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三月，在南京召开的一次英语教学研究会上，据说一位负责大学外语教学指导委员会英语组的教授在会上放了炮。我碰巧因事不在会场，从朋友处得知，这位教授对来自一些渠道的言论很不满意，英语论文网站，这些言论认为我国外语教学，特别是英语教学化时间不少，效果不好，这是从事英语教学的老师改革不够得力所致。这位教授认为这种现象不该由老师负责。我不了解他具体的论点，但我对他的愤慨深表同情。因为我对“低效”问题一直有自己的认识。 1. 导致听说能力“低效”的原因 有关外语教学化时多，效率低的言论，我曾多次听到过。具体说，中国人英语学了好多年，张口能力却很差， 得了“聋哑病”。归根结蒂，这是外语老师素质差，思想保守，不肯积极采用先进的交际教学法。我想，具有这种表现的老师不能说没有，过去有，将来还会有。但他们人数不多，不是主流。因此，如果说这些老师导致外语教学的低效，没有抓住问题的实质。事实上，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各种外语教学大纲都早以交际教学法为指导。那么，所谓的“聋哑病”怎么成了不治之症？是否有其他根深蒂固的原因呢？我认为是有的。 首先，我认为有的批评者未能区分ESL（英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和 EFL（英语作为外语教学）的区别。虽然ESL 有不少理论和教学准则可为 EFL.所借鉴，但如果要EFL全面“克伦” ESL的全部理论和教学准则是不实际的。道理很简单。我们的老师是在中国的环境下教英语，我们的学生则是把英语作为外语，而不是第二语言学习的。譬如说，我国某些县、和大部分的乡镇小学的学生也许从未见过英国人或美国人，他们怎么会把英语作为第二语言接受呢？他们跟谁去讲英语呢？即使在一些大城市里，大中小学生出了教室要用英语交际的机会终究要比生活在英美国家的机会少。即使英语系的学生在老师引导下或自发开展“口语运动”，在校园内仍会经常受到外系学生不友好的眼光。如果有人要在公共汽车上表现一番或锻炼一下，也许还会惹些麻烦。这些说明，人们对英语的态度就是外语，不是第二语言。因此，在我国英语讲得好的，不少人有一些背景。解放前，往往是教会学校的学生；解放后，更多的是外语学校的学生或父母是外语教授；改革开放后，这些学生则与父母在国外工作学习有关。几天前，我参加北京市组织的中学生口语演讲竞赛的决赛，名列前茅者都有随家长在美国，英国，法国，加拿大，埃及生活过多年的经历，个别没有出过国的优胜者也是从小在中央电视台或北外所举办的一些外语班熏陶出来的。拿ESL 的标准去要求EFL的学生，并认为他们患了聋哑病是不切实际的。 我们也应该看到中国和西方人在民族气质，文化传统和行为规范上的不同。尽管中国人也有善于交际的，性格外向的，但从总体来看，中国人一般比较文雅和内向，不太喜欢抛头露面。我们都有这样的体会，英语论文范文，外国专家上课，声调忽高忽低，姿势变换无穷，表情有声有色，我所接触的最好的最活泼的中国教员也望尘莫及。八十年代中，在一次英语教学会议上，有一所学校倡导交际教学法，准备了一些教学录象带，学生边看报，边讨论，但他们的眼睛始终盯着报纸，使人怀疑这些学生在读报，不是在讨论。后来有位老师向大家介绍他们采用交际教学法的经验，也是闷头念稿，对自己的交际能力失去信心。 再看看中国的师资情况。解放后，许多英语老师奉命改行教俄语，文化大革命后又奉命改回来教英语。多年不讲，这些老师怎么能张口讲流利的英语呢？他们怎么能让自己的学生讲流利的英语呢？其次，几年前，大学里的老师有不少只是本科毕业，中小学里有不少是没有大学学历的。即使今天，如果我们到一个大学去调查一下，教英语系的只有少数具备博士学位，教大学英语的有少数具有硕士学位，可想而知。各学校有机会出国深造者为数更少。学历低的情况也可见之于一些大学聘请的外国教员，真正有博士学位的凤毛麟角。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国的英语师资队伍资历不够，但不能说，这些老师教英语的态度有问题，不想把学生教好。 中国的英语教学也受到政治因素的限制和政治运动的冲击。当我念大学时，便被灌输这样的思想，听BBC 或 VOA 就是偷听敌台。那时，要看原版的英语录制的电影几乎没有可能。那时，也不能随便和外国人交往。在文革后期，我带一批工农兵学员去广交会实习。有一次，一位外商问我一个展台的位置，我告诉他在楼上。这人刚走，外贸部一位政工干部立刻上来，要我向他汇报讲话内容，并警告我以后未经许可不能随便和外国人接触。作为老师，受此如此特殊待遇，我不得聋哑病，也只能“装聋作哑”了。如果说这是好几年前的事了，不作为凭。那么，2017年暑假我在承德参加一次某省与加拿大专家合办的小学英语老师培训班。开会前，当我们都杂等待加籍专家进入会场时，培训班组织者便向学员们宣布纪律，在休息时和会后不能和专家们随便交谈。可见，由“装聋作哑”而真的得了“聋哑病”，这能赖老师吗？ 2. 导致读写能力“低效”的原因 在中国英语教学界中，有时也听到学生读写能力低下的声音。有的说，中国学生到了美国看书速度太慢，有的说中国学生不会写报告。美国教授对这种英语文盲的现象很不满。这种情况有多严重，是全局性的，还是个案？谁都说不清楚。我在这里只想讨论如果英语学习者从“聋哑病”又成了“文盲”属实的话，谁是罪魁祸首？ 如果我们有些经济头脑的话，会懂得投入和产出的联系。为了解决“聋哑病”，我们把较多的时间放在听说训练上，那么放在读写上的时间必然减少。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这是自然法则。 于是我们又听到另一种声音，“阿哈，这是因为你们老师在教室里教语法教得多了。”我在这里没法与Chomsky 讨论语法是人类大脑里固有的这样的问题，因为当代最先进的实验手段对此假设既不能肯定，也不能否定。我这里只想提一个问题，现代教育思想强调以学生为中心，那么我们便要对作为中心的学生进行略论或探讨：婴儿，孩子，少年，成年人在学习过程中是否有差别？人们已积累的经验和逻辑推理能力对认知是否有帮助？正是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有些人一面说“以学生为中心”，一面恰恰不了解自己的学生，把成人学生当作婴儿，当作孩子。他们看不到成年人的经验比孩子丰富，逻辑思维能力强，在这种情况下，不发挥成年人的长处，非要成年人象婴儿或孩子一样鹦鹉学舌，怎么能取得好效果呢？ 就写作能力的培养而言，我不反对初始时从交际性写作入手，记录对方的名字和电话号码，学会写通知，留便条，填表格等。但我们总不能原地踏步，停留在初级阶段。一当我们想进入中级阶段或高级阶段，问题出现了。许多中国英语老师不太愿意教写作。揆其原因，也许是本人功底不够，难以胜任；也许批改作业太费时间。在中国，英语系一个班有20-30人，大学英语可达30-50人。学校的教务长对不同课程的工作量往往缺乏认识。他们不了解上两个钟头的听力课与上两个钟头的写作课在劳动量上的差别，后者在课后改一篇作文总得要20-30分钟的时间吧。 我在系主任任期，曾求助于外国专家，请他们改作文该是驾轻就熟吧。有趣的是，我检查学生作业时，发现专家对学生的作文基本没有改。只是给了一个分，写上一句评语，文字上基本未动。看来他们似乎也怕化时间细心批阅。但他们的高明处是比中国老师能讲出一番道理，他们认为对学生的错误改多了，会给学生带来心理负担。根据他们的教学准则，流利比正确重要，老师要教语言而不是教语言知识。这种措施所造成的恶果可举例如下。我的一位同事在汇报教学情况时，说学生交上来的作文或报告错误百出，有些是非常基本的错误。 她好意给学生指出一些错误。不料这位学生很不高兴地说，“干什么？我的作文专家都没有意见，你总不见得比外国专家英文好吧，怎么能说我满是错误呢？”由此，我想到教学中流利和正确的联系。我认为一个英语正确但不流利的学生，如果给他以机会多接触操英语者或去英国美国生活工作一段时间，他使用英语是可以变得流利的。反之，一个看来流利但不正确的学生，工作一段时间也很难变得正确，因为他的不正确的英语已经定型了，以至自以为是正确的了，往往拒绝改正。同理，让学习者掌握一些语言知识没有坏处。语言和语言知识的联系，一个是表层的，一个是底层的。学习者根据一定的语言知识，学习和使用语言更为自觉，更为踏实。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是认识事物的必然规律。 3. 中国的英语教育不落后 在本节中，尽管有人说中国英语教学水平低，我的感觉相反，中国英语教学事实上并不落后。不妨看看以下一些报道。 （1） 我国托福排名第四 不管你同意也好，不同意也好，美国大学是认托福成绩的。根据他们的实践，达到一定分数线的留学生，包括中国留学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