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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是1917年以前中俄文化交流的主要渠道,中俄间举凡宗教、哲学、语言学、文学、历史学、地理学、教育、图书、医学和美术等领域的交流无一不是以传教士团为主要媒介。由于东正教教权依附于政权的特性,传教士团更多的是代表了俄国政府的利益,而非俄国教会的意志,甚至直接参与了沙俄的侵华行动。在中俄关系史上,传教士团扮演了文化使者和外交机构的双重角色,其所进行的文化交流事实大多是其实现外交功能的手段或客观结果。 关键词 俄国 传教士团 文化 外交 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是中外关系史上的特殊历史现象。当英、美等国“连跟两广总督直接进行联系的权利都得不到的时候,俄国人却享有在北京派驻使节的特权”,并“使俄国外交在中国,也像在欧洲一样,能够产生一种决不仅限于纯粹外交事务的作用”①。马克思这里所说的“使节”就是本文所要讨论的对象--—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从1715年第1届传教士团来华到1917年,俄国一共向中国派驻18届传教士团。在1861年俄国驻华公使馆建立(第14届传教士团任内)之前,这个名义上的宗教机构在中俄关系史上扮演了文化使者和外交机构的双重角色。19世纪60年代以后,传教士团实现角色转换,开始将在中国人中间传教布道作为其主要任务。 一 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是1917年以前中俄文化交流的主要渠道。17世纪俄国曾有彼特林、巴伊科夫、斯帕法里和义杰斯使团使华。在他们撰写的报告中除了有关贸易的信息外,还记录了行走路线和沿途风物②。但是,这些使节报告都属政府机密文件,难以对俄国社会产生作用。另外,在早期“京师互市”期间,俄商在出售货物时,也将俄国人的诸如语言、服装和风俗等展示在中国人面前,并且将中国茶叶和棉布等带回国,使中国商品进入俄国贵族和寻常百姓家,然而这种交流并没有涉及对方的精神和思想层面。只有在1715年传教士团来华之后,中俄之间才建立起来一条存在了两个多世纪的文化沟通管道。传教士团的文化活动并不仅限于宗教,而是涉及了哲学、语言学、文学、历史学、地理学、教育、图书、医学以及美术等几乎所有的文化领域。宗教交流是中俄文化交流的源头。维持雅克萨战俘的宗教信仰成为俄国人在北京建立传教士团的借口。中俄雅克萨战役结束以后,几十名雅克萨战俘于1685年到达北京并被编入镶黄旗,组建了俄罗斯佐领,在北京建立了第一座东正教教堂--—圣尼古拉教堂。1712年清廷作为对俄方允许尹扎纳使团经俄地联络土尔扈特部的回报准许俄国派遣传教士来华,于是彼得一世在1715年向北京了派出了第一批传教士。 紧接着,按照1727年的《恰克图条约》规定,清廷出资为他们盖起了新的教堂--—奉献节教堂。从这时起,一直到1917年,俄国定期向中国派遣传教士团。传教士最初到中国来的目的不是为了传教,其服务的对象只是那些已经归顺中国的俄国俘虏。在1858年《中俄天津条约》签订以前,俄国传教士即使发展了一些中国籍教徒,也大多局限于雅克萨战俘后裔的家人或在俄罗斯馆做事的中国人。法国加斯东·加恩说:“俄国东正教会主要想促进俄中关系,它只限于为俄国人和少数几个中国皈依者作宗教礼拜。”①此外,当俄国传教士进入北京时,西方基督教传教士几乎全部被驱逐到澳门。俄国人虽然独占“地利”优势,却没有遇到可供发展的“天时”。在清朝禁教令的威慑之下,俄国人始终谨慎小心,并不敢明目张胆地发展教徒。1858年,《中俄天津条约》使俄国获得了在中国自由传教的权利。 1861年,俄国公使馆成立,传教士团不再担负外交使命,转而专门从事宗教活动。是年秋,俄国传教士首次在北京城以外的东定安村建立传教基地,但这并不意味着在传教方面取得了多大进展,因为在东定安村本来就有10个俄国人的后裔②。传教士团把很大的精力用于翻译和刊印东正教神学书籍。义和团运动以后,俄国获得了包括补偿义和团烧毁公使馆在内的庚子赔款,遂在中国设立主教区,传教士团才彻底放开手脚,加快发展中国教徒的速度。到1917年十月革命爆发之前,东正教势力已经扩张到中国的许多省份③。汉学探讨是传教士团文化活动成绩最为突出的一个领域。 俄国依靠在北京拥有传教士团的优势,对中国进行了二百余年不间断的探讨,涌现出许多世界知名的汉学家。比如18世纪的罗索欣和列昂季耶夫, 19世纪上半期的比丘林以及19世纪下半期的瓦西里耶夫和巴拉第。特别是后三人被著名汉学家、苏联科学院院士阿列克谢耶夫称为俄国汉学的三巨头。就俄国汉学的探讨对象而言,中国的哲学与宗教、语言与文学、历史与地理、社会与法学,甚至中国的农业、天文和经济等都有人探讨并有作品传世①。这些汉学成果足以说明传教士团在中俄文化交流中扮演的角色以及传教士团文化活动的丰富内涵。俄国传教士团是实施教育行为的基地和主体。传教士团驻地即是专为俄罗斯来京读书子弟而设的国子监俄罗斯学的所在地。按照《恰克图条约》规定,在1864年以前,一共有48名俄国留学生作为传教士团成员来华学习满汉语,探讨中国文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