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论文在先行探讨的基础上，就以下问题点对对日软件外包进行了考察：对日软件外包在我国软件产业发展中的地位；日本选择中国作为接包国的原因略论；我国对日软件外包的现阶段发展的程度；通过“人力、资金、产品”三方面研讨对日软件外包项目中存在的问题；针对问题提出对日软件外包发展今后的对策。 全文主体部分共四章。 第一章首先对软件外包的定义、流程和特点进行了简单的阐述，日语毕业论文，并通过对我国软件产业的整体发展进行略论，考察对日软件外包在我国软件产业发展中的地位。 从中国软件产业的整体发展来看，2017年中国软件产业销售额为278.1亿美... 展开 本论文在先行探讨的基础上，就以下问题点对对日软件外包进行了考察：对日软件外包在我国软件产业发展中的地位；日本选择中国作为接包国的原因略论；我国对日软件外包的现阶段发展的程度；通过“人力、资金、产品”三方面研讨对日软件外包项目中存在的问题；针对问题提出对日软件外包发展今后的对策。 全文主体部分共四章。 第一章首先对软件外包的定义、流程和特点进行了简单的阐述，并通过对我国软件产业的整体发展进行略论，考察对日软件外包在我国软件产业发展中的地位。 从中国软件产业的整体发展来看，2017年中国软件产业销售额为278.1亿美元，仅为全球软件产业销售额的3.55﹪；软件产业的规模迅速扩大，总额比2017年增加了48.7﹪，在GDP中所占的比例也已经达到了1.7﹪。软件产品出口额逐年增长，2017年达到了215亿元，但还不及软件产品销售总额的十分之一，所以可以说中国软件产业的增长更多地来自于国内市场的增长，日语论文，走的还是以满足内需为主的发展路线，参与国际竞争的程度较低。 第二章通过具体的统计数据，在研讨了日本进行软件外包的发展历程、市场规模之后，具体略论了日本向中国软件公司发包的原因，主要体现在现实基础、人力、文化地缘三方面。 第三章较为系统的考察了我国对日软件外包的规模、发展阶段、特点、公司类型，认清了对日软件外包的发展近况，并据此剖析了对日软件外包的发展对我国软件产业发展的利弊。 虽然在我国软件出口中对日出口达到了60﹪之多，对日软件外包业务的规模在不断扩大，但从日本软件进口总额来看却是微不足道的。2017年日本全年软件进口的90.3﹪来自美国，只有4.7﹪是从中国进口的。从日本进口软件的种类来看，95﹪以上的基础软件和集成软件都是从美国进口的。而从中国进口的软件产品中，定制软件所占比重最大，接近二分之一的定制软件都是由中国软件公司提供的；同时，基础软件的进口也有所增加，已经超过了印度，仅次于美国。根据日本信息服务产业协会的定义，定制软件是指根据特定用户的要求而开发的特制软件，基础软件是指以数量不定的众多用户为对象而开发的软件，包括语言程序、程序库等。这两种软件都处于软件外包项目的低端外包加工，处于整个产业链的低端。即承包商不参与需求略论和系统设计，仅负责其中整个系统某些子模块的编程，或将设计结果转换为可执行的程序代码。 第四章重点略论了我国对日软件外包的问题，从“人力、资金、产品”总结症结所在，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改善的对策。 首先人力资源方面，我国软件人才存在三个主要问题。第一，从业人员增加，人才结构不合理。当前我国对软件人才的需求以每年20﹪左右的速度增长，IT类人才的供给基本上可以满足需求；同时，人才结构不合理，呈现出一种“橄榄型”，严重缺乏软件高端和低端的人才，个别地区个别专业人才短缺。第二，人员不稳定，跳槽率高。当前最合适我国外包公司的人才结构是一种“金字塔”型的结构，即软件开发人员一项目经理一管理能力与技术具备的高级人才。由于语言或文化的障碍，金字塔底层不容易向中高层流动，导致了对日软件企业的人员流动性较高。最后，软件人才日益成长，但软件企业数量多规模小。2017年底，经认定的公司为10,607家，从业人员约为72万人。员工人数少于100人的公司占90﹪，很多的软件公司大多停留在小作坊的模式中。 其次资金方面，我国的软件公司一般都为中小民营公司，软件公司本身财力不够，上市的企业凤毛麟角，到银行融资也很困难。而且我国还没有形成有效的风险投资体系，国内的金融公司和金融工具基本上都是为大公司设置的，产品单调，没有专门针对中小企业的金融产品，致使国内的软件公司得不到发展所需的资金支持，因此，融资渠道不畅成了制约公司发展的重要因素。 再次产品方面，主要存在沟通、质量和信赖的问题。外包不完全是一个技术的问题，它包括了对客户业务的理解，一种文化的融合，一种联系的建立，一种与客户共同发展的信念。通过中日的文化特点对比可知，在管理文化上双方既有东方管理艺术相一致的地方，但在领导艺术和风格、人员的选拔、培养、激励和任用方面、程序的决策过程的制定、对问题的处理、文档处理方面、企业治理方面，还是存在一定的文化异同。由此引发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及时、合理、低成本的处理这些冲突，充分进行管理沟通，是每个中国对日软件外包商必须解决的问题。很多软件工程师承担国际项目缺乏应有的语言沟通能力，对最基本的工作不够细心，这样的行为往往会抵消我们的成本优势。软件企业技术力量弱，开发和质量管理流程不规范，质量控制不过关，是中国软件企业的通病。根据对全国10处软件产业集中地域进行的调查，2017年年末，取得CMM标准的公司已经达到了204家。在全国范围内达到CMM2级以上的公司共有237家，占全世界同水平软件公司的10﹪，可以说我国在达成数量上是可观的。但是达到CMM5的仅有17家。中国缺乏高级的系统设计师和优秀的软件公司管理人员。绝大多数都是程序员，做简单的编码工作，尽管相当一部分人是学院或者探讨生毕业。在需求略论和基本设计方面，中国的水平一般，许多高级的系统设计和管理人员都来自海外。 针对对日软件外包中存在的上述问题，提出了以下对策。 人才培育方面，改革软件人才的培养模式，建立包括国家正规教育、社会和公司办学的多层次的软件人才培养体系，对社会和公司办学给予政策上的支持；积极扩大国内软件高级人才与国际软件市场的关系和交流，尤其应重视对软件人才的语言培训。重视帮助员工成长，将股权、培训项目或其它激励机制等引入对人才的管理，用好和留住现有的人才，吸引更多的优秀人才加入公司。 公司规模方面，要重点扶持一批具有产业优势、规模效应和品牌形象的规模公司，通过并购、重组等资本手段，尽快培养一批产品附加价值高、市场分额大、核心竞争力强、有探讨开发能力的优势公司，通过它们带动整个软件产业链的发展。我国软件公司应借鉴印度软件公司的经验，积极与中国的跨国企业合作形成软件外包链，与其建立上下游合作联系，参加跨国企业供应商选拔，打通自身承接软件外包的渠道。 政策支持方面，首先改善融资环境，促进投资的多元化：降低软件企业上市的门槛；银行要建立和完善信息技术产业风险投资机制，为软件企业的发展提供信贷支持；吸引外资的注入，既要吸引外商的直接投资，又要积极参与外国的风险资金等。其次，对软件出口进行指导与支持。 文化沟通方面，在各个层级之间都建立畅通的沟通渠道；建立紧急事件与日常工作的问题解决机制，建立程序员、系统工程师、项目经理、高层经理的四层对等的质量解决机制，以便及时解决问题；着眼于长期发展，重视长期的连续交易，建立合作联系和信任。 产品营销方面，在日本设立分企业，使企业的组织更加贴近客户，增加跨国财务的灵活性，提升企业的国际形象，为客户提供更加优质的外包开发与服务。但关于绝大多数中国软件公司来说，应该先与进入中国的日本企业合作，做面向它们国内分企业的外包定制工作；或通过建设软件出口开发基地等，充分展开国内的营销，实现软件外包的本地化。 从价值链的方面来考虑，中国的公司是否能站在价值链的上游，其实主要在于我们自己的创新能力，技术能力。在这个过程中，需要中国公司根据自己的能力选择和提升自己的外包价值链，技术从低端到高端，将简单的成本优势转化为成本和技术优势。在产品、代工和服务构成的“软件业的微笑曲线”上，产品研发、自主创新是价值链的源头。因此我国软件产业要想融入全球软件生态链，必须加快从消化吸收走向自主创新的进程，把握国际软件产业发展整体趋势，发挥比较优势。 探讨结论 对日软件外包在我国软件外包业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日本软件公司向我国发包，主要是利用我国人力资源的优势，以达到降低公司成本的目的。同时由于地缘文化等原因更多的偏向把外包交给中国。而我国软件公司，尤其是中小型公司通过承接软件外包项目得到了发展资金，积累了项目经验，提高自身技术水平。对日软件外包是我国软件公司壮大自身力量的有效途径，其规模将会继续扩大，同时加速我国软件业的国际化。但同时也要看到我国承接的对日软件外包项目还处于产业发展的中下游，附加价值低，多数还属于“代工”模式。所以从长期来看，片面强调发展国内软件外包服务的重要性，不利于软件产业的健康发展，不可过分依赖于对日软件外包。鉴于在对日软件项目中的得失，笔者从“人力、资金、产品”三个方面略论了我国软件公司在对日软件外包发展中存在的问题，简单总结来说是人才结构失衡、资金不足、产品质量不高的问题。在吸取了印度软件产业发展的经验后，提出以下对策：我国应该集中培养面向需求的人才，软件公司应该扩大规模，提高公司竞争力；加大资金支持力度，扩展融资渠道；通过沟通了解双方的文化和商业习惯，精诚合作；建立驻日机构，展开与国内的日本跨国企业合作，进行营销；提高自身技术含量，实现在产业价值链中的升级。 收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