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就业是透视一个社会中女性的经济权利和社会地位的重要视角。女性的劳动就业问题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既联系到女性自身素质和社会地位的提高,又涉及到男女社会地位、权利平等的问题,还会作用到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女性劳动就业问题本身又是一个综合性的问题,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婚姻、家庭等诸多方面的因素。
本文主要从社会性别分工规范的视角,从家庭生活的微观层面和社会政策的宏观层面,对日本女性劳动就业的近况和作用日本女性劳动就业的社会性因素和制度性因素进行略论,并通过与中国女性劳动就业问题进行对比探讨,以期对解... 引言：
劳动就业是透视一个社会中女性的经济权利和社会地位的重要视角。女性的劳动就业问题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既联系到女性自身素质和社会地位的提高,又涉及到男女社会地位、权利平等的问题,还会作用到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女性劳动就业问题本身又是一个综合性的问题,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婚姻、家庭等诸多方面的因素。
本文主要从社会性别分工规范的视角,从家庭生活的微观层面和社会政策的宏观层面,对日本女性劳动就业的近况和作用日本女性劳动就业的社会性因素和制度性因素进行略论,并通过与中国女性劳动就业问题进行对比探讨,以期对解决中国女性的劳动就业问题有所启示。
从世界范围内来看，日本女性的劳动力市场参与率一直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但是,近年来,日本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人数在迅速增加。日本的“劳动力的女性化”主要是“雇佣的女性化”,是第一产业中的自营业者、家庭从业者向第三产业服务部门的雇佣劳动者转化的过程。但是,在经济长期低迷、国际竞争激化的背景下,日本的劳动力雇佣市场遭受了巨大的冲击,失业率不断升高,雇佣形势越来越严峻,以“终身雇佣制”和“工龄工资制”为代表的日本式雇佣体系开始动摇,公司开始减少对正规劳动者的长期雇佣,以女性劳动者为主体的非正规劳动力得到了更多的就业就会。
随着日本劳动力市场“雇佣的女性化”,越来越多的日本女性走出家庭,进入社会劳动就业,但是日本女性的劳动就业形态以打短工等非正规劳动为主,在劳动力市场中位于边缘性地位。日本女性非正规劳动者有三个特征:一是女性非正规劳动以打短工为主,打短工者以中年已婚女性劳动力居多；二是日本女性短时工持续工作的时间很长,多次续签劳动合同的情况很普遍；三是女性短时工大多是被抚养者的身份。但是,日本女性非正规劳动者和男性正规劳动者的劳动力市场是隔离的,与男性正规劳动者在工资水平和雇佣保障方面的差距很大,因此,日本至今仍是世界上男女工资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与此同时,日本女性劳动就业的“M型劳动力率曲线”特征表明,由于社会性别分工规范的根深蒂固的作用,处于婚育期的日本女性都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退出劳动力市场。中断就业对女性的职业生涯、工资水平、人力资本积累、晋职晋级等的作用很大。
当前,日本社会面临的最突出和最严峻的社会现实就是“少子老龄化”问题。一方面合计特殊出生率连年降低,另一方面,人口老龄化愈加严重,高龄人口比例越来越高,日本迎来了劳动力严重不足的时代。解决劳动力不足问题的主要对策之一就是进一步发挥女性劳动力的力量。但是,在日本“男主外、女主内”的社会性别分工规范之下,女性主要承担着家庭责任,担负着家务劳动、育儿、介护的职责,因此,日本面临的严峻现实本身就隐含着难以调和的矛盾,一方面是少子老龄化社会劳动力不足要靠鼓励和支持女性参与社会劳动来解决；但是另一方面,女性参与社会劳动后,为了工作会推迟结婚和生育的时机,出生率会进一步降低,晚婚化和少子化现象会更加严重,而且作为介护主力军的女性进入社会,会使老龄社会的介护危机越来越突出。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以后,她们在家庭生活和社会生活中担当着妻子、母亲与工资劳动者的多重角色,担负着照顾家庭和工作赚钱的双重重担。对绝大多数女性来说,参与社会劳动就业关于她们生活的作用是好坏参半,一方面,劳动就业为女性参与社会生活、实现经济独立提供了机会和途径；另一方面,兼顾工作和家庭的压力又让女性感到了巨大的体力和精神负担。
日本的社会政策是以“男主外,女主内”的社会性别分工为基础,以家庭为单位建立的。日本现行的税收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有两个目的:一是给予妻子被抚养者的地位,以便为公司培养出大量的、稳定的、以被抚养身份打短工的低成本劳动力；另一个就是让女性担负主要的家庭责任,建立由女性的无偿劳动支撑的家庭福利。出于此目的制定的社会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女性的劳动就业,并由此产生了一些问题和矛盾。
在日本现行的养老金制度下,专职主妇作为被丈夫抚养的人,以“第3号被保险者”的身份加入国民养老保险。给予被抚养的妻子第3号被保险者的待遇,其实就是鼓励妻子在丈夫的抚养之下生活,关于“男主外、女主内”的社会性别分工的家庭来说,这种设计是合理的,但是关于独身者和夫妻共同劳动的家庭来说,很显然就有失公平。而且,这种制度还会导致收入不太高的共同劳动家庭和单身家庭,向高收入的专职主妇家庭进行补助的“逆补助金”现象。日本现行税收制度中的“配偶免除”,造成了“103万日元壁垒”。打短工的兼职主妇如果在年收入103万日元的范围内工作,可以享受税收、保险、津贴等方面的很多优待。但是如果年收入超过103万日元的额度的话,家庭的实际税后收入就会减少。为了合理避税,很多打短工的主妇都会有意地根据非课税额度调整自己的劳动时间和劳动量,将自己的打工收入限制在103万日元的范围内。
第3号被保险者制度和配偶免除制度相辅相成产生的后果,就是导致女性参与社会劳动积极性的下降和已婚女性倾向于选择打短工等低工资非正规劳动,尤其是现行税收制度中的配偶免除直接左右着女性的劳动力供给。可以说,日本的社会政策在某种程度上会妨碍有效发挥女性劳动者的力量和女性社会经济地位的提高。从长远来看，日语毕业论文，这作用到的不仅仅是已婚女性,还会导致日本女性整体劳动条件的下降。
中日两国女性在劳动就业方面有共性也有异同,通过对中日两国女性的劳动就业参与情况、非正规劳动、职业隔离和工资差距,以及女性的家庭生活压力等方面进行比较探讨,对解决中国女性的劳动就业问题提出一些启示和建议。 参考文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