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历史传统，俄国犹太人也不例外。自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叶，俄犹历史编纂学的发展速度非常快，在短短几十年里就建立了完整的体系。帝俄时期俄犹历史编纂学取得了丰硕成果，但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而停滞。苏联时期，由于受意识形态的作用，俄犹历史编纂学到20世纪30年代初基本衰落了。苏联解体后，随着学术氛围的逐渐宽松，有关俄犹历史编纂学的作品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俄犹历史编纂学也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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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俄国；犹太人；历史编纂学
中图分类号：D738.237；K382.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0961（2017）02-0086-06
18世纪末，波兰三次被瓜分导致波兰领土上的犹太人成为俄国的臣民，从此掀开了犹太人作为一个特殊群体在俄国生活的历史。犹太人在俄国的历史既是犹太文明史上的重要篇章，也是犹太民族历史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俄国犹太人民族自我意识的高涨、犹太知识分子阶层的形成及其作用的加强、犹太人融入俄国的经济和政治生活等因素是俄国犹太人（以下简称俄犹）历史编纂学建立的必要条件。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叶，俄犹历史编纂学以不同寻常的速度发展，在大约四十年的时间里建立了完整的体系，其中包括学术专著、定期学术刊物的出版和学会、探讨中心以及高等学校的建立。应该指出，俄语论文范文，俄犹历史编纂学尽管一定程度上受到当局的阻挠，但仍能顺利发展的主要原因是犹太民族想要了解过去并传承历史的强烈愿望、一个多世纪的学术探讨传统和犹太民族对知识的一贯尊重。本文主要研讨帝俄时期、苏联时期和后苏联时期俄犹历史编纂学的发展。
一、帝俄时期
在俄国，由于一定的历史和社会原因，对探讨犹太人历史的兴趣一以贯之，特别是对它的古代史。早在1835年，卓越思想家、“莫斯科争论”中西欧派的领袖格拉诺夫斯基就作品《犹太民族的命运》。但是，真正开启这一探讨领域的是列昂托维奇，他于1861年在《锡安山》报上系列评论《对于俄国犹太人决议的历史述评》，后来又论文《对立陶宛一俄国犹太人权利的历史探讨》（基辅，1864）。19世纪50年代，赫沃尔松作为俄国闪族学的奠基人之一，在接受东正教后，也开始对于俄国犹太人的著作。
早期的探讨主要是针对反犹主义而的政论性著作。其中，最重要的是奥尔尚斯基于19世纪60-70年代的系列文章和晚些时候出版的《犹太人在俄国》一书，但该书实际上只涉及了反犹法学在俄国出台并实行的历史。
19世纪80年代前，俄犹历史编纂学还没有形成自己的思想体系，对俄国犹太人历史的真正学术探讨始于19世纪80年代。彼得堡大学教授别尔沙茨基率先在这一领域实现学术突破。他从维尔诺、基辅、明斯克等地的档案馆收集了两千多份文件，把它们编撰成著名的文集《俄国西南部和立陶宛犹太人的历史资料》（圣彼得堡，1879-1880）和《俄犹档案》（圣彼得堡，1882）。别尔沙茨基学术遗产的探讨者布劳多认为，“他最先收集并了这些珍贵资料，毫无疑问，这是别尔沙茨基不可磨灭的功勋，它造福于未来俄犹问题的探讨者”。值得一提的是，别尔沙茨基在探讨过程中，还证明了波兰的犹太史和社会斗争史的联系，并关注了一个重要因素，即犹太社团内部的斗争。正如著名犹太历史学家杜布诺夫所说：“别尔沙茨基是唯一一个以法学为专业，并且不是犹太出身的学者，但他仍然相当广泛地理解了俄犹历史编纂学的课题”。
19世纪90年代，杜布诺夫当仁不让地承担起探讨犹太民族历史的重任。生于白俄罗斯姆斯季斯拉夫尔的杜布诺夫并没有受过系统的人文教育，他通过自学获得了史学知识，20岁时就成为俄犹杂志《日出》的主编之一。90年代初，他基本形成了对于世界犹太人史和俄国犹太人史的学术思想。他认为：“犹太人虽然失去了自己的土地，却没有失去自己的文化和精神特点”。杜布诺夫这样评价犹太人的历史，“这是充满苦难的民族的内部生活、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历史，这是唯一没有外部战争、没有国家变革、没有政策和外交的历史，一句话，没有任何其他民族历史中所经历的历史”。这一评价恰如其分地说明了世界犹太人史的特点，而俄国犹太人史是它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杜布诺夫对俄犹历史编纂学的兴趣源于俄国犹太人民族自觉意识的增强。他认为，历史命运的共同性是犹太民族在一个世纪的道路上能够保留自己特点的诸多因素中起决定影响的因素。他的探讨理念是：在与其他国家犹太人历史的相互关系中来审视俄国犹太人的历史，并将其作为世界史和俄国史的一部分。俄国犹太人的历史不是“国中之国”的历史，而是动态的发展过程，在这一进程中，冲破一切内外阻碍，俄国犹太人逐渐成为俄国历史权利平等的主体。
杜布诺夫强调，不能把俄国犹太人和波兰、立陶宛的犹太人区分开来，因为他们有共同的祖先、共同的过去、共同的命运、共同的制度和共同的文化生活。改变的只是外部政治条件，但种族的同一性保留了。应该说，他的这一思想就一定的阶段来说是对的。但是，19世纪60年代大改革后，俄波犹太人的历史道路急剧地向不同的方向发展，开始了俄国犹太人作为世界犹太人特殊群体的强化认同过程。
杜布诺夫就俄国犹太人的历史写了上百篇文章和若干专著。其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是他于1891年的历史一哲学作品《对于俄犹历史的探讨和成立俄犹历史学会》，多卷本的《当代犹太民族史》等。他认为，犹太历史学家面临的主要任务是探讨社团的内部生活及其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他特别关注犹太人的精神发展史、拉比主义和哈西德派的宗教斗争。
不可否认，国家发生的政治事件对他的创作思想有很大的作用。他深信，针对犹太人的暴行是由彼得堡的中央政府策划和组织的。这一观念符合当时很多俄国犹太人的社会观，并在心理上促使他们与专制政权进行斗争。但是，对民众实施暴行运动的自发性及其社会心理的否定，也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当时犹太政党与俄国解放运动的联系和友谊。总之，杜布诺夫就俄国的“犹太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思想体系。 19世纪60年代开始的大改革改变了俄国犹太人的社会和精神面貌，促进了俄国犹太人新的价值观的形成。当代以色列学者卢金认为：“19世纪80-90年代之交，历史是犹太知识分子民族意识的确定因素，他们脱离了传统的犹太人，又必须在19世纪70年代哈西德思想破灭后寻找民族文化道路上的精神支柱。”。这一切都要求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俄犹历史编纂学向更专业化的方向发展。尤里·盖森就是其领军人物之一。盖森对俄国犹太史的探讨始于19世纪90年代，他以坚实的史料为基础，通过对比国家和地方行政当局的资料，较为客观地阐述了帝俄犹太史。盖森在探讨中特别关注两个问题：一是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启蒙时代”及在俄国的特点；二是俄国犹太人的法学地位。犹太人的法学和经济地位问题在他的作品中占据突出地位。1906年他奠基性作品《犹太人在俄国：俄国犹太人的社会、法学和经济生活述评》。1914年出版专著《俄国犹太人史》，该书引起媒体的强烈反响。所有评论者一致认为，这是一部系统描述犹太民族在俄国历史的开创性作品，但同时也指出了该书的不足。比如，他只从第一次瓜分波兰开始探讨，而忽略了波兰一立陶宛阶段的犹太人，这使“随后发生的许多事件不可理解”；还有“作者呈现的历史不是犹太人做了什么，而是对犹太人做了什么”。他还极少关注犹太社团的内部生活以及民族的社会和文化发展。另外，书中没有引用参考文献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专著的学术性。
可喜的是，盖森能正确对待这些批评，在1916年出版的两卷本的专著《俄国犹太民族史》中他做了修改和补充，从而获得好评。但仍有评论指出，该书主要的不足是全部犹太史都“反映了俄国的舆论”；“这不是犹太人的历史，俄语毕业论文，而是俄国历史对于犹太人的一章”。然而，遗憾的是，这项刚刚开始的系统探讨因随后的政治动荡而停止了，只是到了1923年盖森才得以重新出版该书，它成了苏联时期有关犹太人历史的最后的总结性作品。与以往不同的是，书中除了对犹太人的法学和经济地位进行探讨外，还阐明了犹太文化的发展历程。但是，在杜布诺夫和金兹堡的作品后，它带有某种重复性。后来，盖森停止了对犹太史的探讨，而转向了工人运动史。
上面提到的金兹堡对俄犹历史编纂学的贡献也不小。他于19世纪90年代在彼得堡的《日出》杂志上开始自己的探讨成果。他致力于探讨18世纪末至19世纪上半叶的犹太人历史。他的作用较大的一本专著是《1812年卫国战争和俄国犹太人》（圣彼得堡，1912）。在这部书中，他不仅引用了俄罗斯的和犹太的文献，而且大量使用了有关拿破仑进军俄国的法文和德文资料。在全面略论各种材料的基础上，他证实了犹太人的活动具有爱国倾向，揭示了犹太人中反法情绪高涨的原因，并指出了他们参加反拿破仑斗争的规模。1923年，金兹堡在彼得格勒出版了曾在俄犹期刊上的论文集，因利用大量的原始文献，这些文章直到今天仍不失其学术意义。
钦贝格的著作也堪称犹太民族历史编纂学的瑰宝。他主要探讨俄国犹太文化史，著作主要在《日出》、《往事》、《犹太古代》等刊物上。1915年出版专著《社会流派中的俄犹出版史》。这本书的内容十分广泛。这是第一部对于19世纪犹太知识分子历史的总结性作品，书中指出了犹太民族自我意识的增强和知识分子参与这一过程的情况。他是较早关注波兰一立陶宛犹太人向俄国犹太人过渡的学者之一。
20世纪初，犹太人在俄国接受教育的历史受到学界广泛关注。有关这方面的作品颇多，观点也不尽相同。第一部专著是马列克的《俄国犹太教育史述评（两种教育）》（莫斯科，1909）。书中主要论述一个世纪间，犹太人中的宗教教育者和世俗教育者之间的激烈斗争。他力求证实，关于百姓来说，必须而且可能实行两种教育。同时，他也指出了政府在这一问题上的摇摆政策：19世纪70年代末以前，政府竭尽全力消灭民族教育体系，强迫年轻一代进入俄国学校；而在反犹主义高涨时期，当局却采取相反方法，让国内教育远离“犹太人的坏作用”，并通过在学校里实行百分比定额的方法企图为犹太人建立精神“隔都”。
切里科韦尔和波兹纳继承并发展了马列克的观点。前者主要探讨19世纪60-80年代犹太社会中不同流派之间对于宗教教育和世俗教育的关系问题；后者主要探讨从叶卡捷琳娜二世时期到19世纪80年代实行百分比定额时政府的犹太教育政策。二者讨论的教育题目都非常广泛。布拉姆松和别列茨基也探讨了这一问题。前者是最早对俄国犹太教育史进行分期的作者之一。他把犹太人接受教育的历史分为三个时间：尼古拉一世时期（1825-1855），政府把俄国学校作为使犹太人俄罗斯化的重要因素；19世纪60-70年代，一定程度上的自由化并利用俄国教育使两个民族相互接近；19世纪80年代，隔离犹太人并把他们从俄国文化中驱赶出去。别列茨基的书《尼古拉一世时期俄国犹太人的教育问题》（圣彼得堡，1894），不仅为19世纪上半叶俄罗斯化政策辩护，而且间接地强化了亚历山大三世在教育领域的反犹政策。
20世纪初，帝俄南部省份的经济发展、犹太居民数量的急剧增加及其积极参与国家的政治生活等因素促进了俄犹历史编纂学中对个别城市和地方犹太人历史的关注，如乌克兰犹太人的历史。《古代基辅》杂志了很多这方面的文章。在众多探讨者中，加兰特是较早在自己的著作中区分乌克兰犹太人的历史与波兰、立陶宛甚至是俄国犹太人历史的学者之一。莱纳和佩恩的作品在丰富的地方档案史料的基础上，阐释了地方当局多年来致力于把犹太人向新土地移居的政治和经济原因。1907年，达列夫斯基的《18世纪中叶至19世纪末犹太人在基辅的历史》一书问世。该书不仅着眼于基辅犹太人，而且着眼于全乌克兰的犹太人。但是，该书的叙述性无形中降低了其应有的学术价值。在犹太地方志的探讨中，较有代表性的还有雷夫金的《斯摩棱斯克犹太人》。但该书由于没有应用新史料，因而没有达到当时的犹太历史编纂学水平。有评论者认为，“这不是历史，而是从很小的历史事件中呈现的模糊不清的阴影”。
应该指出的是，俄犹历史编纂学中的大部分学术作品都针对阿什肯纳兹犹太人，而对布哈拉犹太人、克里米亚犹太人和其他群体犹太人历史的学术探讨则相对欠缺。1883年，谢加尔的小册子《高加索犹太人》开启了对高加索犹太人历史的探讨。1917年，出版了由历史民族协会规划的系列文集《俄国南部边区犹太人》的第一部--马吉德的《高加索犹太人》。该书虽然内容不多，但集中并总结了对于山地犹太人历史的考古、民族和其他资料，因而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20世纪10年代末，俄犹历史编纂学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达到了一定的水平，出现了编纂总结性作品的可能。多卷本的《犹太民族史》应运而生。该书计划撰写15卷，后5卷写俄国犹太人历史。但这部准备由整整一代犹太历史学家来完成的恢宏巨著由于经济和政治原因，只问世了一卷。这一卷主要记述了12-18世纪犹太人在波兰和立陶宛的历史。参加编纂工作的都是当时的历史名家：杜布诺夫、维施尼策尔、希佩尔、巴拉班、马列克、钦贝格、金兹堡。这部集体作品标志着犹太历史编纂学在俄国创立并发展的一个阶段的结束。
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初，犹太民族历史学派在俄国业已形成，出版了几十部作品，有专门的学术机构（普及犹太人教育协会、犹太人科学知识协会等），出版定期的学术刊物（《往事》、《古代犹太》等），主要用俄语写作。这一时期问世的《犹太百科全书》具有特别的意义。犹太民族历史学派特别重视收集和略论文献，关注对犹太人法学地位的探讨，并力图证明犹太人的历史和俄国历史相关且与其他国家的社团史相关。探讨的现实性是这一时期俄犹历史编纂学的特点。但是，一战的爆发及随后而来的经济上的困难和政治上的动荡，根本改变了犹太历史编纂学的面貌。
二、苏联时期
十月革命后的最初几年，俄犹历史编纂学并未受到意识形态的作用。在革命后的10-12年内，它还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作为俄犹历史编纂学的核心，彼得堡学派继续以非意识形态化的面貌存在，并且它的发展没有遇到革命前的那些阻碍，许多新的、从前不被允许触及的史料获得发掘和利用，探讨范围相应扩大，学术成果也增多了。
1919年正值国内战争的高潮时期，在彼得格勒出版了伯林的《犹太民族在俄国土地上的历史命运》一书。杜布诺夫称该书的作者是“最博学的”。该书写到17世纪，其中，犹太文化和宗教生活独立成章。由于应用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因此该书有一定的史料学价值。
这一时期，犹太历史杂志在俄犹历史编纂学中占有特殊地位。除了《犹太古代》外，这些杂志都是用俄语在彼得格勒（列宁格勒）出版的，并且完全反映了当时俄犹历史编纂学中的新特点，即利用新的档案文献和回忆录，关注当代俄国犹太史，加强与国家一般政治史的联系，学者们思想解放，探讨客观，文字也通俗易懂。
1922年和1926年，由普及犹太人教育协会牵头、金兹堡主编的两本文集《犹太思想》出版。书中收录的主要是俄国犹太人历史方面的的学术论文，有盖森的《在19世纪上半叶犹太社会生活的黑暗角落里》、马列克的《犹太知识分子的家史》，以及年轻学者博罗沃伊的论文，他后来成为著名的俄犹历史编纂学的代表。特别应该提到的是金兹堡的《19世纪60年代的社会情绪》。该论文体现了20世纪初和革命后的最初年代在探讨俄国解放运动的思想体系中所取得的新成绩，表达了对俄国犹太人精神史的新观点。他认为：“上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在俄国犹太人的生活中，无论是内部领域还是外部领域（指世袭兵制度、抓捕制度、给不同阶层的犹太居民以法学上的缓解）都是一个标志性的时期。公正地说，这一时期可称做俄国犹太人文化和社会生活的转折年代。那时，对犹太人来说，作用到法学和生活的新思潮，忍耐精神和人文精神，对俄国文学和出版物的了解，席卷俄国的社会躁动--这一切在犹太人中无不引起共鸣，并导致以追求亲近俄国文化和公民意识为特点的运动”。
1928年，金兹堡主编的《犹太通报：科学文献集》在列宁格勒出版，它实际上是《犹太思想》的第三部，也是最后一部。毋庸置疑，这三部文集达到了当时较高的学术水平。20年代中期，在列宁格勒还出版了四卷本的《犹太年鉴》。该书展示了统治阶层对犹太问题的态度比当时民众观念中已有的更为复杂的画面。有评论认为，“它通俗易懂、引人入胜，但这完全与学术新思想和内容的探讨价值不相矛盾……不过，它报道的消息的可信性是值得怀疑的”。应该指出，《犹太思想》和《犹太年鉴》实际上延续了革命前历史编纂学的非意识形态化的传统，并利用新的可能性，把许多有价值的东西融入对犹太人地位和犹太问题在俄国的状况的探讨当中。
在其他城市的犹太学术探讨机构中，最学院派的是1924年成立的敖德萨历史委员会。前面提到的年轻的敖德萨历史学家博罗沃伊于1928年出版了专著《老俄国的犹太农业移民：政治、思想、经济、生活》（莫斯科）。该书是在作者1920年发现的几百份档案材料的基础上完成的。
俄犹历史编纂学中的重要一支--犹太革命运动史，一直都是一个独立的探讨领域。一批年轻的学院派历史学家，如瓦尔克、罗曼诺夫、科兹明、希洛夫等人发挥了重要影响。他们不但扩大了探讨范围，增加了对编年史的探讨，而且促进了大量探讨者的职业化。这些人后来转变为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犹太支部的崩得分子和革命运动的参加者。1920年，在明斯克出版了阿古尔斯基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犹太工人》，该书主要叙述革命和国内战争年代犹太工人活动，是第一批用俄语出版的犹太人革命运动的历史作品之一，这本“战斗”的书籍的出现本身就标志着对犹太革命运动史探讨的开始。
谈到犹太革命运动史，不能不提到布赫宾德尔，他是这一领域较有代表性的学者。1925年，在列宁格勒出版了他的《俄国犹太工人运动史》一书，书中综合了以前的文章和文献。布赫宾德尔对犹太工人运动史的探讨阶段，是从19世纪70年代起直到推翻沙皇专制为止。作者尽量客观地去看待“崩得”和其他犹太政党的历史。他的探讨措施既有列宁格勒学派的风格，也有老学院派的年轻历史学家的特点。拉费斯的书（1920年的《乌克兰的两年革命，崩得的分裂》，1929年的《犹太工人运动史述评》等）是探讨犹太革命史的重要作品，他的著作明显地反映出对犹太人革命运动的意义和特点等观点的变化。另一位探讨犹太革命运动史的作者杰伊奇，在《犹太人在俄国革命运动中的影响》一书中通过对从尼古拉一世到“土地平分社”时代的犹太人参加革命运动的探讨，得出结论：“犹太人不仅不是俄国革命运动的倡导者”，而且“他们远没有马上参与已经出现的由先进的基督教青年着手的斗争”。 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俄犹历史编纂学受意识形态的作用渐趋衰落。老一辈的犹太历史学家不能适应新条件，而30年代末增长的反犹主义情绪又阻碍了新一代犹太历史学家的形成。
以上是俄苏时期俄犹历史编纂学的基本情况。应该说，这一领域的绝大多数探讨者都不是职业历史学家。比如，杜布诺夫和盖森都没有受过正规的高等教育，钦贝格是著名的化学家，而犹太历史一民族协会的创立者是一些年轻的法学工作者。但是我们从中也可以看到积极的一面：他们可以不受学院条件的束缚，可以有自己独立的思想。当然，这指的是20年代初以前。之后，学术探讨的政治化，最终导致历史编纂学传统中断了几十年。
三、后苏联时期
1991年苏联解体，与此同时，俄犹历史编纂学开始复苏。随着后苏联时代学术氛围的逐渐宽松，有关这方面的探讨成果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正如当代俄罗斯学者所说，探讨这一问题不是为了填补“空白”，而是用新思维来重新思考犹太人在俄国的历史。1992年，《莫斯科犹太大学学报》问世，这是苏联解体后的第一个犹太历史编纂学方面的学术出版物。1993年，彼得堡犹太大学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学术作品文集《俄国犹太人史：史料学和历史编纂学问题》。盖森和杜布诺夫等人的作品也开始重印。后者的三卷本的《当代犹太民族史》（莫斯科，2002）以其恢宏的气势在众多作品中独领风骚，其中每一卷都有对俄国犹太人的专门论述。此外，费利克斯·康德尔的四卷本《时代和事件的书》（耶路撒冷一莫斯科，2002）也是专门献给俄国犹太人历史的作品。
尤其要提到的是，曾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著名作家索尔仁尼琴于2001年和2002年问世的两卷本《同行200年（1795-1995）》更是轰动一时。虽然索尔仁尼琴不是职业历史学家，但他大量利用了历史文献：文件、回忆录、报刊等。该书“囊括了从1772年第一批犹太居民被俄罗斯接纳到20世纪末200年间的俄罗斯和犹太民族的关系史，研讨了俄罗斯犹太人的命运以及犹太民族在俄罗斯历史上的影响和地位等敏感问题”。书中作者特别关注犹太人的法学和经济地位的变化、国家对犹太问题的政策及政府高层中对这一政策的不同观点之间的斗争。但是，作者较少关注犹太人的社会和文化发展及犹太人的内部生活。另外，该书主要着眼于生活在帝俄欧洲部分的阿什肯纳兹犹太人的历史，而对布哈拉、克里米亚和高加索犹太人的历史则只是偶尔提及。但瑕不掩瑜，作为尤里·盖森的名作《犹太人在俄国的历史》（1925，1927，两卷）之后75年间的第一部总结性作品，该书的学术地位是不容抹杀的。
这一时期，还重印了俄犹知识分子协会曾在纽约和巴黎出版的犹太历史编纂学文集。它们是：《犹太世界，1939年年鉴》（巴黎，1939）；《犹太世界》（纽约，1944）；《对于俄国犹太人的书，1860-1917》（纽约，1960）；《对于俄国犹太人的书，1917-1967》（纽约，1968）。这四本论文集从经济、政治、文化等各领域对犹太人在俄国的生活进行了探讨，是一套颇有学术价值的书。
除了从整体上考察犹太人在俄国的历史外，学者们还对犹太人在个别城市中的活动进行了探讨，比如由斯诺波夫和克列姆别尔特主编的《犹太人在莫斯科》（资料集，耶路撒冷一莫斯科，2003）、安特罗波娃的《乌拉尔犹太人历史资料集》（莫斯科，2004）、波利修克的《敖德萨和新西伯利亚的犹太人》（莫斯科，2002）等。
总之，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对俄国犹太人历史的探讨可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此就不一一评述了。在历经了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后，俄犹历史编纂学的水平可概括为：全面、广泛、充分、深入。据不完全统计，到目前为止，有关这方面的论文和作品不少于7 000篇（部）。探讨者中既有犹太人，也有非犹太人。尽管学者们都力求客观、公正地对这段历史做出评价，但是基于史学的阶级性和民族性以及史料的完整性等，能完全、真实、科学地再现历史的客观画面还是不易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