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上半叶，有这样一位为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华阴谋、阻止帝制复辟等活动而不惜毁家纾难的爱国台胞——他以大量金钱资助日本在野大党“民政党”要员，利用两党政争矛盾智取《田中奏折》；他以私人交情说服日本政府内阁司法省法务大臣尾崎行雄阻止了阁议通过赞助袁世凯变更国体改行帝制案；他出钱出人出力，助蔡锷从日本假道台湾赴滇，进而完成维护共和的护国壮举；他受托调查皇姑屯炸车案，确定日军为始作俑者，促使田中内阁垮台……这位因从事秘密活动而鲜为人知的幕后英雄就是蔡智堪。 蔡智堪（1888-1955），本名蔡德扁。祖上为台湾省苗栗县后龙镇从事造船行商业的大族首富，其父热心于造福地方，尤其注重传承和守护中国传统历史文化。甲午中日战争一声炮响，日本强迫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强割台湾。蔡父异常悲愤，并筹款输饷支持义军抗日。他常以“君子报仇，九世不忘，愿吾子孙有以覆之者”训示子侄树立收复故土之志。1899年，在感到回天乏术之后，蔡父带着十来岁的智堪到日本求学并在东京落籍，开设“蔡丰源商行”，成为东京非常有名的台湾富商，也为蔡智堪日后从事反日救国活动打下了丰厚的物质基础。 蔡智堪长期在日本生活、读书、经商，对日本国情以及社会政治状况都有着深入的了解。他深知执政的“政友会”一向坚持领土扩张主义，积极图谋侵略中国，所以不惜以大量金钱资助在野大党“民政党”要员，并于两党政争矛盾中获取执政党侵略阴谋的重要情报资料提供给祖国当局。同时，蔡智堪凭借他在政商界的显要地位，宣扬中国革命宗旨，游说日本朝野政要，并通过他在日创办发行的《日华杂志》等各种渠道，宣传中日两国应该修睦邦交，期望能抑制日本的帝国主义思想。 1905年，18岁的蔡智堪跟随兴中会元老陈少白迎接抵日的孙中山先生，并初次聆听孙先生讲述革命的真谛，由向往革命而立志加盟革命。同年8月，“中国革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蔡智堪毫不犹豫地加入了同盟会，并亲承中山先生指示，奉行革命救国任务，从此开始秘密活动。 智取《田中奏折》 《田中奏折》原名《帝国对满蒙积极根本政策》，日语毕业论文，是1927年日本首相田中义一上奏给昭和天皇的奏章。全文长达四万余字，指导思想为“欲征服支那（即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该奏章所指示的侵略步骤非常明确，方案极为周详，即先夺取东三省与内外蒙古（日本军阀所划定的满蒙范围），以所掠夺的丰富资源供作进据中国的资本；北战苏俄而掠夺西伯利亚，南战英美而囊括南洋、印度，再扩至欧洲、太平洋彼岸。其中对擒张学良、推出傀儡、踞有东北、打进关内等各细节问题都进行了详尽计划。 1928年4月14日，中国驻日本公使自东京电告北京政府：“日本内阁正在研议《田中奏折》具体实现的措施步骤与阶段，视为日本帝国百年大计，希望我政府特别加以注意搜求。”当时主持对日问题的是“东北保安司令长官公署”外交委员王家桢，获知东京国际情报战场上已谍斗不止，迅即密件指示蔡智堪速谋入手。 蔡智堪接阅密件后，深感《田中奏折》关于祖国的存亡命运联系非常，但也知它是日本政府的最高机密，外人难以取得。经过几番审慎周密的思虑，研析日本的政情与党争后，蔡智堪认为用一般间谍的手法恐难奏效，决定采取个人交谊活动，利用两党政争的矛盾，通过在野的“民政党”设法取得此项极为机密的文件。 按照这个计划，蔡智堪首先分别宴请历任原敬内阁和高桥是清内阁大臣的床次竹二郎，以及现任民政党总务长永井柳太郎和民政党其他政要人士，说服他们若要击倒目前执政的“政友会”，维护皇统安全，必须揭发并掀动舆论抨击《田中奏折》所主张的武力侵华政策。数日后，床次竹二郎果然来告已得到日本元老保皇派的认可，但慑于军阀威势需请中方帮忙谋取奏折。 蔡智堪立请名厨筹备宴席，接洽数位日本元老保皇派人物，并于席间知悉《田中奏折》尚未批交内阁执行，暂存于“皇室书库”。以“元老”宫内大臣伯爵牧野伸显为代表的日本保皇派愿意协助布置蔡智堪进入书库抄取《田中奏折》，代价是蔡必须实践向国际揭发《田中奏折》的诺言，以打倒田中内阁，避免激发战争，从而保证皇统安全。于是蔡智堪经过周密的计划布局，选定了入皇室书库的时间和路线。 1928年7月下旬某日午夜，蔡智堪乔装成一个修补图书的裱糊匠人，随身带着牧野伸显送来的“皇居临时通行牌”，由牧野伸显的妾弟领路到达皇城，基于安全考虑而反复迂回，费时1小时才进入皇室书库。他将带来的碳酸纸平铺在原件上，映着电灯的光亮细心用铅笔一字字描抄，因字数太多，到天明也未能抄完，于是翌日晚间继续描抄，又小心翼翼校对一遍，才收拾夹在衣服内层走出皇城。据1954年8月29日香港《自由人》报和《传记文学》第7卷第4期《田中奏折与蔡智堪》记载，“这个工作原来计划用照相术，但因是秘密工作必须夜间完成，照相无法办到，只能用描写抄录的办法，整整抄了两个夜间的功夫才算大功告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