实际，我们既可以鼓励各种第三方部门开展政策咨询、评估等活动，也可以考虑在政府部门内部设立专门进行高等教育发展的专业探讨、咨询、评估机构。
3 倡导“包容性发展”的理念，推进建设开放、多样的高等教育体系
2017年亚洲发展银行的经济学家首次提出“包容性增长”概念，并将其作为经济发展的新理念。其核心要义是消除弱势群体的权利贫困和所面临的社会排斥，实现机会平等和公平参与，使所有群体均能为经济发展做贡献并合理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在高等教育面临着各种复杂形势和重大历史使命的背景下，将“包容性发展”（高等教育规模增长的有限性决定了只能谈“发展”）作为指导目前高等教育改革的一个理念，无论从解决教育公平的视角还是从激活教育机制的视角，都将是一种新的思路。其实，日本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进程同样是“多样化”高等教育机构共同影响的结果，而国际化、开放化也一直在作为它的一个改革方向。包容性发展理念本身要求开展兼顾教育公平的、充分发挥资源优势的变革，它的实践落脚点也就体现在资源的优化配置以及建设开放多样的高等教育体系上。
4 加快进行本土化改革和基于院校内部的变革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根本出路
我国高等教育经历“大发展”的同时，也凸显出了“各种矛盾和问题”。民众把人才质量下降、就业形势严峻等问题都直接归咎于扩招。解决这些现实问题，唯有靠基于自身实际的独立、创新之路。日本高等教育追寻质量提升的过程展现的是一幅充满“荆棘”的图景，尤其是最近开展的国立学院法人化改革，更是一项不断经历“阵痛”的变革。其总体趋势是：文部省对学院的控制逐渐由微观控制变为宏观调控；学院的发展逐渐由外部动力刺激下的变革转变为源于内部动力的自主发展。可见，政府发挥影响的方式将随着高等教育改革进程的推进越来越表现的宏观、模糊，而高等教育变强的“期望”则越来越寄托在院校层面的改革上。在我国高等教育已经步入大众化发展阶段，基于质量提升的改革将成为今后的发展方向，而加快进行本土化和院校内部的变革，努力盘活整个高等教育体系也是一个重要的奋斗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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