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改革模式：维特与斯托雷平 但是政治体制改革在斯托雷平时代的停滞也是事实。即便关于所谓“保皇派杜马”，沙皇还是很不放心，总认为天下的乱子都是这些人吵吵嚷嚷弄出来的，所以一有风吹草动，就拿杜马开刀。1917年2月首都刚出现自发性街头事件，以后无论左、右派的史学家都公认该事件与杜马毫无关系，俄语论文题目，但当时沙皇第一个反应就是解散杜马。然而即便斯托雷平再世，历史也已不能重演。沙皇的蛮干很快导致天下大乱，几天后一个大帝国便土崩瓦解了。 斯托雷平改革及其后果 斯托雷平认为，在市场经济下必须改革沙皇制度在农村的社会基础，以便在农村形成一个强大的富农阶层。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俄国出现了被称为“第二次解放”的斯托雷平经济改革。 1905年以前沙皇政府一直在扮演着村社和民众的“保护人”的角色，当时的国策宣布：“村社是俄国人民的特点，村社是自古以来就存在的，它是凝结俄国人民生活的水泥。”亚历山大二世曾提出过一个著名口号，“俄国的一切不是为了强者，而是为了弱者”而存在的。沙皇当局认为，专制政权“惟一可以依靠的是农民，农民是国家保守力量的支柱”。1905年以后，沙皇丢掉“抑强扶弱”的口号，放下了为“民”做主的旗帜，改而实行“保住地主，扶植富农，牺牲贫弱，分化农村”的改革，以明显反道德的“原始积累”方式“勇敢地走上了”俄国的资本主义道路。政治上专制主义的反动与经济上自由主义的进步奇异地混合在一起，果真有了“经济史上的黄金时代（1907―1914年）”，农业生产的繁荣成为俄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现象，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俄国的经济发展以1913年成为一个制高点，在农业方面以至于到整个斯大林时代都未能超过。1913年俄国生产的小麦占世界产量的四分之一（一万一千万吨∶二千七百万吨），黑麦产量的二分之一（五千万吨∶二千五百万吨），大麦的三分之一（三千五百万吨∶一千三百万吨），斯托雷平创下的这一农业记录保持了半个世纪之久，当时俄罗斯的粮食产量超过阿根廷、加拿大和美国的总和。斯托雷平的发展方向是符合市场经济与现代化的发展方向的，列宁评价说：“斯托雷平和地主勇敢地走上了革命道路，最无情地摧毁了旧制度”，他的改革“贯穿着纯粹资产阶级精神”，“用暴力摧毁陈腐不堪的中世纪土地占有形式”，“从科学的经济学来讲这项法学无疑是进步的”〔12〕。 但是这场以权贵利益为出发点的改革方式是极不公平的，正如维特所抨击的，这场改革“注入了浓厚的警察色彩”，实际上成为有权势的私有者对“无权的或半无权的私有者――农民”进行的掠夺，维特预言，这样的搞法“将可能招致严重的革命动乱”〔13〕。维特于1915年去世，此后不到两年他的预言便成为现实。斯托雷平在尝到经济起飞的甜头的同时也为自己种下了苦果，一战前俄国的“黄金时代”无人能够否认，但它是以社会的紧张加剧作为代价的。经济相对繁荣了，但社会不公正感却日益突出，斯托雷平改革中的“扶强抑弱”政策导致农村中“反改革”的平均主义情绪强烈起来。农村的反对浪潮直接是冲着斯托雷平改革而来的，斯托雷平不公正的改革激起的群众“今不如昔”心理与集体行为，使得1905年摆脱“中世纪束缚”的斗争转变成为一场站在“向后看”角度的反对资本主义的“村社复兴运动”。 由于斯托雷平政治上专制主义的反动和经济上自由主义的进步奇异地结合在一起，而政治上反专制的革命却成了经济上前近代宗法因素的复归，斯托雷平式的站在权贵的立场上的改革，使革命运动带有维护封建因素的特征，从而使俄国以否定资本主义、回到现代化以前的方向完成了革命；仅就农民运动本身来说，既不具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也不具有社会主义性质。列宁原来设想拿到政权以后走上“美国式的道路”，便会自然解决否定之否定的“隔代相似”问题，然而1917年革命戏剧性的结果却是，俄国并未走上“美国式的道路”，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农民又回到了传统村社之中，就这一点而言，革命等于开了斯托雷平改革与经济现代化的倒车，这里面既有理论上的局限，又有现实斗争中民粹主义化的作用。 由于两次改革中的“割地”，农民对土地的要求十分强烈：提出分配皇室土地、国有土地、大庄园土地和“不在地主的土地”（有很多贵族自己不住在乡下，而是由管家经营）。农民要求恢复公社对“斯托雷平农民”（独立农民的另一种称呼）的权威，重新确立农村公社。这种战斗精神是农村本身的内部平等意识决定的，当时所展开的“自发夺地斗争”并没有革命政党的组织，所有对“贵族庄园的侵犯和分割都是经过农村公社来组织和协调的”〔14〕。一战后期农民在村社的组织下不经官方许可自己行使革命权力，百分之八十六点六的乡农民执行委员会自行分配土地，百分之三点六置身于阶级斗争之外，只有不到百分之十的基层机构听命于政府，1917年夏天确立的农民机构是由贫民和中农组成，他们完成了总数为一万六千二百九十八起革命行动中的一万零二百一十起〔15〕。农民从“回到村社”的宗法角度接受了反资本主义的思想，客观上加强了左翼激进主义阵营的力量。所谓的“十月革命分给农民土地”的提法是不正确的，实际上十月革命前农民以传统村社为组织基本上完成了“自发夺地”的过程〔16〕，十月夺权当天苏维埃二大上通过的“土地法令”是借用的民粹派后继组织社会革命党的，与其说布尔什维克把土地分给农民，不如说他们对农民已经完成的土地均分不持异议，而临时政府虽然也同意农民的主张，只是认为应该在立宪会议召开以后，由国家行政部门有秩序的解决土地问题。这就是“反对肮脏的进步”和“干净的反动”的1917年革命的农村背景。 “反改革的革命”之酝酿 用《俄国共产主义宣言》的起草者和俄国第一份马克思主义报纸《火星报》的创立者〔17〕之一、而后来变成俄国最大自由主义理论家的司徒卢威的话说，斯托雷平改革导致了反对派运动的民粹主义化，表面上看起来是马克思主义战胜了民粹主义，实际上是“战无不胜、所向披靡的民粹主义改造并同化了马克思主义”，后来“它以革命社会主义的形式，始终发挥着重要影响”〔18〕。别尔嘉耶夫也认为，俄国激进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实际上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外衣下，坚持着民粹主义思想”，“马克思主义经过民粹主义的改造”，使得“社会主义的结局能够得以早于西方实现”〔19〕。 斯托雷平不但瓦解了村社，他采取的另外一个方法也给革命埋下伏笔――移民政策。由于瓦解村社的独立农庄以及现代化农场的建立，失地农民增多，斯托雷平便从中部地区向西伯利亚组织大量移民。从经济上讲，这的确是一个不错的办法：既可以消除中部地区过剩的人口，又可以发展西伯利亚等地的经济。但是瓦解村社遭到农民反对，农民已经习惯用村社的“平均”来抵偿自己的贫困，而官方组织的移民又遭到了当地的抵制，由于专制官僚化的移民组织不好又出现了“回流”移民，一贫如洗和极度不满的农民回到原地已无立足之地，又转而涌入城市，这些人成为1917年革命中的中坚力量。 斯托雷平改革导致了俄国知识分子的边缘化，自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来一直盛行于知识分子中的那种激进倾向明显退潮。知识分子中的一部分人成为秩序派，一部分人回归传统，走向了“寻神派”〔20〕的象牙塔，还有部分人坚持旧有的理念，但却丧失了对现实的敏感性，成为“书斋里的革命家”。而在他们不那么敏感的社会深处，却在积累着不满情绪，一个明显的指标就是俄国司法部门统计的政治罪的职业分布中知识分子的比例日益缩小，而工农比例迅速上升，从1905年到十月革命前知识分子和工农“反国家罪”的数量恰好来了个颠倒：从大部分是知识分子变成大部分是工农。这样，俄国的反对派运动便逐渐由知识分子运动变成了工农运动，在工农心目中，知识分子的形象也由公道与正义的化身变成了与“老爷”类似的人，他们的道德感召力急剧下降，控制力与作用公众的能力也大为衰退，以至于运动一起便无人能加以约束，精英思潮的保守化与社会革命因素的增加与躁动形成强烈反差，“乱世心态”在滋长，形成了某种一哄而起、趁乱发泄的心理土壤。 改革家斯托雷平因其主导的“大改革”得罪了几方面的势力，维护公社的守旧贵族对他衔恨不已，传统的公社精神与教会集体主义精神被执政者放弃，导致特权进入市场，国家机器严重腐败，日益处于涣散状态，沙俄末期出现的近乎闹剧式的拉斯普京事件〔21〕，说明了统治集团内部的荒唐与离心倾向，它对社会的控制能力和自律能力都大大削弱，很多人都对局势忧心忡忡；自由派贵族又不原谅斯托雷平破坏了宪政，视他为“践踏法制的元凶”；知识分子在市场化中的边缘化反而促使了“草根激进主义”的膨胀；可以说各派人士都有人想暗杀斯托雷平，在几次未遂的行动之后，1911年斯托雷平终于被革命民粹派人士刺杀，死于非命。斯托雷平改革战略的“加速经济发展”本身并没有错，经济发展导致所有人相对受益原本是可以抵消掉“革命因素”的，但是由于这个“制造资本主义沙皇的统治基础”的转弯使原来过于紧绷的制度不但没有松弛，反而更加脆弱，已经经不得任何压力了，这时的世界大战彻底把它推向了革命的前沿。 苏联剧变以后，俄罗斯对斯托雷平的评价与苏联时期相比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他不仅被塑造为杰出的政治和国务活动家，而且被称为是“个体农民的保护人”〔22〕。很多人认为，如果历史能够提供足够的时间，斯托雷平的道路是能够走通的，“只是世界大战把一切都淹没在血泊之中，从本质上改变了历史的进程”〔23〕，“如果没有一战，就不会有二月革命，也不会有十月革命”，很多史学家都同意是旷日持久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所带来的无法忍受的重负导致了沙皇政府的垮台〔24〕。 “用战争来驱散革命的毒气” 为了填补放弃“俄罗斯传统公社精神”出现的意识形态空白，斯托雷平的外交政策是以强化俄罗斯民族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来转移国内的注意力，他指出：“你们（反对党）需要大动乱，我们需要大俄罗斯”，还提出“用战争来驱散俄国革命的毒气”的著名口号，并一手扶植建立鼓吹大国沙文主义的“民族主义党”。众所周知，俄国所有的战争都与国内的紧张局势有关，而战争的胜利与否又直接关系到国内政治力量较量的对比。1812年战争胜利，沙俄坐上神圣同盟的第一把交椅，1856年克里木战争的失败导致农奴制改革，1905年日俄战争失败成为第一次俄国革命的起因，1917年俄国革命也是得益于第一次世界大战，而沙俄之所以参加与发动这场现在看来几乎自杀性的战争，的确与斯托雷平的民族主义、沙文主义亢奋有关，这是1917年革命的另一线索。 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俄国几乎百分之二十的青壮男人都在军队里，1917年俄国总人口是一亿五千三百六十万，在海陆军中服役的一千一百万，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七点二，其中百分之六十至百分之六十六是农民，百分之十六至百分之二十是无产者，百分之三点五至百分之六是工厂工人，1915至1916年俄国有六百多家工厂因征兵上前线而停工，百分之十至百分之二十是城市市民。军人在国家的地位由于战争而凸现出来。到1917年初俄国约有六百万人在战争中丧生、受伤、致残以及被俘，在1917年2月至10月这段时间又增加了一百万，到1917年原来作为职业军人的军官精英阶层已大批阵亡。但是沙皇以及后来的临时政府不肯缔结和约，停战成为首要问题。战争及其后勤供应所造成的疲惫不堪的人民空前的困苦，为爆发社会革命提供了土壤。 早在战争打响时，内务大臣杜尔诺沃就向尼古拉二世上了一道折子，里面提到：不要卷入同德国的战争，“如果能在战争中取胜，一切都会好转”，“民众对社会主义的信奉是无意识的，普通民众不会去寻找政治权力，农民希望获得土地，工人希望得到工厂主的所有资本和利润，他们的渴望不过如此。但是在失败的情况下，社会革命在我们这里以十分极端的方式表现出来则是不可避免的，所有的失败将归咎于政府，其后果是在俄国开始出现革命的直接宣传演说，在这些演说中提出能够动员和团结各阶层的社会主义口号，先是土地平分，接下来是所有财产和财富的共同平分，吃了败仗的军队多半被农民对土地的渴望所控制，再加上战争中又丧失了更可靠的军官阶层，俄语论文，士气低落、军纪涣散，难以成为维护法学和秩序的支柱。于是，俄国将陷入极其严重的无政府状态，其后果难以预料”〔25〕。事后证明一切正如杜尔诺沃所料，是战争的失败直接导致了沙皇的垮台，克伦斯基下台也是同样的原因。 布尔什维克也看到对政局起决定影响的一个最重要因素就是被战争弄得人心涣散的士兵，在“谁控制了士兵谁就卡住了沙皇的咽喉”、“国家越危机对革命越有利”、“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策略指导下，策反军队停战回乡参加平分土地是瓦解军心的最有力的杀手锏，布尔什维克发出的口号是：“要地主的土地而不要君士坦丁堡！”〔26〕这一招果真十分奏效，从1917年夏天开始，士兵都成为最坚决的革命分子，他们的最实际的考虑就是赶快缔结和约回家分配土地。士兵的情绪促使军队向左转，具体表现在士兵委员会的选举中，选上的人都是赞成停战签约复员回家的人。反战的士兵开始自称为“布尔什维克”，军官的报告也把他们与布尔什维克等同起来，认为国家的“武装力量革命化”了。 在这种恶性循环下前线的全面战败，使俄国军队丢弃了战场跑回国内，军队的崩溃使军纪约束形同虚设，军事法庭法不责众，前所未有的犯罪猖獗起来，战败和无序使流氓心理扩大，不同程度地作用着数百万士兵、水兵、逃兵和从德军占领区逃出来的难民。在这样一个深厚的社会土壤上，无政府主义倾向迅速增长，武装的农民自发地涌进地主庄园，在分掉土地以后烧毁庄园同时对地主实行惩罚。整个俄国的社会规范在瓦解，没有希望、没有食品、没有纪律，无政府主义宣传动摇了政权的权威，使人民大众变得冷酷无情，他们习惯杀人不受惩罚，暴力法则取代了法学的威力。所有这一切为实现“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使本国政府在战争中失败”、“与交战国的士兵举行联欢”、“使本国政府尽快垮台”这一今天在任何国家看来都是“散布无政府主义混乱状态”〔27〕的荒唐口号创造了条件。无序化加剧了社会的狂热机制，大家都把纪律、秩序、保守、温和、法学、遵守规则当作嬉笑怒骂的对象，这些名词都成了骂人的话，人人都在高呼一个口号：“劫不义之财！”在二月革命后的几个月里，“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政党”这些字眼十分流行，立宪民主党在他们的报纸《言语报》上说俄国一夜之间人人都成了“社会主义者”。当然普通人对社会主义流派和各政党之间的差别不甚了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也知之甚少，但他们知道敢于公开“犯上作乱”者就是“社会主义”所想要的。 二月革命：流水席式的临时政府与苏维埃 1917年初，被战争拖得精疲力竭的罗曼诺夫王朝已经走到了它的尽头，由于“斯托雷平反动”断送了俄国在1905至1907年间曾经一度大有希望的、通过君主立宪建立议会民主的机会，而斯托雷平改革推动的市场经济发展又掏空了传统皇权主义的基础，并因对传统农村公社实行掠夺性的“专制私有化”而积累了巨大的民怨，因此当对外战争冒险的失利触发了社会危机后，全俄便急剧地卷入革命漩涡。1917年2月貌似强大的沙皇政权完全“出人意料地”突然崩溃。从天而降的“二月革命”完全是自发的。正如当时任彼得格勒第一届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的苏汉诺夫所说，“没有一个政党直接参加了革命的准备工作，当时谁也没有把这一天当作革命的开始，这一天所发生的运动似乎与前几个月的运动没有区别，这种骚动在人们面前已经出现过几十次了”〔28〕。布尔什维克所有的一线人物都不在首都，他们全是在得知沙皇倒台以后匆忙回国的，列宁4月17日从瑞士回到俄国，托洛茨基5月17日从美国赶回国内，斯大林3月25日从西伯利亚归来，二月革命爆发时他们都不在场。 2017年由中国党建探讨会、中国社科院“苏共兴衰与苏联兴亡”课题组编写的《居安思危――苏共亡党的历史教训》八集教学参考片解说词中说，是“拥有二十万党员”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专制统治”〔29〕，这种说法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1917年受布尔什维克作用最大的阶层不是农民，甚至也不是工人，而是极度厌战、因而赞成极端反战宣传的士兵。但这也是10月前的事。在1917年2月以前，布尔什维克主要是个人数不多的“政治侨民”党，1917年2月走出地下状态时仅有二万四千人，集中在一百五十个组织和小组里，多数成员包括绝大多数中央委员和党的领导机构都在国外。那时国内反对派的主力是在农民中宣传农村公社很有作用、在城市中因搞刺杀活动也受到注意的老牌革命民粹派――社会革命党，1917年后成立的“政治流放与苦役者协会”成员大多是他们，而搞工会很有成就的孟什维克也比布尔什维克更有作用。布尔什维克当时在城市人数就不多，在农村只有四个支部，四百九十四名党员〔30〕。只是在从二月到十月的这个过程中它才发展到二十万人，但社会革命党当时已有百万之众。 当然，即便社会革命党等更有作用的反对派也并非二月革命的发动者。俄罗斯国内外史学界现在在这个问题上几乎没有争议地承认“二月革命是自发的”〔31〕。二月革命最直接的原因是因为政府兵源缺乏而把面包师征发入伍，导致首都面包脱销，出现主妇们抢购而突然发生的事件，接着不满的市民涌上街头，同样心怀不满的士兵拒绝向民众开枪，部分士兵转入抗议者行列，冲进监狱释放了政治犯。沙皇一筹莫展，却因杜马此前不断警告他社会不满而恼羞成怒，莫明其妙地下令解散杜马，结果更导致对抗升级，部分议员抗命组成杜马临时委员会宣布接管政权。结果就在短短几天内，政权便在没有反抗的情况下转到临时政府和苏维埃手中。正如别尔嘉耶夫所说：“在俄罗斯整个世纪都在准备革命，直接的革命却没有准备好，君主专制制度与其说是被推翻的，不如说是自行瓦解和自己崩溃的，与其说布尔什维克准备了革命，不如说他们利用了革命的转变。”〔32〕二月时惟一直接参与其事的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施略普尼科夫后来因为说二月革命是“自发”的而被整肃，但就连后来直接领导十月武装夺权的彼得格勒苏维埃军事委员会主席托洛茨基也曾指出：二月时“布尔什维克在苏维埃中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少数派”〔33〕，一直到1917年9月份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仍在苏维埃中占优势〔34〕。 二月革命后的“临时政府”与苏维埃实际上都是变动不定的“流水席”。“临时政府”并不是一届，而是包括六届政府，在“政治雪崩”中它的政治面貌改变很大，在八个月内五易其主，一届比一届“左”，其主导力量从温和自由派、自由民主派演变为社会民主派与革命民粹派，而且在十月“冬宫之夜”前夕已经在预备议会上通过不信任案，剩下的几个自由派退出，准备再次更换成“清一色社会主义者政府”了，但是这些人无论是左是右，共同的特点是“无所作为”。 后人说这些临时政府都患有“权力恐惧症”。用社会革命党领袖切尔诺夫的话说：“先前的大多数革命都是激烈的争权夺利的竞技场，而我们俄国革命有时却退化为争取放弃权力、争取将权力推到别人肩上的斗争。”〔35〕确切地说，他们都曾反对沙皇专制，此时也不愿“以暴易暴”，而且在清算斯托雷平改革的问题上早已形成共识。但他们都自我定位为全民民主选举产生立宪会议之前的“临时”管家，而且也承认苏维埃与自己分享这种“临时的”权力。当时在德国人已经深入国境的情况下他们想“保卫祖国”，不愿在没有协议的情况下无条件放弃作战，但面对前线的无政府状态，他们又不能祭出铁腕去镇压“士兵民主”、恢复军事纪律，结果只能继续打败仗。而前线失利又进一步加剧不满，加剧后方的政治危机。临时政府的君子们遇到社会不信任就下台，让位给更加激进的人。 而比政府更左的苏维埃原来由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主导，自我定位为民主大选前“临时政府”的监督者和下层利益的代言人，并没有想去夺权。但是由于自由派在遭抗议后下台，导致权力真空，本来并不想执政的苏维埃头头为避免无政府状态恶化又不能不去填补政府空缺。结果原先的苏维埃领袖（包括克伦斯基等）变成后几届临时政府中坚，而他们腾出的位置被主张暴力的布尔什维克填补。这时前线不断的失败已使军心瓦解，加上这时后方农村已经开始自发地清算斯托雷平改革，以传统农村公社的方式分配“份地”，那时的惯例是不到场者没有份。俄国士兵绝大多数是“穿军装的农民”，前线令人绝望，后方分地时他们又不在场，怎不令他们归心似箭？于是布尔什维克的极端反战大受士兵欢迎。亲布尔什维克的士兵涌进首都，人数已比原来的城市工人多得多，苏维埃也在没有任期制的流水席式的不断改选中变得工人代表越来越少，士兵（实际上是溃兵）代表越来越多。所谓“工兵代表苏维埃”中只有八百个工人代表，却有两千多名士兵代表。从二月以后彼得格勒卫戍部队就只听从苏维埃的调遣，发展到十月布尔什维克又控制了苏维埃。同时在混乱中首都与地方上的行政联系中断，一大批省份都变成了独立存在的自治辖区，临时政府更加无能为力。最后列宁就依靠这些反战士兵发动夺权，抢在“清一色社会主义者政府”出现前冲进冬宫，几乎未遇反抗就推翻了本来已准备交班的、大多数成员已是社会主义者的最后一届临时政府。 从宪政到“专政”：一月事变与内战爆发 这时布尔什维克仍然表示他们的夺权只是临时的，是因为临时政府迟迟未能举行全民选举。他们宣称俄国前途仍然取决于全民选举的立宪会议，并且为控制立宪会议选举做了大量工作，希望俄国人民能以多数选票来认可他们夺权的既成事实。尽管很少人赞成“冬宫之夜”布尔什维克的做法，但是期待立宪会议的俄国人也因此大体平静地接受了他们的安排。 然而到年底，布尔什维克在他们自己主持的立宪会议选举中却遭到惨败，他们只得到四分之一的选票，而社会革命党获得了绝对多数。列宁立即翻脸，在1918年1月派兵驱散了立宪会议并枪杀抗议的工人群众（当时布党说有二十一人被打死，而反对派则提出了各种大得多的死亡数字）。1917年2月开始的“革命宪政”就此终结，正如高尔基所说：布尔什维克的“来复枪打碎了百年来俄国最优秀分子的梦想！” 至此俄国各地的不满终于爆发。不仅各种民主反对派起来抗争，旧俄右翼势力原来在二月革命后在全俄期盼宪政民主的趋势下一直蛰伏，到了这时在人们的宪政民主前景破灭后也乘机四起，有枪便是草头王，加入了抢夺帝国遗产的游戏。波澜不惊的“十月革命”就这样在三个月后随着立宪会议的被驱散而变成了一场空前血腥的内战。列宁审时度势，预见到未来德国的战败，不惜签订《布列斯特和约》屈辱地割让半壁江山，稳住德国后腾出手来，镇压国内各种反对势力。他依靠托洛茨基重建军队，废除“士兵民主”，实行“沙皇军队的纪律”，并各个击破，逐一粉碎了从极左到极右、从帝俄“爱国者”到反俄民族分离势力的各支反对力量。在此过程中于1918年镇压了首都各大工会抗议驱散立宪会议的示威，1920年剿灭了反抗余粮收集制的农民武装，最后在1921年又平定了波罗的海舰队水兵（几年前“攻打冬宫”主要就是靠他们）的造反。历史上新的“专政”终于确立了。 今天回顾历史，令人感慨万千。虽然历史决定论、文化决定论的说法各有道理，但人们不禁还是会问： 如果1905年的宪政运动中维特政府与反对派的谈判能够达成妥协，俄国会有“斯托雷平反动”吗？俄国能否走上一条宪政条件下的发展之路呢？ 如果斯托雷平的市场经济改革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不是因“警察式私有化”和专制腐败、社会不公而积累民怨，会引起那么强大的、反感市场经济的清算情绪吗？假如不是如此，即便“斯托雷平领带”会把宪政推迟若干时期，一旦它重新启动（比方说，在1913年经济发展最好的时候如果发起政治改革），会不会仍然有成功的可能？ 尽管有强烈的上述情绪，如果斯托雷平们不是为转移社会不满、填补专制的精神支柱而强化民族沙文主义，以至对外冒险，发动战争，而且又遭到严重失败，那么在和平环境下，“斯托雷平道路”虽然有失公平，是不是也能走得通呢？ 当战争终于触发革命，而且革命又不能不表现为对斯托雷平改革和“警察式资本主义”的清算时，俄国出现左派政府与某种“社会主义”已是不可避免――这并非发生在“冬宫之夜”，而是在1917年2月就已明显化了。但是直到1918年1月，这种社会主义趋势仍然是与宪政民主方向结合的。如果世界大战能提前一年结束，临时政府应该能稳定局势并完成宪政民主进程，“冬宫之夜”的夺权未必会发生。 即便发生了十月夺权，布尔什维克在最初三个月也还是延续立宪会议进程，全国也基本维持着和平，如果这种状态不被一月事件打破，俄国会发生后来的惨烈内战吗？俄国会不会像魏玛德国或者上世纪二十年代的瑞典那样，出现民主“左”派执政的体制？ 即便内战已经爆发，如果不是世界大战恰恰在1918年终止，列宁的政权无论是继续对德作战，还是在《布列斯特和约》仍然生效的情况下失去半壁江山、并顶着“卖国”骂名与反对势力打仗，那结果又会如何？ 历史不是宿命，但人们总是希望它向好的方向发展，鉴古知今，我们能够得到什么教益？ 注释： 〔1〕（俄）A.A.伊斯肯德洛夫：《俄国君主制：改革与革命》，见（俄）《历史问题》1994年第1期，第110页。 〔2〕孙成木、李祖熙、李建主编：《俄国通史简编》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00页。 〔3〕（俄）萨哈洛夫：《二十世纪俄国通史》，莫斯科1997年版，第63页。 〔4〕〔26〕（波）伊萨克・多伊彻：《先知三部曲――武装的先知》，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141、272页。 〔5〕（俄）米留可夫：《第二次俄国革命史》第1卷第1册，索非亚1921年版，第18～19页。 〔6〕〔7〕（俄）波克罗夫斯基：《俄国历史概要》下册，北京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656、804页。 〔8〕（俄）谢・尤・维特：《俄国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第2集，新华出版社1985年版，第1页。 〔9〕《列宁全集》第2版，第19卷，第242～243页。 〔10〕（苏）菲・伊・卡利内切夫：《俄国国家杜马（文献与资料）》，莫斯科1957年版，第348页。 〔11〕《列宁全集》第2版，第28卷，第333页。 〔12〕《列宁全集》第2版，第16卷，第209～408页。 〔13〕（美）G.雅内：《强迫动员：1861―1930年的土地改革》，伊利诺斯大学1982年版，第187～189页。 〔14〕〔22〕〔23〕〔35〕刘淑春等主编：《“十月”的选择――九十年代国外学者论十月革命》，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版，第100、153、181、299页。 〔15〕（苏）A.B.谢多夫：《1917年的农民委员会》，见《历史学论文摘要》，1980年莫斯科，第17页。 〔16〕（英）G.J.吉尔：《俄国革命中的农民与政府》，伦敦1979年，第160～161页。 〔17〕1895年列宁、马尔托夫、波格丹诺夫、司徒卢威和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共同创立了《火星报》。 〔18〕（俄）司徒卢威：《知识分子与革命》，见《路标文集》，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70～172页。 〔19〕（俄）别尔嘉耶夫：《哲学的真理与知识分子的现实》，见《路标文集》，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12页。 〔20〕1909年一批大知识分子提出俄国应该摆脱“西化”，回归传统，回避现实，整理国故，从东正教神学中寻找民族精神，故称“寻神派”。 〔21〕拉斯普京为一乡村巫师式的的非正统僧侣，受到末代沙皇宠幸，出入宫廷，干预朝政，弄得乌烟瘴气，一些贵族对其深恶痛绝，最终将其谋杀。 〔24〕（英）乔・弗兰克尔：《1917年有没有其他的选择？》，见《重评1917年俄国革命（论文集）》，剑桥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25〕（俄）鲍・尼・米罗诺夫：《俄国社会史》下卷，山东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76页。 〔27〕普列汉诺夫：《谈谈列宁的提纲以及为什么有时梦话值得注意》，见《统一报》1917年4月9―12日。 〔28〕（俄）尼・尼・苏汉诺夫：《革命札记》莫斯科1991年，第1卷，第60～62页。 〔29〕《居安思危――苏共亡党的历史教训》解说词，见《世界社会主义探讨动态》2017年8月23日。 〔30〕参阅陆南泉等主编：《苏联兴亡史》，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09页。 〔31〕（俄）伊・戈・采列杰林：《对于二月革命的回忆》，巴黎1963年，第392、35页。 〔32〕（俄）别尔嘉耶夫：《自我认识――思想自传》，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220页。 〔33〕（俄）托洛茨基：《斯大林评传》，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262页。 〔34〕（英）伦纳德・夏皮罗：《苏共党史》，东方出版社1991年版，第183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