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爱国主义是一个国家、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思想基础，日本和新加坡有着相似的东方文化根基，两者在爱国主义教育上既有相同之处，又各有特色，积累了丰富的教育经验，对同为东方国家的中国来说十分有借鉴意义。本文从历史背景、教育内容、教育方式三个角度系统比较了两国爱国主义教育的差异，以期对我国的爱国主义教育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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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爱国主义 日本 新加坡 儒家思想 国家意识
绪论
爱国主义教育是公民道德教育的重要内容，日本和新加坡两国，历来重视爱国主义教育，都根据各自的国情，采取了一系列富有特色和针对性的方法，取得了显著成效。本文尝试从两国爱国主义教育的历史背景、内容、途径和措施等方面进行比较，以期对我国的爱国主义教育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
一、爱国主义教育的历史背景比较
从历史背景看，两国同处亚洲，并且都是在海岛的地理环境上发展起来的，其国家的建立和发展无不存在东方历史和岛国文化的烙印。它们在近代都曾受到外来侵略，西方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殖民活动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各方面都给两国带来了很大冲击。笔者认为，日语论文，基于历史背景所产生的民族心理异同是导致两国的爱国主义教育在目的和内容上有明显区别前提和根源。
日本自古以来就有着国家主义、群体主义的历史传统。中世纪的日本就十分重视武士精神教育，到了明治时期，这一思想被巧妙地转变为全体国民必须遵守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原则，将爱国主义与国家主义和军国主义相结合，强调培养臣民的“忠良”性格，主张教育要为国家富强服务，国家利益高于一切。二战时期日本将国家主义教育思想发展到极致，日语论文，如文部省1937年3月发布的《国体之本义》作为改革教育的基准，认为天皇即国体，万古不变，进而把“忠君爱国”、“忠孝一体”作为“臣节”。1战后日本虽然进行了教育民主化的改革，但仍保留了国家主义的传统，实行狭隘的爱国心教育。
新加坡从被开发至今只有不到200年的历史，经历了100多年的殖民统治，受到东西文化的双重作用，是一个多元文化国家。建国初期的新加坡由于这些原因很难走民族国家的建国之路。政府通常将爱国主义叫做“国家意识”，爱国主义教育主要体现为国家意识教育，其目的在于让全体国民团结在“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新加坡”的旗帜下，树立“我是新加坡人”的观念，加强国民身份认同。从1988年开始，政府每年都要开展一次“国家意识周”活动，以凝聚国民的国家意识。
近代日本的爱国心教育，将其作为实现富国强兵的手段以抵御列强侵略、争取民族独立，但后来爱国心与其民族精神中固有的国家主义结合，成为教化臣民、给国民洗脑的精神武器，带有明显的侵略扩张的色彩。直至现代，其爱国主义教育中民族主义和侵略扩张的意识仍然存在。爱国主义教育在日本被打上了军国主义的烙印，民族危机意识转化为侵略扩张的动力，其对外扩张的性质正是狭隘的爱国心的体现；在新加坡，爱国主义教育主要侧重在多元文化中建立共同的价值认同，以维持国家统一和种族和谐，是推动新加坡种族和谐、团结和国家富强的强大动力。
二、爱国主义教育的内容比较
在教育内容上，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两国在国家和民族认同教育上都坚持了“以我为主、兼收并蓄”的准则。两国作为儒家文化圈内的重要国家，在爱国主义教育中都受到了儒家文化的深远作用，儒学思想的核心精神和价值理念经过改造与本土的传统价值精神相融合，成为增强民族认同感和自豪感的重要源泉，其主要体现在对“忠”、“孝”思想的吸收上。而两国在地理环境上同为自然资源匮乏的岛国，培养了国民的危机意识，忧患意识教育是两国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内容，对推动国家的改革和发展起了重要影响。
儒家思想是日本德育的重要资源，它在本土化过程中与日本武士道精神和神道教相结合，形成了对统治者绝对效忠的集团意识和对神道皇国的忠诚信仰。日本视“忠”为最重要的美德，“忠”是指完全献身于自己的主人，并在爱国主义教育中上升至对天皇的孝顺和忠诚。日本的忠君爱国有明确的象征标志，即天皇，热爱国家与热爱天皇是统一的。二战以后受美国作用，日本吸收了西方民主思想和道德教育体系，但是在爱国主义教育中核心的民族精神却没有改变。
新加坡的建国历史短暂，种族构成复杂，面对东西方文化的双重交汇，政府尤其重视爱国主义教育，坚持“技术上依赖西方，精神上固守都东方”，是既吸收弘扬儒家思想又借鉴西方公民教育模式的典型代表。在新加坡，华人占了总人口的约3/4以上，大部分移民没有受到过五四运动以来否定儒家的知识运动的作用，有深厚的儒家文化根基和接受儒家价值观的可能性。该国基于实用性的观点改造儒家思想，赋予儒家学说以现代意义的解释，他们是在自己所理解的儒家伦理的意义上，用儒家思想解释新加坡的文化和价值观，其重要体现就是1991年公布的《共同价值观白皮书》中提出各种族均能接受的的五大共同价值观2。基于儒家伦理，新加坡提出了“忠孝礼仪廉耻”的核心价值，认为“忠”就是效忠新加坡，把新加坡看做自己的祖国，有国家和民族的认同感，把国家利益放在首位。
从忠于国家这一角度来说，日本关于西方民主和自由思想的学习都是为了“忠君爱国”服务的，天皇作为国家的象征，是“忠君”的具体对象，其爱国主义教育仍然趋向封建、保守，使日本在强调民族传统的同时军国主义、神国思想也得以生存。不同于日本，新加坡的爱国主义是一个较为抽象、广泛的概念，爱国就是热爱新加坡这个国家本身，既没有将国家和民族神圣化，也没有要求国民对某一具体对象有统一的崇拜和信仰，旨在强调对整个国家和民族的认同感。新加坡的国家意识教育在适用西方公民教育模式的基础上，对东方价值观也做出了符合时代特征的新定义，抵制了在引进西方文明的同时不可避免地伴随而来的物质至上、极端个人主义、社会义务感下降等西方腐朽价值观的侵蚀，为新加坡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由“忠”的思想进一步深化而来的，是儒家同样提倡的忧患意识和由此产生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孔子有言，“不患无位，患所以立”、“君子忧道不忧贫”，就是要将个人命运同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关系起来，强调个人对祖国的赤子情怀。这种精神与两国的特殊的岛国地理环境所产生的民族心理相结合，形成了两国的忧患意识教育的重视。日本人从小接受的教育就是日本作为一个岛国，自然资源贫乏，灾害频繁，如果不发奋图强，就有亡国灭种之虞。诸如《日本沉没》一类的灾难著作在日本长盛不衰，折射了忧患意识和危机普遍存在于日本一般民众心中。日本一方面将忧患意识转化为民族认同感和对国家的责任感，但是另一方面，他们极强的民族自尊心源自于岛国的自卑心理，这种畸形的自尊心造就了日本爱国主义中的侵略扩张传统。新加坡同样由于其地理和文化因素，十分重视对年轻一代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教育。如新加坡出版的《居安思危：大战前后新马史料汇编》一书，通过整理二战史料，让新加坡的年轻人意识到和平的来之不易，培养国民的危机感和忧患意识，使他们能自觉关心国家，团结求存。3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