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译文效果的评价。文学翻译的核心问题是要全面实现原文的文学功能，完美再现原文的文学意境和效果。然而究竟怎样的译文才是好的合格的文学著作，这是译界长期关注又颇多争议的问题之一。许渊冲坚持认为他把“不爱红装爱武装”译作“powdertheface”和“facethepowder”（不爱涂脂抹粉，敢于面对硝烟）是做到了“从心所欲不逾矩”，把《红与黑》中的“mourir”译为“魂归离恨天”是发挥了汉语优势的神似之作，可这些译法却遭到了很多的质疑：这样做是否忠实？
　　文学译作也是文学著作，是文学著作就必然与人的心智、情感、个性、感悟分不开。在评判其高下优劣上，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论断，这里面的主观性是无可避免的。杨武能说：“我坚持主张要对译作作总体的、艺术的和文学的批评，而反对那片面的就一字一词拈过拿错——有时未必真是过错，惟以自己的理解、阐释为圭臬，视译者、译家乃至大名鼎鼎的译家为文盲、科盲甚至白痴的所谓文学翻译批评。就这个问题，我曾写过一篇文章叫《美玉与蜡泥》，认为总体忠实而富有文学性的译文即便有这样那样的缺点错误——也难免有缺点错误，仍然是浑然天成、弥足珍贵的美玉；反之，缺少了文学的资质，即便字字句句甚至标点符号都毫不走样，也只不过是一点点拼捏而成因此便毫无生气、少有价值的蜡泥一团而已。”［4］39这里提及的文学资质强调译品的文学性，也就是强调译作的文学功能和艺术效果。
　　正如文学创作的批评具有很强的主观性一样，文学翻译的批评多为个人感悟式的评论，要使之系统化、具体化并不是容易的事情。也曾有人尝试提出不同的标准，如“大致相同的感受”、“分级标准系统”等，然而就像前文引述的观点一样，品评译文效果的标准大多令人感觉虚无飘渺，看不见摸不着，不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值得一提的是翻译家张谷若提出的“神韵四征”：联想丰富而独特的词句和某些微言妙语；言语的弦外之音；整体的特殊气氛；人物的特殊口吻［5］143。他认为这些文学效果都是可以传达的，有的甚至可以达到令人拍案叫绝的最高境界。
　　虽然对一部文学译作的品评很难做到客观和量化，但这并不意味着文学翻译没有标准，因为文学著作以情感人，因美动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要达到出神入化的境界确实很难，但它仍然是译者的追求，而真正出色的译作也一定会得到译家的认可和读者的推崇。比如许多脍炙人口的佳译，它们摆脱了原文语言形式的束缚，利用汉语侧重意会的优势，化整为零，化滞为畅，令译文读来与创作无异。
　　综上所述，文学翻译与文学创作一样，也是语言的艺术，它要求译文忠实于原作并且具有同样的艺术感染力。也就是说，译者应该“在力争将原作的内容与形式最大限度忠实地翻译出来方面进行创作，并努力使译文成为基本上与原作相同的艺术品。”［2］954
　　三、创作文学著作是文学翻译的根本任务
　　对文学翻译的概念和核心问题的略论探讨，表明文学翻译是一项创造文学著作的活动。作为活动主体的译者担负着用译入语再现原作的任务，而这再现的过程就是一个创作的过程。也许有人会强调译者的创作是不自由的，它受制于原作，它是建立在忠实于原作基础上的创作。然而，这一切都不能成为否认译者的创造性劳动的理由，它们也改变不了文学翻译的创作本质。
　　关于文学创作来说，生活和社会体验是其唯一的源泉，而文学创作的目的就是要反映社会生活，抒发思想感情。文学翻译则是以原作为依据，译者需要反映的是原作所反映的社会生活，需要抒发的是原作所抒发的思想感情。也就是说，译者的创作行为是为了实现“二次再现”。不可否认，原文已经为译者提供了创作加工的对象，即原文所反映的社会生活。然而，应当看到译者也是一个社会人，他的社会经验和内心体验必定影响于其翻译行为，作者的体验和译者的体验相互交织，共同成为译者创作的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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