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多余人是19世纪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中出现的一组人物形象，包括奥涅金、毕巧林、罗亭、奥勃洛摩夫等，他们是时代的产物，是俄国民族解放运动进入贵族革命时期出现的一批优秀贵族知识分子，俄语毕业论文，多余人形象的发展变化与俄国历史进程紧密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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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俄国 多余人 历史进程
从普希金笔下的奥涅金开始，经历了毕巧林、罗亭，到奥勃洛摩夫，构成了俄国文学特有的多余人形象系列。他们都是一些封建贵族，他们痛恨贵族社会的虚伪与庸俗，对现实怀着极大的轻蔑和不满，表现出一定的叛逆性，但又无力与本阶级决裂，挣脱不掉这个社会旧势力的桎梏。赫尔岑说他们“永远不会站在政府方面，也永远不能站到人民方面”，只能做社会的“多余人”。多余人形象在19世纪俄国文学史上经历了20年代、30年代、40年代、50年代四个阶段。他们各自体现了不同历史时期的特色。
一、多余人鼻祖奥涅金
奥涅金是诗体小说《叶浦盖尼奥涅金》里的主人公。他生活于19世纪初，诗人普希金按照生活的真实，塑造了奥涅金这个典型的人物形象，并通过他把贵族知识分子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而找不到出路的悲剧如实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奥涅金出身于彼得堡贵族家庭，天资聪颖，但他从小接受的是脱离人民民族文化传统的教育，精神贫乏。18岁进入上流社会，风雅的举止、精美的衣饰、机智的谈吐，使他在热闹的上流社会生活很快崭露头角，他整天沉溺于舞会、剧院、恋爱、宴饮中，却感觉生活无聊，8年以后，他不再出入舞会、剧院，而是患上了时代的“忧郁症”，整天端坐在书房里，俄语论文，阅读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经济学，接受启蒙主义者卢梭的观点，开始用怀疑、批判的眼光看待周围世界，痛苦地寻找着出路。但是，贵族生活的寄生性，贵族教育的空泛性，使得他不能处理任何实际工作。奥涅金一方面对周围的现实不满，愤世嫉俗；另一方面，他又软弱无力，远离人民，不能和有志于改革这种社会现实的人们站在一起，从而成了无根的浮萍。
二、毕巧林：30年代的多余人
毕巧林是莱蒙托夫长篇小说《当代英雄》中的主人公。小说反映的时代是19世纪30年代，是俄国历史上极端黑暗的时期。
莱蒙托夫笔下的毕巧林，是个出身于富庶世家，在彼得堡长大的贵族军官。他少年英俊，聪颖热情，具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坚强意志和敏锐的观察力。然而，他的所作所为和他的才智全然不符。毕巧林一进入青年期就在上流社会消谴度日，但不久他开始感到烦闷，调到高加索几乎使他快活起来，然而战斗的生活也不能长久地吸引他，他比以前还要厌倦生活。于是他通过寻求冒险刺激来暂时消除压迫着他的忧郁。毕巧林自己也知道这些行为是错误的，但他缺乏与这种生活方式决裂的勇气，因此也不可能找到明确的出路。他羡慕自己的前辈--十二月党人能有机会为俄国人民的幸福作出巨大的牺牲，叹息自己这一代人生不逢时，生活在尼古拉一世反动统治的年代里，找不到可以为之献身的崇高事业，只能在上流社会里消磨时光。
毕巧林和奥涅金一样，不满现实，不愿与反动腐朽的统治集团同流合污，他渴望有所作为，但又无力超越阶级的局限。但毕巧林所代表的多余人属于更晚的时代，不同的时代必然赋予不同时代条件下的多余人以不同的特色。在奥涅金时代，先进的贵族青年刚刚觉醒过来，期待并争取自由民主在俄国的实现，然而他们所期待的“迷人的幸福的星辰”还没来得及升起就陨落了，随之而来的是无边的黑夜和难以忍受的窒息。19世纪30年代，前期多余人身上存有的那种十二月党人式的热情和乐观的情绪，此刻已被残酷的专制统治涤荡得干干净净。
三、罗亭：40年代的多余人
罗亭是屠格涅夫小说《罗亭》的主人公，是19世纪40年代俄国先进贵族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19世纪40年代，是欧洲社会发生深刻变化的革命年代，资本主义制度确立，民主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兴起，无产阶级开始登上历史舞台。罗亭受过良好教育，头脑清醒，善于辞令。罗亭虽然有进步的思想，但毕竟还是不能摆脱旧时代的作用。因此，他做任何事情都没有圆满的结果。最后变成一个只是空喊口号、言行脱节、用空话代替行动的典型，即“预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
如果说奥涅金、毕巧林对农奴制俄国的抗议还很不自觉，很少或几乎没有想过什么社会问题，那么罗亭对这个黑暗社会的憎恨则更自觉，在思想上他还十分关注当时社会的一切重大问题，并积极宣传崇高的理想，想献身于公众利益。他能突破前两代多余人狭隘的个人主义圈子，积极投身于社会生活，与贵族保守派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这说明俄国19世纪40年代的多余人有了新的特色。总之，40年代的多余人，比二三十年代的多余人更富有思索探求精神，并且多少也向着有益于社会的方向迈进了一步。
四、末代多余人：奥勃洛摩夫
19世纪50年代，俄国正处于农奴制大崩溃的前夜，农民起义频繁，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也积极展开活动，筹建秘密革命组织。一场巨大的社会变革已明显地摆在了俄罗斯农民的面前，三四十年代在宣传民主思想方面曾起过积极影响的多余人，这时也感到束手无策，无所适从了。他们同人民的距离非常远，已经不能胜任继续担当俄国革命领导力量的重担了，冈察洛夫敏锐地察觉到这一点，塑造了奥勃洛摩夫这个典型的末代多余人的形象。
奥勃洛摩夫是一个完全丧失了实际活动能力，甚至丧失了生活能力的、极端懒惰的贵族老爷的形象，也是典型的寄生虫形象。他读书怕动脑筋，社交怕穿戴麻烦，做官怕天天上班，最终称病辞职。他坐马车怕马横冲直撞并撞坏车子，乘船怕到不了彼岸，最后呈现在我们眼前的奥勃洛摩夫整日像具僵尸，这是一个从精神到肉体都完全麻痹、瘫痪着的活着的死人。
如果说奥勃洛摩夫以前的多余人还在不同程度上能与本阶级产生裂痕，有些进步的愿望和作为，那到奥勃洛摩夫时就完全丧失了其进步性，只剩下躺卧不起的寄生性。这也说明了在19世纪50年代，俄国的农奴制已经到了崩溃与瓦解的末日。早期多余人身上那种热情和信念，已逐渐消失，连“语言的巨人”都只能望洋兴叹，更不用说“行动的巨人”了。他们已经丧失了一切活力和进步意义，除了附着所属的贵族阶级一同退出历史舞台，再也没有更好的出路了。多余人的演变退化，实质上正好宣告了俄国农奴制的必然崩溃。随着社会时代的发展，贵族知识分子让位于平民知识分子，俄国进入平民革命时期。
（邹创 江苏省徐州高等师范学校 221116）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