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形式主义文论在新世纪国内高校教材编写中的问题[俄语论文]
资料分类免费俄语论文 责任编辑:阿米
更新时间:2017-0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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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改革开放后，俄国形式主义文论在中国的接受过程，经历了由激进的接受向理性的梳理的转变。这一转变，较为显著的体现在新世纪国内高校教材的接受与探讨中。受内外部探讨条件制约，高校教材在其编写中存有若干问题。找出问题及原因，进而以此指导新世纪俄国形式主义在我国的发展与运用，就极具时代意义和理论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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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俄国形式主义；新世纪；国内高校教材；接受探讨
新世纪以来，随着探讨的不断深入，国内高校教材关于俄国形式主义做了较为系统的总结梳理，由于受内外部探讨环境作用，不少教材对此理论的编写仍存有问题。本文力图通过对若干本本新世纪以来国内高校教材的编写进行比较略论，找出异同及其原因存在，进而挖掘关于俄国形式主义新的价值认识。
一、对“陌生化”的翻译及理论自身的不合理处
笔者在阅读这些教材时，普遍发现编者关于什克洛夫斯基最为著名的“陌生化”理论的不同翻译存现其中。在由童庆炳主编的《文学理论新编》中，从托尔斯泰在《何等耻辱》一文中，对“皮鞭”国家的说明手法，清楚的定义为“奇特化”，刘象愚的《外国文论简史》也将其译之为“奇特化”。 董学文的《西方文学理论史》翻译为“反常化”理论，认为艺术的本质就是“反常化”，“反常化”能使人打破“自动化”的束缚，摆脱日常感受的惯常化，恢复的就是人对世界的诗意性和创造性。而李思孝的《简明西方文论史》、张玉能的《西方文论》、南帆的《文学理论》、朱立元的《当代西方文艺理论》、马兴国的《西方文论史》则达成一致，共译之为“陌生化”。在汉语词典当中，对“陌生”的解释是生疏、不寻常；“奇特”的解释是特别的，非常罕见的；而“反常”的解释则是跟正常情况不同。三者之间在对象范畴中，本身就不能达到相对一致，因此反映在对形式主义内容的译介中，就出现了上述不统一的情况。学生在具体学习当中，虽然也可以通过三者之间词义上的相近，来达到对什克洛夫斯基理论的理解，但相关于理论教材而言，对具体理论概念翻译的统一性就显得尤为重要。因为作为关键词，它是标志这一学派最为鲜明的旗帜性元素，是具体理论观点的起点和生发点。不同的翻译就有可能产生不同的理解，并且导致理论支脉延伸上的偏差与互异。从这一点来看，我国对俄国形式主义的基础翻译，还未能有一个相对权威的标准做为支撑，这对新世纪辨析出相对科学的、更切近文学实际的“概念”与“范畴”而言，是不利的。
就“陌生化”理论自身而言，本身也存在不合理之处。一方面，俄国形式主义强调“文学性”只存在于文学自身，不应该再去关注文学文本或语言以外的东西，强调文学的形式。另一方面，“陌生化”理论的最终目的是要增强文学著作的可感性，使读者在最大程度上获得审美感受，强调的归宿是读者。因此，如果文学只注重文本本身，那么受众读者又怎能获得最大的审美享受呢？无疑这就产生了一个悖论性的矛盾。对这一矛盾，教材对此并未作出清晰的论述，大多通过一两句话将其串联。在朱立元《当代西方文艺理论》中，对其就引用了什克洛夫斯基在《作为技巧的艺术》的原话作解：艺术的目的是要人感觉到事物，而不是仅仅知道事物。艺术的技巧就是使对象陌生，使形式变得困难，增加感觉的难度和时间的长度，因为感觉过程本身就是审美的目的，必须设法延长。在王先霈、胡亚敏主编的《文学批评导引》中，也对“陌生化”作出了这样的注解：“所谓‘陌生化’就是将对象从其正常的感觉领域移出，通过施创造性手段，重新构造对对象的感觉，从而扩大认知的难度和广度，不断给读者以新鲜感”。不难看出，二者都强调专注于文学性自身的“陌生化”，只能是一种手段，而它的最终目的还是要使受众读者获得审美体验。通观这些教材，几乎无一本对文学文本形式自身的变化对读者接受体验的作用做了体系式的梳理，都将注意力转移到了文学自身手段的略论，因而对之前提出的悖论性矛盾，也就无法清晰的做出合理的解释说明，这无疑是给文学文本自身和受众读者的审美感受间架起了一道鸿沟。
二、对于“形式”概念说明的缺失
波兰美学家托塔凯维奇在“六概念史”中总结了“形式”的5种含义，其中认为形式是客体的概念性的本质，与之相对的是客体的偶然特征。形式主义者认为，著作的形式高于内容，如果文学著作的内容重于形式，那么文学著作和其他领域中的著作如心理学、哲学、社会学、政治学等的界限就会慢慢淡化，直至消失。因此，文学著作就必须在形式上独树一帜，另辟蹊径。同时，读者在阅读及欣赏著作艺术美的过程中，形式与内容是同在的，俄语论文题目，所以形式在著作中不只是外在的形态，也是和内容切合紧密来共同表现文学著作本质的。
再将目投到教材当中，所有教材均未将“形式”一词单独列出作解，从词源学的角度而言则显然偏颇失当。关于“形式主义”中的“形式”，许多教材都体现为或是一种常识性的或默认性的共知（张玉能的《西方文论》、朱立元的《当代西方文艺理论》等），或是直接以文学著作的形式即是文学著作的科学性或文学性来代之（董学文的《西方文学理论史》），直接过渡到形式主义的历史渊源、代表人物观点、学派的发展等环节，这样就缺少了关于“形式”本体性的认知或理解。强加性的联系或推理，势必会产生理解上的误区，给形式主义的学习造成不必要的麻烦。
三、问题产生的原因
我国传统的文论观在措施论上是从发生学角度出发的，强调文学来源于生活、来源于具体实践。俄国形式主义则是一种异同性的探讨，强调文学自身的科学性。首先，从翻译出版而言，形式主义的著作相关于新批评、结构主义而言，数量较少，代表人物的作品译述也并不多，国内学者像张隆溪、蔡鸿宾也只是靠英文、法文转译而来，缺乏原始材料的占有，因而就出现了上述教材对“陌上化”不同翻译的情况。其次，从形式主义的运用来讲，像之前在教材中文学实例的举例缺乏，都反映了对这一文学理论的解读，还相当表面化。国内教材工具论意识突出，未像国外教材注重理论的推理思路和扩散性思维培养，因而知识僵化、实用性得不到应有的体现。同时，像之前有些编者出于个人偏好，对两大学派的认识还存有一定的偏差，这样反映在教材中，学生就无法得到一个更加公允、客观的知识接受，在这一点上也是比较遗憾的。第三，从作家创作情况来看，由于形式主和新批评、法国结构主义的共同作用，中国作家普遍重视文本，重视文学语言、结构、文体，但正像中国还没有出形式主义的批评家一样，迄今中国还没有出现一个地道的形式主义作家。因而就缺乏一个相对权威的中国的形式主义领导者，来引领中国形式主义未来科学化、创新化的发展。
四、结语
俄国形式主义是20世纪最有作用、最富活力的理论流派之一，也是20世纪西方现代派文学批评的源头。它确立的新的文学观使人们对文学有了新的认识，提出的许多文学术语，增加了理解文学著作的角度，深化了对文学语言的认识。高校教材以其积极的视角对其进行引介，俄语专业论文，关于俄国形式主义在中国的普及和发展无疑是意义巨大的，同时在这其中所产生的一些问题，也为后者进一步对其探讨提供了探讨空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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