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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于《探寻瞿秋白文学批评与俄国文学的关系》的俄国文学论文：瞿秋白早期文学批评活动与俄国文化形成了一个逐渐交融、撞击的过程。以俄罗斯异质文化为参照系,瞿秋白的文化思想、审美意识及个性心理等不断发展、变化,并在俄国文化体系的比较、映照中,显示出自己较独特的文化价值。 关键词:文学批评;异质文化;文化价值 在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进程中,始终伴随着外国文学多元而复杂的作用。苏俄文学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资源,对中国文学的作用无疑是广泛而深远的。从五四运动的发端,中国新文学即以苏俄文学为摄取点,众多活跃于现代中国文坛的著名作家,置身于建构中国新文学体系的整体框架中,以个体的观照视角和感知方式,对苏俄文化进行了积极的选择和扬弃,呈现出苏俄文化对接受者个人及中国新文学的渗透和滋养,瞿秋白是其中一个很具考察价值的个案。瞿秋白短暂的一生留下了500多万字的文化遗产,记录了他从事文学翻译、文学批评及文学创作的整个实践历程和心灵历程。关于瞿秋白如此丰富的文学活动的文化资源,瞿秋白探讨者进行了多方面深入的思考和探究,其中就瞿秋白文学活动的异质文化资源,一种观点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即“俄罗斯文化和文学成了他文学活动的全部的异质文化资源”①,在这样一个前提下,本文选择瞿秋白20年代的文学批评为考察对象,以求证瞿秋白文化思想的形成发展、个性化的审美情趣及其独特的心理需求与俄罗斯文化资源之间的渊源关系,包括其对俄国异质文化的接受、失却和创造性改造。 一 众所周知,瞿秋白长期的理论探讨和文学实践活动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如何建设新文化,以实现他“以文化救中国”的良苦用心和人生目标。在此,瞿秋白所用“文化”一词涵盖的意义是广泛的,在《东方文化与世界革命》一文中,他曾作过详细的阐说。以文化只是征服天行的观点为前提,瞿秋白认为,一个民族的文化愈高,则社会力愈大,方能自强、独立,方能真正获得自由发展。考察其早期文学批评,这种“以文化救中国”的思想集中体现于:在对俄罗斯文学史、文学著作的略论批评中,迎受着俄罗斯文化思想的浸润,密切结合中国新文学的现实需求,创建自己的新文化理论和新的文学观点。1920年2月至3月,瞿秋白的文学批评活动初步展开,体现于其所撰写的3篇译后记和序言上:《仆御室•译者志》、《论普希金的〈别尔金小说集〉》、《〈俄罗斯名家短篇小说集〉序》。1920年2月14日,瞿秋白在翻译完成了果戈理的独幕剧《仆御室》后,写了《译者志》。这篇500余字的短文可以看成是瞿秋白文学批评活动的发端。首先,瞿秋白肯定了人们对果戈理的评价“俄国写实主义派的第一人”,并对其现实主义特点作出如下概括:“描写当时下流社会的情形很微细,又很平淡,可是能现出下流社会的真相。”其次,瞿秋白特别指出果戈理小说的艺术价值所在:“描写刻画社会的恶,而又没有过强的刺激。于平淡中含有很深的意境,还常常能与读者以一种道德上的感动。”瞿秋白从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对果戈理著作所体现的现实主义文学风格进行了简洁而明晰的略论,即客观、细致、逼真地描写现实生活,思想主题的表达应与美的艺术相结合。显然,这样的略论是建立在对作家著作的细致探讨和深刻理解的基础之上的。同时,“在这里,瞿秋白实际上已经涉及到了作家的情感、艺术追求以及著作的美学风格”②,提供了中国新文学发展的一种基本模式。第三,瞿秋白指出现实主义“为人生”的基本目标及其对中国新文学现实需求的吻合:“以文学的艺术的措施变更人生观,打破社会习惯。那么现实中国实在很需要这一种文学。”文学“为人生”,就是文学和人生紧密结合,关注人、人的命运以及国家、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文学作为“人学”,即要在艺术领域的层面上反映人的生活与命运,表现人的思想与情怀,争取人的彻底解放和人性的健全发展。在经历了漫长的封建制社会,人的地位、价值和尊严被严重忽视和剥夺的俄罗斯,文学“为人生”的意识格外突出和强烈。瞿秋白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和准确的把握,并引此为鉴,为中国新文学的发展寻找一条新的出路。而此时的瞿秋白,正处于“关于社会--—尤其是社会主义的最终理想发生了好奇心和探讨的兴趣”③,即将加入李大钊等创建的“马克思主义探讨会”的前夕,正经历着人生观、价值观的渐变,由以个人、社会并重转向以社会为重,由为今文学新生而转为文化救国。在这样一个特殊时期的与异质文化的接触过程中,瞿秋白寻找到了一个可以充分表达双方特色的中介--—“恶”的客观社会现实及展示社会的恶促进民众觉悟的文学使命感,并由此为中国新文学提供了一个新的立足点。尽管这其中表现出了对托尔斯泰博爱观、道德自我完善思想的推崇,期望文学著作具备道德这一层面上的价值取向,但瞿秋白还是表达出了有着“过强刺激”的变更人生观,打破社会习惯的心声。这既表明了瞿秋白个人体验、审美情趣与社会需求之间的分离,也显示出瞿秋白对俄罗斯异质文化的吸收和受益,是通过折射、变形方能最终实现的。在接下来的《论普希金的〈别尔金小说集〉》、《〈俄罗斯名家短篇小说集〉序》中,瞿秋白延续其在《仆御室•译者志》中观照俄罗斯文学的用心--—为中国新文学的发展提供借鉴:“……此类俄国小说,还可以知道当日俄国国情,却和中国差不多。”“然而俄国的国情,很有与中国相似的地方,所以还是应当介绍。”但有所变化和发展的是,瞿秋白表达了他对仅满足于空标几个概念和术语的文学追求的反对,明确阐释了他对文学模仿与创造的认识:“不过我们决不愿意空标一个写实主义或象征主义,新理想主义来提倡外国文学,只有中国社会所要求我们的文学才介绍--—使中国社会里一般人都能感受都能懂得的文学才介绍。”“应当怎样去模仿,模仿什么样的,应当怎样去创造,创造什么样的,才能使人人都看得懂。”瞿秋白在以接受者的姿态迎受俄罗斯文化时,已经开始意识到了两种文化间的异同性,并由对这种异同性的认识必然导致了对自我的重新审视和发现。其中反复提及的对一般人感受和理解的注重,则彰显出瞿秋白大众文化观的发端。值得注意的还有,在《〈俄罗斯名家短篇小说集〉序》中,通过对俄罗斯社会与文学的关系的考察,瞿秋白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然而文学只是社会的反映,文学家只是社会的喉舌。只有因社会的变动,而后作用于思想;因思想的变化,而后作用于文学。”“俄国因为政治上,经济上的变动作用于社会人生,思想就随之而变,萦回推荡,一直到现在,而有他的特殊文学。”在这里,瞿秋白以文学为契机,把探讨文化和探讨整个社会结合起来。在他看来,经济是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反映,社会经济经过政治而作用社会思想、社会心理,进而促成社会文化形态的模式。对文学与社会关系的这一阐释,进一步促进和完善了瞿秋白对现实主义文学的认识和探究,并初步确立了文学的上层建筑的地位。在次年所作的《赤都心史•黎明》一文中,瞿秋白用形象的语言表述了这一唯物主义文化理论:“人类的文化艺术,是他几千百年社会心灵精彩的培植营养:土壤的膏腴,干枝的壮健,共同拥现此一朵蓓蕾。根下常州工学院学报(社科版)2017年的泥滋,亦如是秽浊,却是他实际内力的来源;等到显现出鲜丽清新的花朵,人人却易忘掉他根下的污泥。--—社会心灵的精采,也就包含在这粗象的经济生活。”及至1932年《文艺的自由和文学家的不自由》一文,瞿秋白的这种认识愈加明确,文学是上层建筑中的意识形态这一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观最终形成。 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