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史上的多面“狐狸”:俄国贵族知识分子的特点[俄语论文]
资料分类免费俄语论文 责任编辑:阿米
更新时间:2017-0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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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从俄国兵制中衍生出来的贵族知识分子群体，具有他们所处那个时代的局限性，以及贵族阶层成长历程所带来的一系列突出特点：比如，“大文学中心主义”下的“思想反对派”情结；喜欢坐而论道地夸夸其谈；因为没有勇气放弃“老爷式”的生活，俄语论文题目，存在着自我身份认同的困境，只能用“忏悔”来化解心中的纠结和不平衡感；由于俄国的现代化是被动性追赶西方模式的，所以他们对“西化”既爱又恨，社会的分裂导致主流价值观的“难产”，产生了截然对立的“西方派”和“斯拉夫派”，很多人出国后会发生民族主义的立场变化；贵族群体对官方东正教质疑，不愿意走上激进主义的俄国贵族文学家最后都会落脚到宗教情怀上，试图在那里找到精神寄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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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贵族知识分子；文学；忏悔；宗教；救世情怀。
【作者简介】金 雁，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俄罗斯、东欧历史与现
实问题的教学与探讨。
俄国出生的英国自由主义思想家以赛亚·伯林曾经把俄国的思想者或知识分子分为两种类型，即有学问的“狐狸”和有激情的“刺猬”。前者富于工具理性，囿于书斋里的思索；后者执著于价值理想，积极介入现实。实际上，这样的划分不可能很严格。同一批乃至同一个知识分子身上都可能同时具有这两种性格，但是一般来讲还是会有一些人某种特质更为突出。就贵族知识分子而言，他们的高水平文化素养、对西欧新文化的敏感和欢迎、对君主专制根深蒂固的不满以及他们与俄国底层社会的隔膜和因此而来的缺乏行动能力，都使他们更像是伯林笔下的“狐狸”。
19世纪40年代是俄国贵族知识分子思想发展和社会作用的高峰。那时的贵族知识分子观点各异、派别林立，但他们身上是有些共性的东西的。本文将一一进行略论评论。
一、“俄罗斯文学背负起超越自己
承载量的负担”
第一个特点是俄国的“文学中心主义”。谁都知道，俄罗斯文学是世界文学史上的“青藏高原”。高尔基曾说：“没有一个国家像俄国这样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就出现了灿若群星的伟大名字，没有一个国家像我们这样拥有如此多的殉道作家。”俄国文学的反国家性是一以贯之的。据说，苏联时期国家安全部门的人对索尔仁尼琴说，即便是托尔斯泰在世，他也会改变的，就像高尔基一样。索翁答道，那他就不是托尔斯泰了。
沙俄时期在政治渠道关闭以后，哲学成为第二个“沦陷区”，当时的政府患有“黑格尔恐惧症”，只有文学杂志是当时唯一可以公开讲话的地方。那些政论家、文艺评论家和作家通过杂志，以文学、文艺评论的形式面向公众，促进了社会思想的形成，引导着文学的发展方向，培养着公众的趣味。“文学的独大”是一种别无选择的选择，它透着深深的无奈。有人说，“俄国文学从来都是和沙皇的政治制度格格不入的”。其实准确地说，是因为沙皇时期的政治生态使得知识分子只能在文学领域表达自己与“沙皇制度的格格不入”。赫尔岑在提到“文学中心主义”的时候说：“从彼得一世起，俄国的历史便是贵族和政府的历史，贵族阶级中包含着革命的酵素，它在俄国没有别的舞台，那公开的、流血的、街头的广场，它有的只是文学的讲坛，我们在否定方面比其他人走得远。”[1]“文学中心主义”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的文学不敢涉足政治和社会问题，它必须局限于文艺和文艺批评的范围内，我们的文学的程度在那时已经毋庸置疑达到高峰，但我们在政治方面的成熟还是未来的事情，当时几乎只有在西方派和斯拉夫派的争论中才涉及到社会政治问题”[2]。实际上他们争论的内容虽然超出了文学的范畴，仍然不敢触及有关体制的核心问题。
所谓“俄国文坛是思想家的熔炉”，是在30年代的政治高压下“文坛”是最后一个庇护所。沙皇尼古拉一世看得很透彻，他说，在这伙人那里，“教育”一词就等于“自由”，而“智力活动”指的是“革命”。政治缺席以后，大家都只能在“文学”中寻求各自思想的尖锐性和深刻性[3]。这里深深地体现了一种对现实无所作为而退回“文学”的悲观情怀。布罗茨基[4]说，政治高压将我们推入孤独，推入一个绝对的视角，只有我们自身和我们的语言，而没有任何人或物隔在这两者之间，语言最初是他的剑，接着成为他的盾，最终变成他的宇宙场。在流亡中所有的东西都离去了，只有语言留存下来，俄语毕业论文，语言变成了他直面世界的唯一方式。后来的俄侨文化继承了这种传统，他们在被本国的政治激进主义抛出以后，又在西方的现代化中看不到文明漩涡中生活的意义，便主动继承了19世纪贵族思想家的精神创造道路。
40年代文学一枝独秀除了上述原因外，还因为，在历史上，俄国文学就是一个无所不包的“大学科”，既有“派生文学”，也有“文学派生”，以至于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这些今天看来的“一级学科”都是从“文学”的养生中分化出来的。所以文学家也兼有多重身份。久而久之，文学在俄国一直以来都是“显学”，把其他学科的内容都涵盖在其中，形成文学的社会化、文学的政治化、文学的哲学化、文学的宗教化……俄国文学成为“思想的引领者”，具有预言性和启示录精神。沙俄时期俄罗斯的文学家也都是思想家、哲学家，而哲学家、思想家又常常兼文学家。正如赫尔岑所说，俄罗斯文学需要背负起超越自己承载量的负担。
当然，以文学的表达形式来体现其他人文学科还存在着其他一些原因。正如当代俄罗斯学者所说的，俄国文学的宗教性和哲学性说明两个问题：首先，是理性主义的不发达，各学科的分类界限模糊，大学的学科背景是模糊的，大家都以“百科全书派”自豪。虽然“西方派”与“斯拉夫”派争论的大多数人都是作家或思想家，但实际上他们争论的内容已经远远超出了文学的范畴。比如到了60年代，新崛起的“刺猬”一代人，都是以文艺评论为主的评论家，他们介入到哲学、政治各个领域，用充满太多情感色彩的语言，所以“带着抽象观点的议论，是越来越少了，生活所表现的因素，越来越坚定地占着优势了”[5]。也就是说，在俄国“文学的跨界”和“跨界的文学”比比皆是，用今人的眼光看，是不够“专业”，用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话说，“文学”浸透着“俄国人的判断”和“俄国价值”。其次，俄国固有的宗教传统，使宗教思想渗透在各个领域，“俄罗斯的哲学还没有达到其职业高峰，还没有从宗教精神性终孕育出来，没有剪断与宗教东正教联系在一起的脐带”[6]。就如普希金所断言的：“‘东正教规给了我们一个特定的民族性格’……真正的俄罗斯哲学传统，只能从东正教的经验土壤中延续下去。”[7]但是，文学只是一种表达手段、精神寄托的形式，当文学的形象描述仍然无法解决内心的困惑、文学的词藻不能表达探究的迷茫时，俄国的知识分子的宗教情怀每每使他们走向宗教哲学，斯拉夫派包括后来的“路标派”都自称就是“斯拉夫-基督教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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