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马克思在《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二、三、四稿和复信）》中反复强调，《资本论》中对于资本主义起源的理论只是就西欧而言的，不能用以说明俄国问题，俄国革命者必须从本国的实际出发探析社会发展的途径。他说，俄国生产同世界市场“联系在一起”，有利于农村公社吸取西方生产方式的积极成果，使自己成为向社会主义制度过渡的基础。但从农村公社内在的二重性看，它既存在着巩固和发展自己的可能性，也存着走向灭亡的可能性，关键看能不能排除对农村公社的破坏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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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马克思；西方问题；俄国农村公社；“二重性”；当代价值
〔中图分类号〕A811.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9187-（2017）05-0027-08
1881年2月―3月间，马克思就苏俄革命家维・伊・查苏利奇的来信作回复，五拟其稿，由此形成他对于这个问题的文献包括初稿、二稿、三稿、四稿和复信等5篇。初稿的篇幅较长，受学术界、理论界重视的程度也较高。笔者也曾专门就马克思的初稿作探讨，俄语专业论文，撰写论文，予以公开。可是，关于二稿、三稿、四稿和复信，人们则重视不够。近来笔者对此进行了专门的探讨，深感它的核心思想是立足于俄国的实际探析社会发展的途径，这个思想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所以写此文稿，以期抛砖引玉。
一、论证西方问题的理论不能用以说明俄国问题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有关的章节，论述了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和后果。所谓资本原始积累，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前夕压迫者通过暴力手段使生产者与生产资料分离、使生产资料聚集在少数人手里的过程。英国的“圈地运动”是典型的形式。
15世纪末，英国的毛纺织业成为当时发展迅速的生产部门。毛纺织业的发展扩大了对羊毛的需求，造成羊毛价格的不断上涨，使养羊业变成极有利可图的生产部门。这时大地主和农场主除了把自己原有的耕地变成牧场外，还实施暴力，拆毁农舍，焚烧村庄，强占土地，用栅栏或篱笆把强占的土地围圈起来，将这些土地也变为牧场。这就是英国历史上的“圈地运动”。“圈地运动”使大批农民失去土地，成为无家可归的流浪者。这时英国王朝又颁布种种血腥法学，用鞭打、烙印、监禁、以至判处死刑等措施，禁止农民流浪，强迫他们成为雇佣劳动者，接受雇佣劳动制度。英国的资本主义制度正是在经历了这样的过程后建立起来的。西方其他的一些国家，资本主义制度产生的初期也经历了这样的历史过程。《资本论》第1卷有关的章节，反映了上述内容，即反映了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形成和产生过程中的一般情况。
可是，19世纪中后期，俄国的革命者对上述马克思的观点多有误解。1877年10月，俄国民粹主义思想家尼・康・米海洛夫斯基在《祖国纪事》杂志上文章，认为马克思对于西方资本原始积累即资本主义起源的观点关于西方、东方的俄国以及世界上所有民族和国家都有意义，世界上所有的民族和国家都注定要走上使个体生产者农民同土地分离并发展资本主义制度的道路。尼・康・米海洛夫斯基由于是一名民粹主义者，主张维护小经济，遏制资本主义发展，以“农村公社”为基础建立社会主义，所以他对农民同生产资料分离从而使资本主义制度起源和发展的观点持否定意见，他以为马克思的这个观点对俄国起影响，所以对马克思及其观点持否定的态度。1881年2月，俄国女革命家维・伊・查苏利奇（后来成为“劳动解放社”的主要成员之一）给马克思写信，请求马克思就俄国“农村公社”的命运谈谈看法，或者就世界各国都必须经历资本主义生产各个阶段的必然性谈谈看法。
马克思在回答俄国革命者的误解或者提问的过程中，反复地强调了一个重要的观点：论证西方问题的理论不能用以说明俄国问题。
早在1877年10月，马克思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指出，《资本论》中对于原始积累的那一章只不过想描述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从封建主义经济制度内部产生出来的过程，这个过程的基础是对农民的剥夺，它只在英国才彻底地完成了，然而西欧的其他一切国家正在经历同样的运动和过程。如果尼・康・米海洛夫斯基一定要把我对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观点变成适应于东西方一切民族和国家的历史理论，断言一切民族和国家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那他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1〕这里马克思初次表达了对于论证西方问题的理论不能用以说明俄国问题的观点。
在《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初稿）》中，马克思再次强调了这一观点。如他在论述了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以及英国完成了这一过程、西欧其他一切国家正在经历这一过程后指出：“可见，我明确地把这一运动的‘历史必然性’限于西欧各国。”“归根到底这里所说的把一种私有制形式变为另一种私有制形式。但是，既然俄国农民手中的土地从来没有成为他们的私有财产，那么这一论述又如何运用呢？”〔2〕意思非常明确：适用于英国以及西欧的对于资本原始积累的观点不能运用于俄国。
在《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二稿）》中，马克思进一步地、多角度地阐述了上述观点。这里，马克思复述了《资本论》中对于资本原始积累的理论，以及英国完成了这一过程、西欧其他一切国家正在经历这一过程的理论，随后指出，为了使人们不对他的观点产生疑问或歧义，必须援引《资本论》中相关的话语，即：“私有制作为集体所有制的对立物，只存在于……劳动的外部条件属于私人的地方。但是私有制的形式依这些私人是劳动者还是非劳动者而改变。”〔3〕这句话的意思是，私人占有生产资料的生产形式是私有制，但是私有制可以区分为占有者是劳动者的私有制和占有者是非劳动者的私有制，即个体的、小生产的私有制和资本主义私有制。西方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正是资本主义私有制代替个体的、小生产私有制的过程。他接着指出：“由此可见，我所略论的过程，是微不足道的少数人的资本主义所有制代替劳动者私有的、分散的所有制形式的过程，是一种所有制代替另外一种所有制的过程。这怎么能运用到土地不是而且从来不是农民的‘私有财产’的俄国呢？”〔4〕显然，马克思强调了略论西方资本主义起源的理论不能用以说明俄国问题的观点。因为在他看来，西方发生的是资本主义私有制代替个体的、小生产私有制的过程，俄国由于农民没有“私有财产”，农村没有个体的、小生产的私有制，所以论证西方资本主义起源的理论不能用以说明俄国问题。接下来马克思写道，假如有人根据西方的经验来推演俄国的社会发展道路，得出俄国将确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结论，那么俄国一定会从消灭公社所有制、从剥夺农民即广大人民群众开始。俄国的自由派资产阶级正是这样想像的。可是即便如此，俄国的情况仍然不同于西方。他说：“西方对农民的剥夺，使‘劳动者私有的、分散的所有制变为’资本家私有的、集中的所有制。但这终究仍然是一种私有制形式代替另一种私有制形式。俄国则相反，它是资本主义所有制代替共产主义所有制。”〔5〕还说：“如果资本主义生产定将在俄国获得胜利，那末，绝大多数农民即俄国人民定将变成雇佣工人，因而也会遭到剥夺，剥夺的办法是他们的共产主义所有制先被消灭。但是，不管怎样，西方的先例在这里完全不能说明问题。”〔6〕他的意思是，西方被资本主义私有制所代替的是个体的、小生产私有制，俄国如果确立了资本主义制度，被资本主义私有制所代替的则是共产主义所有制即农村公社所有制。就此而言，俄国的情况也不同于西方，论证西方的理论不能够用以说明俄国问题。 在《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三稿）》中，这个观点再次得到论证和深化。这里，马克思同前面信稿一样，论述了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以及英国完成了这一过程、西欧其他一切国家正在经历这一过程，强调这一运动的“历史必然性”明确地限于西欧各国。同时他指出：“在这种西方的运动中，问题是把一种私有制形式变为另一种私有制形式。相反地，在俄国农民中，则是要把他们的公有制变为私有制。人们承认还是否认这种转变的必然性，提出赞成或反对这种转变的理由，都和我对资本主义制度起源的略论毫无关系。”〔7〕这里的意思是，俄国的自由派资产阶级主张消灭农村公社所有制，提出了必须消灭它的各种理由；民粹主义者则主张维护农村公社所有制，以农村公社为出发点，使俄国走向高级形态的共产主义制度。这两派的主张都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制度起源的略论及观点没有关系。因为俄国的情况不同于西方，用于论证西方资本主义起源的理论不能够用以说明俄国问题。
《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四稿）》和正式的复信（第五稿），是两个很短的稿件，前者的汉字印刷稿只占1个页码的1/2，后者的汉字印刷稿不足两个页码。在这两个短稿中，马克思仍十分执着地强调了上述观点。如他在四稿中写道：“在《资本论》中所作的略论，既没有提供任何肯定俄国农村公社有生命力的东西，也没有提供否定农村公社有生命力的东西。”〔8〕这句话还出现在正式的复信（五稿）中。它的意思是，对于资本原始积累的理论是论证西方资本主义起源的理论，同俄国的农村公社是否有生命力以及俄国能否以农村公社为出发点走向共产主义制度没有关系，不能用以说明俄国问题。
二、俄国生产同世界市场“联系在一起”有利于农村公社吸取西方生产方式的积极成果 不用论证西方问题的理论来说明俄国问题，则必须立足于俄国的实际，探求俄国社会发展的途径。马克思看到，俄国实际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它的生产同世界市场联系在一起，从而有利于农村公社吸取西方生产方式的积极成果，巩固和发展自己，避免走向解体。
19世纪70―80年代，西方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世界市场得到充分的发展。由于电能的发明和运用，各国相继建立了电站，城市广泛使用了电灯和电话机，电动机也运用于生产过程中。随着内燃机的发明和使用，新的交通工具――汽车出现了。在冶金工业中，发明了新式平炉、转炉及脱磷炼钢法，大大提高了炼钢的效率。出现了新兴工业部门――化学工业，人类已经能够从煤炭中提炼氨、苯、人造染料等化学产品。与资本主义工业生产迅速发展的同时，资本主义经济结构中出现了新现象，即资本的集中和垄断。先是工业和交通运输业部门形成集中和垄断，随即银行业也出现了集中和垄断。各国垄断组织建立以后，资本家鉴于国内市场相对狭小，不能满足追求高额利润的欲求，一方面加强了对本国劳动人民的剥削，另一方面将“剩余”的资本输往经济落后国家，特别是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以保证获得高额的利润。这样一来，世界市场得以形成和发展。
俄国是处于世界市场之中的，或者说俄国的生产是同世界市场“联系在一起”的。1861年农奴制的废除，促使资本主义得以快速发展。到80年代，俄国基本上完成了产业革命。1860―1890年，俄国的棉纺织业的生产价值增长了4倍，生铁产量增加近10倍，钢产量增加3倍，煤产量增加19倍，俄语论文，石油开采量由不足100万普特增加至2亿4300万普特，铁路线长度由1500公里增加至5万3000多公里〔9〕。铁路网将工业区域和农业区域、内地和边疆连接起来，扩大了国内市场，促进了工业生产的进一步发展，并且推动其走向集中和垄断。
上述事实证明，俄国的生产是同世界市场“联系在一起”的。换言之，俄国发展的样式同西方发展的样式是基本一致的，它是从世界市场上、从西方获取走向文明的智慧和力量的。对此马克思有深刻的认识。
《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二稿）》中，马克思提出：“如果俄国是脱离世界而孤立存在的，如果它要靠自己的力量取得西欧通过长期的一系列进化（从原始公社到它的目前状态）才取得的那些经济成就，那末，公社注定会随着俄国社会的发展而灭亡这一点，至少在我看来，是毫无疑问的。”〔10〕意思是说，从原始社会的生产与生活状况到现代西方的生产与生活状况之间，有很大一段距离，表现为刀耕火种与机器大生产、电力工程之间的差别，西方用一千多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走完这一段距离，当下的俄国如果不将西方先进的东西引进来，不走捷径，仅凭自己内部的力量发展，将需要很长的时间和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农村公社一定会灭亡。如果是这样的话，俄国民粹主义者提出的以农村公社为基础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愿望则不可以实现。他接着指出：“可是，俄国公社的情况同西方原始公社的情况完全不同。俄国是在全国广大范围内把土地公社占有制保存下来的欧洲唯一的国家，同时，恰好又生存在现代的历史环境中，处在文化较高的时代，和资本主义生产所统治的世界市场联系在一起。俄国吸取这种生产方式的肯定成果，就有可能发展并改造它的农村公社的古代形式，而不必加以破坏。”〔11〕这里，马克思指明了俄国农村公社同西方历史上的公社不同的特点，即它处在西方文化和文明较高的时代，同世界市场联系在一起，这样它就可以吸取西方文明的成果，吸取西方生产方式的积极成果，改造农村公社自身的弊端，巩固农村公社，使它成为俄国走向新制度的基础和起点。马克思考虑到，俄国主张消灭农村公社的资产阶级一定会否定农村公社吸取西方生产方式的积极成果并使这些成果与农村公社的优势相结合的可能性。他说，如果他们要否定这种可能性的话，那么请他们回答：为什么俄国没有经历一个长时间的发明机器以及工业革命的过程却可以进行机器大生产？为什么西方经过几个世纪才建立和完善起来的一整套金融交换机构如银行、信用企业等，俄国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可以建立并运用起来呢？马克思的意见是：这体现于俄国吸取了西方生产方式的积极成果。
上述马克思的观点，在《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初稿）》中已有提及，但初稿里表述的不够明确。如初稿中写道：“正因为它（俄国农村公社――引者）和资本主义生产是同时代的东西，所以它能够不通过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可怕的波折而吸收它的一切肯定的成就。俄国不是脱离现代世界孤立生存的。”〔12〕“另一方面，和控制着世界市场的西方生产同时存在，使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把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的成就用到公社中来。”〔13〕这里强调的是俄国农村公社同“西方生产同时存在”，可以避免资本主义发展的波折和痛苦。二稿中的说法是：农村公社恰好生存在现代的历史环境中，处在文化较高的时代，和资本主义生产所统治的世界市场联系在一起。俄国吸取西方生产方式的肯定成果，就有可能发展并改造它的农村公社的古代形式，而不必加以破坏。后者指明俄国农村公社“生存在现代的历史环境中”，“处在文化较高的时代”，同“世界市场联系在一起”，所以能够吸取西方生产方式的肯定成果，改造自己，不必破坏农村公社，话语更加明确，含义更加深刻。 上述马克思的观点说明，他通过考察俄国国际环境的实际，认为农村公社有可能获得生命力，俄国有可能在这个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制度。
三、对于俄国农村公社的主要特征、内在的“二重性”以及演进的趋向 考察俄国的实际，探析俄国社会发展的途径，更重要的是考察和把握俄国农村公社的主要特征、内在的二重性以及演进的趋向。在《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三稿）》中，马克思完成了这一任务。
所谓俄国农村公社的主要特征，它是与古代的原始公社相比较而言的。古代原始公社的特征之一，是社员具有血缘亲属关系。在旧石器时代的早期和中期，人类社会处于血缘家族的阶段。这时一个家族就是一个集团、一个公社、一个生产单位。在家族内实行同辈人的群婚，包括亲兄弟姐妹在内，而禁止不同辈人之间的通婚。到了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社会过渡到母系氏族公社阶段。这时氏族公社的成员之间已经不能通婚，他们必须和另一个氏族的成员通婚，这就是族外群婚制，即一个家族内的所有的女人与另一个家族内的所有的男人通婚。在这种婚姻制度下，人们只知其母，不知其父，氏族的世系只能按母系来计算。上述人类社会发展的两个阶段，社会组织的主要特征是它的内部人与人之间具有亲属关系。这个特征反映了人类的肇始、蒙昧和落后。马克思将俄国的农村公社称为“农业公社”，认为它具有不同于上述古代公社的特征。他写道：“所有其他公社都是建立在自己社员的血缘亲属关系上的。在这些公社中，只容许有血缘亲属或收养来的亲属。他们的结构是系谱树的结构。‘农业公社’是最早的没有血缘关系的自由人的社会组织。”〔14〕
古代原始公社的另一个特征是，住房或住所是公有的。在人与人之间具有血缘关系的公社里，人口很少，生活资料采取基本平均的分配办法。社员为避寒暑风雨，防虫蛇猛兽，住在山洞里或树上，这就是所谓的“穴居”和“巢居”。经过不断进化，社员开始营建简陋的房屋。如用木桩或竹桩构成高出地面的底架，其上用竹木、茅草等建成可避风雨的住所。在公社里，无论是“穴居”和“巢居”的住所或者社员建造的住所，均为公有，任何个人不能将其占为个人所有。 马克思认为，俄国的“农业公社” 具有与此不同的特征。他写道：“在农业公社中，房屋及其附属物――园地，是农民私有的。相反，公共房屋和集体住所是远在蓄牧生活和农业生活形成以前时期的较原始的公社的经济基础。”〔15〕
古代原始公社的第三个特征是，共同劳动和共同占有劳动成果。当时，生产力水平低下，生产资料十分简单且数量少，可以而且必须由社员共同使用它。就捕猎生产而言，生产资料仅棍棒、石块。由于在捕猎的过程中有遇到猛兽的危险，需要许多人一起参与这个劳动过程。这样，许多社员一起行动，共同使用作为生产资料的棍棒和石块，进行捕猎生产。一天的劳动过后，捕获的成果带回到公社住地，由于数量不多，必须本着满足全体公社成员维持生命需要的准则进行分配，或者说必须让所有的社员都能够分配到一份食物，能够存活下去。在这样的状况下，劳动成果必然是公社社员共同占有的。马克思认为，俄国的“农业公社”则与此不同。他写道：“耕地是不准让渡的公共财产，定期在农业公社社员之间进行重分，因此，每一社员用自己的力量来耕种分给他的地，并把产品留为己有。而在较原始的公社中，生产是共同进行的；共同的产品，除储存起来以备再生产的部分外，都根据消费的需要陆续分配。”〔16〕
综上所述，马克思认识到，社员之间并非血缘关系，房屋以及附属的园地由农民私有，社员以家庭为单位进行劳动并且劳动成果为农民私人占有，是俄国公社不同于古代原始公社的主要特征。他通过探讨和略论俄国公社的主要特征，看到了它内在的“二重性”，即促进它巩固和发展的属性和导致它灭亡的属性。
所谓促进它巩固和发展的属性，指俄国公社内部有自身延续生命的力量。如公社内成员之间的非血缘关系，使公社摆脱了蒙昧的、落后的社会关系的作用，真正建立在土地公有制以及由此产生的各种社会关系的基础上。房屋以及附属园地的私人占有，以家庭为单位的劳动和劳动成果归劳动者所有，有利于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促进生产的发展，创造更多的劳动成果，促进劳动者个人的发展。这就是马克思所写道的：“显然，农业公社制度所固有的这种二重性能够成为它的巨大生命力的源泉。它摆脱了牢固然而狭窄的血缘亲属关系的束缚，并以土地公社所有制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各种社会关系为自己的坚实基础；同时，各个家庭单独占有房屋和园地、小土地经济和私人占有产品，促进了个人的发展，而这种发展同较原始的公社机体是不相容的。”〔17〕他说，古代原始公社不具有巩固和发展自己的机体和影响，俄国的公社则有这样的机体和影响。
所谓导致公社灭亡的属性，指公社内部有造成它灭亡的因素。如房屋和附属园地的私人占有，会改变人的思想认识、价值观和习惯，导致土地公有制的瓦解。正如马克思所写道的：“但是，同样明显，就是这种二重性也可能逐渐成为公社解体的萌芽。除了外来的各种破坏性作用，公社内部就有使自己毁灭的因素。土地私有制已经通过房屋及农作园地的私有渗入公社内部，这就可能变为从那里准备对公有土地进攻的堡垒。这是已经发生的事情。”〔18〕同时他认识到，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劳动和经营，会导致动产的积累，如农民牲畜的增多，机器的增多和货币的增多等等。随着动产的不断积累，会产生商品交换的需求。在商品交换过程中，会出现投机取巧和欺诈的行为。这样公社内部原有的经济平等和社会平等就遭到了破坏。他写道：“最重要的还是私人占有的泉源――小土地劳动。它是牲畜、货币、有时甚至奴隶或农奴等动产积累的基础。这种不受公社控制的动产，个体交换的对象（在交换中，投机取巧起极大的影响）将日益强烈地对整个农村经济施加压力。这就是破坏原始的经济平等和社会平等的因素。”〔19〕在他看来，公社原有的经济平等和社会平等被破坏以后，会产生各种利益和矛盾，会破坏土地的公有制，最终导致公社灭亡。
马克思在探讨和略论了俄国农村公社的二重性之后，作了一个总结：“农业公社固有的二重性使得它只可能是下面两种情况之一：或者是私有成分在公社中战胜集体成分，或者是后者战胜前者。一切都取决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20〕 那么，马克思对俄国农村公社的演进趋向究竟作何评估？它能够巩固和发展下去并成为俄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或者它趋向于灭亡，俄国将走向资本主义制度，在资本主义得到充分发展后走向社会主义制度？当时的俄国革命者急于想得到的一个准确的结论，当代的探讨者也急于想得到一个准确的结论。笔者在探讨和解读《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初稿）》的论文中提出：马克思持两种设想，一种设想由他探讨理论和探讨历史而产生，内容是俄国以农村公社为基础走向社会主义制度，即走一条不同于西方社会发展的道路。另一种设想由他探讨俄国现实而产生，内容是农村公社面临灭亡，它不能够成为俄国走向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俄国不可能走不同于西方的社会发展道路〔21〕。在二稿、三稿、四稿和最终的复信中，马克思仍然持这样的两种设想。
在三稿的结尾，马克思写道：“在整个欧洲，只有它是一个巨大的帝国内农村生活中占统治地位的组织形式。土地公有制赋予它以集体占有的自然基础，而它的历史环境（资本主义生产和它同时存在）又给予它以实现大规模组织起来的合作劳动的现成物质条件。因此，它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吸取资本主义制度所取得的一切肯定成果。它可以借使用机器而逐步以联合耕种代替小土地耕种，而俄国土地的天然地势又非常适合于使用机器。如果它在现在的形式下事先被引导到正常状态，那它就能直接变成现代社会所趋向的那种经济体系的出发点，不必自杀就能获得新的生命。”〔22〕看起来，这段话的意思是肯定俄国农村公社有生命力，它能够成为俄国走向社会主义制度的出发点。但是在这段话之前马克思写道：“现在，我们暂且不谈俄国公社所遭遇的灾难，只来考察一下它的可能的发展。”〔23〕可见，如果不谈农村公社“所遭遇的灾难”才可以肯定它有生命力，能够成为俄国走向社会主义制度的出发点，如果联系它所遭遇的灾难来看，则不能够得出这样的结论。这进一步证明，马克思着眼于俄国的现实生活，未肯定俄国农村公社具有发展的生命力。在四稿和最终复信中，马克思强调了上述观点。他反复写道：“我根据自己找到的原始材料对此进行的专门探讨使我深信：这种农村公社是俄国社会新生的自然支点；可是要使它能发挥这种影响，首先必须排除从各方面向它袭来的破坏性作用，然后保证它具备自然发展的条件。”〔24〕可以看出，在马克思看来，农村公社所遭遇的灾难，它遭受的破坏性作用，即沙皇政府和新生资产阶级对农村公社的压迫和摧残，是它继续存在并产生社会新生支点影响的障碍。如果不能排除这个障碍，农村公社将走向灭亡，俄国的新式社会发展途径将无从谈起！
四、对马克思思想的评论
马克思在《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二、三、四稿和复信）》中表达的思想，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和现实价值。
从历史地位看，它形成了马克思、恩格斯对于从各个国家的具体情况出发应用和发展革命理论的深刻的、鲜明的思想体系。不搞教条主义，把革命理论同各个国家的具体情况相结合，根据新的实际发展理论，是马克思、恩格斯一贯坚持的准则。在《共产党宣言》的第三章《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文献》中，他们提出，不能将法国的社会主义文献搬到德国来。因为法国同德国相比较，社会形态高一个层次，是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制度。德国由于没有完成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处于封建的经济政治制度下。法国社会主义文献的任务是反对资本主义制度。德国面临的任务则不是反对资本主义制度，而是建立资本主义制度。法国所反对的正是德国应当争取的。所以，把法国的社会主义文献搬到德国来，反对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实际上帮助了德国的封建主义，有利于封建主义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是一种历史的反动。这是他们最先明确地提出不能照搬文献和理论，必须从各个国家的实际出发应用和发展革命理论。在《共产党宣言》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他们还指出，对《宣言》中原理的实际应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下的历史条件为转移，第二章末尾提出的那些革命方法到现在没有实际的意义。如果是在今天，这此方面的内容应该有不同的写法了。意思也是根据已经变化了的形势和任务发展革命理论。在实践过程中，他们不断地总结革命斗争的经验，实现了理论的发展。如1848年欧洲革命以后，他们通过考察法国国家机器的演变过程以及法国无产阶级斗争的经验，提出了以暴力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的理论。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以后，他们提出了无产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而必须以巴黎公社式的政权代替它的理论，同时提出了必须建立与有产阶级的政党相对立的无产阶级政党以领导革命的理论。在《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二、三、四稿和复信）》中，马克思鉴于俄国革命者对其对于资本主义起源的理论及其影响的理解不正确，在此前有关文献已经对此作了阐述的基础上，反复地、不同角度地阐述了它――论证西方问题的理论不能用以说明俄国问题，必须从各个国家的具体情况出发应用和发展革命理论。从《共产党宣言》到《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二、三、四稿和复信）》，马克思、恩格斯就这个问题――即从各个国家的具体情况出发应用和发展革命理论已经形成了深刻的、鲜明的思想体系。这个思想体系包括下述内容：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条件的变化，要审视和发展理论；要总结革命斗争的经验，实现理论的发展；由于东西方条件的异同，论证西方问题的理论不能用以说明东方问题，必须从各个国家的实际出发推进革命理论的发展。
从现实价值看，它树立了从各国实际出发探析社会发展途径的光辉典范。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和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新鲜经验证明，必须从各个国家的实际出发探析社会发展的途径。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形成的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同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社会主义理论相比较，有一些理论发展和创新。但是创新度尚不够。在所有制问题上、分配问题上和经济管理机制上，没有从俄国的或者说东方的实际出发形成新理论和进行新实践，或多或少地、自觉或不自觉地滑向了教条主义。三十年代以后，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苏联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这时它的经济政治文化体制应该有所改变，即应该有理论发展和创新，应该有新的实践，应该从当前的实际出发探析社会发展的新途径。可是当时苏联的领导人犯有教条主义错误。二战以后建立的新中国以及亚洲和东欧的一些人民民主国家，在50-60年代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普遍地照搬了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使自己的发展过程出现了这样或那样的曲折。痛定思痛，各国领导人深刻地认识到，要使本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成功，使本国的各项建设事业顺利地前行，必须从本国的实际出发探析社会发展的途径。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和态度，即他们不把自己的理论视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东西的态度，他们对于论证西方的理论不能用来说明俄国问题的观点，对于从本国的实际出发探析社会发展途径的观点，为当前的人们树立了怎样应用理论、怎样进行社会主义实践的光辉典范。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和新的党中央领导人习近平，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待实践，敢于进行理论创新，形成了一系列新的理论观点，如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等。这一系列思想观点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三十多年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和丰富，成为人们推进改革开放实践的伟大旗帜。在这面旗帜的指引下，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它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正日益强盛。事实说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各个时期的党中央领导人学习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典范，不以现成的理论或教条束缚手脚，面对新的实际，大胆地进行理论创新，不断地开拓了新局面和赢得了新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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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俞良早.马克思对俄国走新式社会发展道路可能性的评估――研读〈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初稿）〉〔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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