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中国俄语界，李越然是位著名的翻译家。1949年8月至1965年5月，他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彭真、陈毅、薄一波、李富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担任翻译，见证了新中国与苏联从结盟到破裂的全过程。他的一生，是传奇的一生。 彭真的演讲，有理有据，感情充沛，得到广泛响应。这些演讲涉及的范围宽广，不仅有政治方面的，还有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等方面的内容，翻译难度大。李越然及翻译组完成任务，不仅凭借过硬的翻译能力，而且还在于对这些国家的历史和近况的充分了解，事前作了充分的准备。但是，有时也遇到一些意想不到的情况，这就需要灵活处置了。 在同赫鲁晓夫等苏联领导人会谈时，中国代表团副团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农工党中央主席章伯钧突然站起来说：“见到赫鲁晓夫同志我非常高兴，我想对赫鲁晓夫同志讲几句心里话。”这一刻，全场都怔住了。在这种场合，一般都是代表团团长讲话，像章伯钧这样站起来表示有话要讲，在国际政治活动场合是很少见的。他接着说：“我想讲讲压在心底多少年的一句话，过去没有机会，今天听了赫鲁晓夫同志谈话，我非常高兴，我要借这个机会讲讲。我过去是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因为对中国革命的看法与有些同志不一样，就遭到排斥。后来我离开了共产党。我遭到了不公平的对待，到现在没有解决，还是个悬案……” 中国代表团成员都有些吃惊，没想到章伯钧会在这种场合讲出这种话。接着，全国人大代表、大公报社社长王芸生也要求发言，希望赫鲁晓夫谈谈“对世界和平展望的问题”。这些发言及所提出的问题非常意外，超出了中国代表团的计划和预案。李越然根据会场形势的发展，不慌不忙，沉着应对，很快同代表团共同消除了意外出现的尴尬场面。1957年1月，由于周恩来访问苏联，李越然奉命从保加利亚赶到莫斯科担任主译，中断了随同彭真的访问。 毛泽东的湖南口音让李越然听起来相当吃力 1957年11月2日至21日，毛泽东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应邀访问苏联，李越然随同担任翻译。毛泽东任中国党政代表团团长，宋庆龄任副团长。成员有：邓小平、彭德怀、李先念、乌兰夫、陆定 、陈伯达、郭沫若、沈雁冰、杨尚昆以及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等。访问的目的是参加十月革命节庆祝活动，参加世界各国共产党莫斯科会议。 为了保证翻译工作顺畅，中共中央办公厅在出发前特意安排李越然与毛泽东接触，熟悉他的言谈特色和生活习惯。毛泽东风趣幽默，语言生动。但是他浓重的湖南口音关于在东北长大的李越然来说，听起来相当吃力。李越然抓紧时间向湖南同志学习方言，观察毛泽东的语言特点，掌握他的演讲规律。毛泽东在战争年代形成的夜间工作习惯，解放后也没有改变，同正常的作息时间完全相反。李越然经历过战争年代，适应能力强，加上工作压力大，夜间工作的习惯也很快养成了。没想到，这种特殊的作息方式作用了他的后半生。 毛泽东很有个性，不喜欢循规蹈矩，李越然需要随时根据情况与苏联方面沟通。从北京出发前，毛泽东要求与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商量，最好取消在莫斯科举行的欢迎仪式。李越然到苏联大使馆反复解释，尤金认为这不符合外交礼仪，最后未能取消。快到莫斯科的时候，毛泽东又提出不在机场欢迎仪式上演讲，杨尚昆说这不符合惯例，还是讲几句好，并呈上已经拟好的讲稿。毛泽东最后同意讲几句，但表示要脱稿讲，临场发挥。由于准备的翻译稿用不上，李越然只好随着毛泽东的思路现场翻译，发挥了临机处置的能力。 在莫斯科访问期间，中国党政代表团同苏联党政军领导人多次会谈，交换意见，内容涉及如何对待南斯拉夫共产党领袖铁托、世界各国共产党莫斯科会议宣言、对于现代战争和物质生活、对于核武器、对于苏联专家、对于以苏联为首等问题。李越然作为首席翻译，不但要作现场翻译，会谈后还要对文稿进行校译，经常顾不上吃饭和睡觉。由于年轻，精力旺盛，工作质量高，他一再受到毛泽东的赞扬。 访苏期间。毛泽东到莫斯科大学看望中国留学生，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说：“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毛泽东讲这些话时，李越然就在他的身旁，感到十分振奋。这次访问苏联，是李越然近距离、长时间跟随毛泽东的一次，给他留下终生记忆。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与外界交往最多的是苏联，李越然随团出访十分频繁。1960年11月，刘少奇、邓小平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访问苏联，参加十月革命43周年典礼，并出席八十一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李越然随团担任翻译。1961年10月。周恩来率领中共代表团出席苏共二十二大，李越然随团担任翻泽。 代表团所到之处不仅有鲜花和笑脸，也有冷遇和唇枪舌剑，许多情况是意想不到的。周恩来率团出席苏共二十二大时，对苏共指名道姓地攻击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了不同意见。周恩来的发言受到苏共代表大会的指责，中国代表团为了表示抗议，决定提前回国。在急转直下的情况下，李越然克制住自己的感情，准确地翻译了中苏两党各自的观点。李越然随代表团回到北京时，毛泽东率中央领导人到机场迎接，表示支持中国代表团的立场。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无论中央领导人出访还是接待客人来访，无论争取经济援助还是军事合作谈判。无论党内高层会晤还是社团交流，几乎都有李越然在场。他新中国首席俄语翻译的地位，也是在这一时期逐渐确立的。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阎明复曾评价说：“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新中国的俄文翻译界中”，李越然的翻译水平“是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和他相匹敌的”。 遭遇不公正的待遇 1965年5月，“文化大革命”尚未开始，而中国的心脏中南海已是风雨满楼。李越然生长在与苏联情报部门联系密切的家庭，到苏联接受过培训，参加革命后在高岗身边工作过，这些都对他不利。因翻译工作接触苏联领导人，在中苏关系恶化的年代也成了他的污点。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李越然被突然调到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任教务部副部长。理由是他“与苏修高级领导层有千丝万缕关系”。 从中南海调出，如果不是升职，通常就是犯了错误。但是，李越然不知道自己究竟犯了什么错误。个人服从组织，不能同党讨价还价，他只能默默转换工作岗位，心情十分黯然。在办理调动手续时，李越然在中南海遇见了周恩来。周恩来关切地问：“小李，好久都看不见你，你在忙什么呢?”李越然满腹委屈却说不出口。没想到，这竟是他同周恩来的永决。 1966年夏，“文化大革命”爆发，李越然所在的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也卷入了这场运动。1967年12月5日深夜。学校一伙红卫兵强行将李越然带走，并阻止他同家人告别。楼下停着一辆敞篷卡车，20多个红卫兵站在车旁等候，七手八脚地将他推上车。然后。汽车开往东四十一条，把他交给了北京卫戍区。多年以后，李越然才知道，把老干部交给北京卫戍区。其实是周恩来不得已而采取的保护方法。这样做，既可以配合组织将所谓的问题调查清楚，又可以暂时与混乱局面隔绝，防止被造 反派迫害。北京卫戍区的看守所有多处。李越然先后被关押在公主坟、蒋宅口等地。在这些地方。他曾见到过罗瑞卿、彭真、杨尚昆等人。 李越然被突然带走，犹如失踪，他自己不知道为什么被关、命运将如何，母亲、妻子、儿女更不知他的死活。直到两个多月后，有人通知李越然的家人准备一些换洗的衣裳被褥，家人才知道他还活着。由于李越然被关押，老母亲天天坐在窗前盼儿归，精神恍惚，备受煎熬。每当过年时，她总会问：“今年他能回来吃年夜饭吗?”妻子张曼华下放到江西鲤鱼洲“五七”干校，心力交瘁，落下一身病。大女儿背着“父亲的包袱”去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二女儿受牵连迟迟不能加入共青团，小小的心灵受到摧残。看守所内外。一家人同受折磨，度日如年! 在看守所，面对反复的提审，李越然一遍又一遍地复述家庭出身、工作经历。面对没完没了的交代，他被迫深挖思想根源，进行自我批判。但是，面对无法推脱的揭发报告，他一般论事不论人，实在无法过关时就从报纸上抄一些内容交差。几年下来，出看守所时。他的“交代材料”竟然有四五十万字之多。 重新走上供货作岗位 1971年“九―三”事件后。全国人民对“文化大革命”的狂热开始降温，逐渐认识到极左错误的危害。此时，毛泽东经过反思，也开始认识到“文化大革命”的一些不足甚至错误，感到有些干部受了冤屈。因此。他在一些公开场合表示要纠正错误，要对冤假错案平反昭雪。1974年8月，毛泽东说：“关于犯错误的干部，仍然要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一棍子打死就不好了。”8月6日，李越然被告知：“根据中央领导同志的批文，你从今天起自由了。” 经过短暂的休息，李越然回到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工作。当时，“文化大革命”尚未结束，高校招收工农兵学员，教学不正规。李越然被分配到教学改革组。带领学生下乡“开门办学”。1974年11月，他被任命为教改组组长。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李越然的政治生命迎来了春天。中共北京市委为他平反。并肯定了他多年来在外事翻译工作中作出的成绩。1978年底，教育部任命他为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副院长。 李越然担任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副院长后，还时常给俄语系的学生上口语课。他既按照教材进行，又结合自身的经历，讲解提高口语的技巧。他要求学生不仅要学习外语，还要重视公共课的学习，比如汉语、历史、地理、国际政治等。他以“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的翻译为例，介绍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性。根据他的意见，学校开设的必修课、选修课非常多。极大地丰富了学生的知识面。他还请来相声语言大师侯宝林、俄语专家赵洵、舞蹈家陈爱莲等人授课，使师生耳目一新。在“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科学、民主的春天乍暖还寒的时候，他的这些见地无疑要冒很大的风险。 20世纪80年代，李越然担任第六届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顾问、中国翻译家协会常务副会长等社会职务，经常应邀作演讲或撰写文章，十分忙碌，但依然保持着旺盛的工作热情。每天，李越然仍像当年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身边工作一样，通宵达旦地T作，很少休息。 长期超负荷的工作，极大地损害了李越然的健康。在最后的几年里，他不得不经常同医院打交道。他是多么不情愿，却又无可奈何，这是他最大的痛苦。尽管如此，还是没有作用李越然的工作热情，他抱病完成了《中苏外交亲历记》、《外交舞台上的新中国领袖》等回忆录。 在几十年的外事工作中，李越然结交了许多俄罗斯朋友。离休之后，他依然积极参加增进中俄人民友谊的活动，受到中俄两国政府的褒扬。1995年5月，俄罗斯总统叶利钦授予他“伟大卫国战争胜利50周年”奖章；1999年10月2日，中俄友好协会授予他“中俄友谊”奖章；1999年10月5日，俄中友好协会授予他“俄中友谊”奖章。 2003年7月10日，李越然因病去世。7月15日上午，李越然遗体告别仪式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兰花厅举行。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央编译局、中俄友好协会、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欧美同学会等单位敬送了花圈或花篮。阎明复、齐怀远等领导，中国驻俄罗斯前大使王荩卿、李风林，俄罗斯驻中国大使罗高寿。外交界名流，俄语界前辈，以及他的同事、亲友、学生等，前来送上花圈，瞻仰其遗容。毛泽东的女儿李敏、李讷，毛泽东、周恩来生前的卫士长，外交界名人王海容、唐闻生等也送了花圈。告别厅里播放的凄婉的京胡独奏，为李越然生前最爱。李越然极具音乐天赋，离别人间的形式也是别具一格。 (作者刘志青，1978年3月至1982年1月曾在北京第=外国语学院学习，从师于李越然先生。毕业后，与李越然先生过从甚密，并在他的指导下完成《恩怨历尽后的反思――中苏关系七十年》一书的撰写。本文主要依据对李越然先生的接触了解。并参考了李越然先生所著的《中苏外交亲历记》一书。)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