携出抄件，蔡智堪在电告王家桢后，将一手提箱拆开箱底，把奏折抄本散铺在夹层之间，仍旧缝合原状，以避开日本宪警的检查。然后专程前往奉天（沈阳），送到小西关外亲自交给王家桢。据程玉凤的《台湾爱国奇人蔡智堪传》一书记载，王家桢随即将奏折抄件交给他的外交秘书办公室翻译，定名为《田中奏折》，面呈张学良，张批准以绝密文件印刷两百本，分送东北政治负责人员阅读，并前往南京将奏折转呈外交部。 1929年，第三届“国际太平洋会议”召开。中国东北方面的代表、“辽宁省国民外交协会”常委会主席阎宝航从王家桢处获得《田中奏折》抄件，大为震撼，立即将之译成英文，印出两百份在会中分送给英、美、加等各国的代表，自然引起一片哗然。而中文版的《田中奏折》则于同年年底在南京的《时事月报》杂志（第1卷第2期）“特件”栏发布，这是国内最早正式公布的奏折内容。旋即全国报章杂志竞相以最显著的版面予以转载，更激起国人激烈的反日情绪。 尽管日本当局矢口否认，但其狰狞的嘴脸和狂妄的野心已在全世界人民面前暴露无遗，不仅引起各国指责，就是日本国内政坛也发生了极大震荡，这成为田中内阁倒台的一大诱因。 反帝倒袁救民国 设计打消日本助袁称帝案。袁世凯窃国后，身为民国总统却大开倒车，大肆酝酿帝制运动，妄图改变国体为中华帝国以实现他的皇帝梦。为达成一己私欲，不仅接受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要求，还于1915年底派遣特使赴日活动，加紧称帝步伐。孙中山闻听消息，亟命党人李烈钧赴日阻止日本援助袁世凯窃国称帝的逆行。李烈钧到东京后即请来蔡智堪共同商议，以期破坏日本政府“阁议”援袁称帝的进程。 当时日本政府内阁中，除司法省法务大臣尾崎行雄等二人外，其余都很赞同援袁称帝，情势危急。作为尾崎行雄的经济支持者，蔡智堪充分利用两人间的交情，说服尾崎竭力阻止阁议通过赞助袁世凯变更国体改行帝制案。程玉凤在《台湾爱国奇人蔡智堪传》一书中写道： 于是尾崎行雄向大隈首相及阁僚们略论援袁案对日本在国际上产生的作用，坚持打消助袁称帝案，并主张对袁采取强硬政策。最后尾崎于内阁会议中行使“一莲托生”的否决权（日本沿用的政治惯例，即在内阁会议中，即使只有一位阁员对某项议案坚持反对意见，也能行使这种否决权达到目的，并导致全体阁员提出总辞职书以表示负责——作者注），终于使得此案搁浅，而且促进全体阁员辞职，结果改为“对袁氏帝制暂不表明态度，俟其见诸实行阶段，则予以否定，而将其政权扼杀之”的策略。 通过地下外交成功阻止日本支援袁世凯称帝，日语论文题目，蔡智堪不声不响地发挥了他个人在日本政坛的作用力，成为不折不扣的无名英雄。 护蔡锷赴滇完成护国军之役。1915年，时任“全国经界局”督办、陆军中将、昭威将军的前云南省都督蔡锷，虽于辛亥革命后被袁世凯调至北京严加监视，却已暗中与云南、贵州两省密电反袁，觅机出走。在经历北京—天津—日本长崎的危险行程后，电约流亡新加坡的李烈钧入滇反帝倒袁，并告知自己将经由台湾前往云南。 考虑到行程危险，孙中山亟命蔡智堪协助蔡锷从日本假道台湾赴滇；李烈钧也来电请求蔡智堪对蔡锷予以掩护免遭到日本当局留难。 蔡智堪受命后即通过联系联络东京“警视厅”总监准予蔡锷顺利过境，并电示台湾“水上警署”接应。为求万全，蔡智堪还先行回台布置接应。岂料蔡锷竟被基隆港口“水上警察署”禁留，拟直接遣返上海讨好袁世凯。《台湾爱国奇人蔡智堪传》对此记述道： 于是蔡智堪日夜奔走营救，不遗余力，一面急电东京尾崎行雄求援，一面施展银弹攻势，托求“台湾专卖总局”局长代为说项疏通，放行蔡锷。……终于获得引介，直接以八千银元贿通水上日警，潜行负出蔡锷，使从煤仓口溜出，迅即换乘预置的小轮船，蔡锷遂得以脱险而去。……蔡锷走出海防码头，仓皇避入设驻海防的日本领事馆，才免遭袁氏特务分子的暗算，而后乘滇越铁路进入云南昆明，于12月25日举旗倡义，举起护国军之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