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智堪出钱出人出力，助蔡锷在辗转的诸多危险环节中全身而退，因此推究护国军之役，他功不可没。这也是蔡智堪自认为加入同盟会后“最显身手之事”。 取证皇姑屯炸车案 1928年6月，已掌握北方政权的“中华民国军政府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为结束南北内战，决定不顾日方恫吓，退兵关外。在离京的火车上，即发生了皇姑屯炸车案，张作霖身亡。 此时，蔡智堪已通过东北方面联系被任为国民政府派驻日本的12位特别工作人员之一，受王家桢委托对皇姑屯炸车案进行调查。他在宴请一位从从沈阳回到东京的关东军少壮军人时，听到了一段秘闻：高级参谋陆军步兵大佐河本大作力主杀害张作霖，少壮派都表示赞同，并最终决定趁张作霖坐火车回东北时，在皇姑屯南满铁路路桥下手，由工兵长菅野大尉负责装置电流炸弹，由独立守备队长东宫铁男大尉在“监视台”（南满路南边）注视张氏所乘第85号专车，于其穿过时急按爆炸电钮。 蔡智堪深知出事地点所在路桥属于日军严密警戒的南满铁路，装置电流炸弹需要大约6小时，确实只有日军才能办到，于是立即电告了张学良。 为取得确凿物证，蔡智堪邀请好友、日本民政党总务长永井柳太郎乔装成商人，一同前往皇姑屯现场从事实地调查，并约请了在南满铁道任警察的永井同乡大川清三郎会晤协助。在现场根据四周状况、陆桥形势、肇事位置、爆炸程度、日军屯驻情形等，三人研判除日军外无人能为。《台湾爱国奇人蔡智堪传》对此后的细节进行了描述： 蔡氏因问事后现场有无遗物被人捡获？大川答其同事朝鲜人金井曾经捡得一枚炸弹筒。永井即请大川引导金井家中一看究竟，……即入内取出一个布包，里面有一枚铜质篆有图样墨头炸弹筒，上面篆有“日本帝国军工厂制”的标记。……按照日本政府“武器法”的规定：“非奉天皇敕令演习战斗，或突发事变，凡帝国军工厂所制之爆弹，不得使用。”因此，蔡氏和永井都认为如能获得此一有力证据，即可根据此项规定，顺利打倒田中内阁。只是大川开价惊人，买卖颇成问题。因为永井随身仅带现票11万元，急切中无法筹足。蔡氏此行虽携有20余万元，实为归还大连油谷企业的大豆账款。当此之时，蔡氏立即作明智决定，提出25万元付之成交，做完这桩世界上最昂贵的废弹筒买卖。 当年12月，在日本众议院第56次议会上，民政党凭着蔡智堪买来的炸弹筒和一些破弹片以及其他证据，猛烈抨击执政党“政友会”，谴责田中义一以及内阁总理违反武器法的规定，采取卑劣手段谋害张作霖，丢尽本国脸面（此时关东军暗杀张作霖的阴谋已传闻于国际）。因此事而受日皇厌恶的田中只得于1929年提出总辞职，宣告垮台。 蔡智堪以他的特殊身份，为国家民族默默完成的地下工作远非二三事能尽言，其家产也多耗在为完成任务而不得不采取的“银弹攻势”中。日本“政友会”掌握了他“通谋敌国”的证据后，将他数度拘执，使其备尝刑讯之苦；他在日本的洋楼、店铺、水田等都被日军抄充作军资之用，家人生活无着，苦不堪言。抗战胜利后，民生凋敝，战争再起，政府自顾不暇，为蔡智堪索还财产之事也不了了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