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民族主义的意义与悖论:对于20-21世纪之交俄国文化的转型探讨》 摘要：苏联解体后俄国民众的文学观念发生了怎样变化?当下俄国大学和中学如何面对本土的文学史?在普通居民阅读中(俄国是世界上最热爱阅读文学的国度之一)哪些作家属于经典?这种阅读对支撑当代俄国社会转型有怎样的积极意义?诸如此类问题,是国际社会和中国人颇为关注的。 然而,局限于当代俄国学者所编撰的《俄国文学史》教科书是找不到答案的。因为这次文学史变动、文学观念变迁、审美革命等远不是学术界同仁的个人行为,而是在一个宏大语境下发生的社会性行动:20-21世纪之交因为疆域变动、民族国家重构、政治制度重建等原因,俄国这种社会性巨变导致文化也随之发生转型,而且当代俄国文化转型具体语境是相当复杂的,苏联解体之后俄国本来就要面对如何处理俄罗斯帝国和苏联遗产的难题,同时还要遭遇全球化境遇、独联体国家的政治民族主义和境内少数族群的民族主义运动等多重压力,对此俄罗斯作为民族国家也随之兴起政治民族主义思潮。也就是说,当代俄国文化转型是与民族主义问题联系在一起的。这就意味着,上述俄国文学问题必须被纳入到与民族主义思潮混合在一起的文化转型语境中,方可得到适当的理解。如此一来,俄国人如何重新认识本土文学就成为一个超出文学史学科的复杂难题,或者说中国读者应该在更大的文化转型语境下审视俄国方可真正了解当代俄国是怎样解读本土文学的问题。 要进行这种探讨显然是不容易的:不仅仅是要掌握大量俄国文学史建构的第一手文献,还要不断找到参照系--—欧美是怎样看待俄国重构本土文学史的证据,特别是需要把俄国构成本土文学史的实践置于民族主义运动中考量,并且不可以轻易进行价值评判。正因为如此,俄国本土学者甚至没有来得及(也未必有这样能力和意识)静下心来积极反思近10多年来文化转型及文化转型中的文学史重构问题。首都师范大学比较文学系和俄语专业副教授林精华穷近三年之功及时推出了专著《民族主义的意义与悖论:对于20-21世纪之交俄国文化转型探讨》(人民出版社2002年4月初版),为我们描述了民族主义思潮主导下的俄国文化转型情景,并且深入触及了其中的文学史重构问题。 可以说,把当代俄国重构文学史问题置于政治民族主义主导下的俄罗斯文化转型中来考查,应该是很有根据的大胆设想。众所周知,因为从古罗斯到俄罗斯帝国的演进过程中,因为要不断回应周边国家的政治民族主义压力和境内少数族群的族裔民族主义的抵抗,俄国形成了强大的政治民族主义传统。 这一传统,不仅支撑了俄国历史变革和动荡中一代代民众的精神、左右着社会结构的调整和俄国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导向,而且不断改造着俄国境内各族群的价值诉求(诸如基督教引入俄国之后,因为经由斯拉夫民族性的改造后始终保持着与天主教和新教的异同,甚至成为世界东正教的中心),操纵着俄罗斯人文学科建构和社会科学发展,特别是主导着俄罗斯每一时期的文学发展和推进、对文学史的建构和重建。在被称为俄罗斯最早的文学著作《伊戈尔远征记》中,一条歌颂民族荣誉感的主线贯穿始终,也因为这点感动了一代代境内外的俄国人;普希金作为一位文学家,因为以审美方式尽力去表达斯拉夫族群的民族性诉求,获得了俄国民族诗人之殊荣。 也正因为这种民族主义,在以后的近两个世纪对普希金解读中,不断被提升为超出斯拉夫族群的全俄国政治民族主义。而且,这种民族主义式的阐释几乎遍及一代代所有重要文学家或理论家。陀思妥耶夫斯基是获得全球认同的俄国作家。然而,1881年在莫斯科普希金铜像揭幕典礼仪式上著名演讲《普希金》,集晚年的全部热情,表达他和俄国知识分子群体、俄国民众对普希金矢志不变的崇敬之情,无限夸大普希金的普遍性价值。对此,不仅没有人提示他要注意分寸,反而引起全场众多的俄罗斯文学名流和文学爱好者一片沸腾,并且深深感动着一代代读者。在他看来,“是的,我敢肯定说,没有一个诗人能像普希金那样具有这种使全世界为之共鸣的能力”,而且,普希金著作中的民族性诉求,是“对作为最终目标的全世界性和全人类性的追求”。 从普希金的长诗《茨冈人》和《叶甫盖尼·奥涅金》那里,从阿列格和奥涅金形象身上,陀氏看到了普希金文学活动的普遍意义。他认为,一个“真正的俄罗斯人”意味着:“力求彻底把和解带进欧洲的矛盾中去,以全人类共有的、联合一切的俄国人的心灵为欧洲的苦闷指明出路,怀着博爱之心把我们所有的兄弟装进他们的心灵……”,而且断言“我所说的仅仅是人们之间的博爱,所有民族当中仅仅是俄罗斯人的心更加注定倾向于全世界、全人类兄弟般的一致……”在这里,我们看到的不仅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那宽大为怀的博爱精神,那勇于承担历史使命的豪气,还有在对整个人类历史使命问题的认识上,他把俄罗斯的重要性置于所有其他国家之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