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传教士团成员回国后从事汉学教育。从罗索欣、列昂季耶夫和安·弗拉德金开办满汉语学校,到比丘林的恰克图汉语学校,再到俄国第一个汉语教授西维洛夫、第一个满语教授沃伊采霍夫斯基、瓦西里耶夫、扎哈罗夫、康·斯卡奇科夫以及佩休罗夫等执教喀山大学和圣彼得堡大学,俄国汉学教育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终于在19世纪达到与西欧汉学教育比肩的水平。与此同时,传教士团中先后有9人在北京期间受理藩院聘请,出任中国最早的俄语专科学校--—内阁俄罗斯文馆的俄文教习,编写出中国第一部俄语教材《俄罗斯翻译捷要全书》,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清代中国的外语教学。 此外,传教士团开办学校既是一种传教行为,也是传教士团教育职能的表现。传教士团最初只在北京建立男、女校各一所。1900年以后才逐渐在几个省建立了神品学校或教会学校。男子学校在背诵教义的同时还学习一些中国的传统蒙童读物,而女子学校的学习科目主要是女工,基本学不到文化知识。传教士团成员用俄国外交部和圣务院拨付的图书购置专款以及个人生活费用,通过在北京琉璃厂购买、接受私人馈赠和雇佣中国人抄写等方式搜集了大量中国图书,为圣彼得堡皇家科学院、圣彼得堡公共图书馆、亚洲博物馆、俄国外交部、喀山大学、圣彼得堡大学以及鲁缅采夫博物馆(俄罗斯国家图书馆的前身)等单位的中国图书收藏做出了重大贡献。其中有些俄藏图书已经在中国失传,成为孤本,如“列藏本”《石头记》和《姑妄言》等。道光年间,在传教士团成员佟正笏和戈尔斯基等人的建议和参与下,中俄两国政府间进行了首次数量庞大的相互赠书,清政府将北京雍和宫所藏藏文《丹珠尔》和《甘珠尔》800多册赠予俄国,俄国回赠中国10箱357种800余册俄文书籍②。 自第8届传教士团任内建立起来的传教士团图书馆,经过百余年的建设,到1900年藏书已超过一万卷,其中包括大量的中国书籍,还有丰富的俄文、俄文、法文和德文,甚至希腊文和斯拉夫文书籍③。传教士团的5位医生不仅在北京行医,还将中国传统医学知识介绍到俄国。塔塔里诺夫等人的中医探讨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沃伊采霍夫斯基搜集的中国医书至今还保存在俄罗斯的图书馆中①。随传教士团来华的画家列加舍夫和科尔萨林等给清廷的许多王公绘过肖像,同时也把中国的墨、颜料和朱砂等物带回圣彼得堡美术学院。此外,列昂季耶夫斯基在圣彼得堡举办过中国风物展览,拉德仁斯基为圣彼得堡珍宝馆搜罗了大量中国器物。正因为如此,在包括冬宫博物馆在内的俄罗斯各大博物馆中都收藏有大量中国物品。要说俄国传教士团文化活动对中国的作用,自然会首先把它与中国的东正教联系起来。传教士团在宗教方面对中国社会真正产生作用是在《中俄天津条约》签订之后。这种作用大致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为中国人施洗礼;二是翻译出版东正教经籍;三是开办教会学校。 到1917年,中国东正教徒总数为6310人②。如果把传教士团在华200年历史进行纵向比较,这显然是一个比较突出的成就,但如果与同时在中国发展的基督教新教相比,实在是区区小数。传教士团虽然在19世纪初期就已经尝试翻译一些礼拜用书,但目的并非为了传教,而是为了满足已，俄语专业论文，俄语论文范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