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农民难以融入城市社会生活的原因探索[俄语论文]
资料分类免费俄语论文 责任编辑:阿米
更新时间:2017-0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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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9世纪下半叶，莫斯科步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城市经济迅速发展，各种就业机会增加，每年约有10万外来人口涌入，主要是其腹地的农民。受城市经济发展的不稳定性及制度性制约因素和农民自身传统观念的作用，大多数农民与家乡保持着密切联系。农民与其家乡的密切联系使得他们并没有真正融入城市社会生活。此外，大部分人在来莫斯科以前并没有去过其他任何类型的城市，而且其教育水平和职业技能水平也很低。显然，要使这类农民融入城市社会生活并非易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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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俄国；农民；城市；社会；莫斯科市
中图分类号：K51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0961（2017）02-0066-08
从19世纪下半叶起，莫斯科步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作为俄国第二大城市的莫斯科，在1861年农奴制改革以后城市经济迅速发展，各种就业机会增加，吸引了大量农村人口。19世纪末，全市人口有3/4是外来人。1882年人口调查资料显示，753469名莫斯科人当中本地人的数量为196559人（26%），556910（74%）人不在莫斯科出生。10年之后，即1902年，外来人口占总人口数的72%；20年后，即1912年，该比例变化不大，外来人口数量达71%。在这些外来人口中，农民所占比例最大。1906以前，莫斯科产业工人中农民大约占90%。1902年人口调查编纂者归纳了许多市政调查员和当局对城市的看法：数量庞大的农民的涌入，使莫斯科变成一个农民城市了。
如此庞大的农民队伍能否真正融入城市社会生活，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农民融入城市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涉及很多方面。从农民自身角度来看，农民的经历不仅对他们融入繁华大都市的生活具有决定性影响，而且也作用到农民自身的发展与进步。本文通过对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莫斯科农民的来源地、与农村的紧密联系及农民先前的城市生活经历、教育和职业背景的考察，以期对这一时期农民的经历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农民为何很难融入城市社会生活，这是由很多因素造成的，本文主要从农民自身的因素来略论这一缘由。
一、农民的出生地及与农村的紧密联系
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莫斯科的外来人口主要是其腹地的农民，受城市经济发展的不稳定性及制度性制约因素和农民自身传统观念的作用，大部分在城市里工作和生活的农民与农村保持着紧密联系。“工人农民的双重身份很说明问题：在工厂中是工人，在家里依旧是农民，他们仍保持着农民的日常生活习惯，按农民的方式休息和思考问题。”农民与其家乡的密切联系，致使其并未真正融入城市社会生活。
（一）莫斯科的外来人口来自何方
随着莫斯科市经济的快速发展，尤其是服务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需要更多的劳动者来城市就业。莫斯科的外来人口主要是其腹地的农民，离莫斯科越近的地区来的农民数量越多，反之则越少。但那些工业化程度比较高的地区则是例外，因这些地区能够为农民提供就业机会，他们没有必要去莫斯科就业。在农业地区则有很多农民去莫斯科寻找生计。
对俄国城市农民来源地的探讨显示，19世纪后期，俄国城市的农民通常都来自于城市附近的乡村地区，这在俄国普遍如此。莫斯科这个大都市也不例外。整个19世纪，莫斯科腹地的农民经常离开农村去莫斯科工作。莫斯科的大部分外来人口主要来自莫斯科省、雅罗斯拉夫尔省、卡卢加省、梁赞省、斯摩棱斯克省、图拉省、特维尔省以及弗拉基米尔省（见图1）。1882年，莫斯科市1/3的外来人口来自莫斯科省。在莫斯科省的四个县（布伦尼奇、波多利斯克、谢尔普霍夫及莫斯科）中迁移去莫斯科的人数最多（见图2）。而那些人烟稀少和更遥远的西部县，迁移去莫斯科的人数则很少，不过却占其人口数量的最大比例。1902年，莫斯科市来自鲁扎县的农民为15207人，占1897年鲁扎县人口的27.5%。在毗邻莫斯科的每个省内，几乎所有地区的农民迁移率都明显高于其他省的农民平均迁移率。这些地区是卡卢加省的沃罗夫斯卡、梅登和塔鲁萨，斯摩棱斯克省的格扎茨克和维亚济马，特维尔省的祖布佐夫、卡利亚津和科尔乔娃，弗拉基米尔省的亚历山大罗夫斯、佩列斯拉夫尔一扎列斯基和波克罗夫，梁赞省的查莱斯克，图拉省的亚历克辛斯克、维佩夫和卡希拉等。
当然，各省县的人口数量作用了迁移到莫斯科的人口数量。人口越稠密的地区自然迁往城市的人数也就越多。图拉和梁赞是俄国人口最稠密的两个省，因此从这两个省份迁移去莫斯科的人数也最多。但工业化程度比较高的地区则是例外，如博戈罗茨克尽管是一个很大的县，人口也更稠密，并且也更邻近莫斯科，但却输送了最少的人口。这是由于博戈罗茨克县的工业化程度比较高的缘故。在莫斯科周围工业化程度比较高的地区有很多就业机会，如博戈罗茨克和弗拉基米尔，这些地区的人没有必要迁移去莫斯科。相反，那些农业地区，如梁赞、图拉、卡卢加、斯摩棱斯克、鲁扎或者是莫扎斯克的农民则更愿意到莫斯科去谋求生计。
从以上莫斯科农民来源的地区分布状况，我们可以看出莫斯科主要吸引了其腹地的大量人口，离莫斯科越近的地区，迁移去莫斯科的人口数量也越多，反之则越少。此外，人口越稠密的地区迁移去莫斯科的人数也越多。但那些工业比较发达的地区则是例外，因这些地区有更多就业机会，农民没有必要到莫斯科市去谋求生计。而农业区的情况则相反，去城市寻找生计的人数相当多。
（二）农民与乡村的紧密联系
受制度性制约因素和农民自身传统观念的作用，再加上其他因素，如城市经济发展的不稳定性及农村生活条件的改善，在迁移去莫斯科的这些农民人口中大部分与农村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农民无论是从地域上还是观念上都没有与农村脱离关系，显然大部分农民并没有融入城市社会生活。
1861年改革后，农民在法学上成为了自由人，实质上受到的人身束缚并没有多大改变。“改革前身份证制度和连环保制度严重地束缚农民的手脚，改革后身份证制度仅仅稍有松动，农民拿不到它仍然寸步难行。”村社的成员实际上被强制接受分配的土地。此外，护照体制和居住证也束缚着农民的手脚，“任何人没有居住证和身份证不得离开自己的定居地”。护照和居住证只有当地的村社才可以颁发和续签，护照在整个俄国范围内有效，而身份证仅在注册地点的30俄里（大约30千米）之内有效，这样农民只能短距离迁移。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政府开始放松对农民行动的限制。1885年内务部允许莫斯科的农民在远离登记地点的地区居住，如果他们是工厂的工人，可以通过工厂主或当地的警察换取护照。但是政府颁发的大多数护照的期限只有一年或不到一年，这就仅适用于短距离迁移。因此当护照过期时，农民不得不去重新申请一个，甚至是必须返回注册地点去申请。警察抱怨农民经常非法居住在城市里。 在斯托雷平改革以前，农民想要永久离开村社几乎是不可能的。沙皇政府1893年12月14日颁布法令，规定没有2/3村社成员的同意，即使提前付清赎金的村社成员也不能脱离村社。如果农民想要离开村社，需要村社以解雇的形式同意。根据解雇的条件，申请人声称自己放弃以前所分得的土地或者是书面索赔，村社同意收回土地，这些都需要村社大会作出决议。此外，农民家庭还须把所有的税都缴清。农民不能扔下对未成年人、老人及弱者的责任而离开村社，农民必须得到父母的同意才能离开。如此复杂的程序阻止了农民离开村社。因此，想要到其他地方干活的农民必须注意不要离开太久，以免护照过期，因为一旦护照过期就很难取回他曾分得的土地。“在连环保条件下，地方政府不能任土地撂荒从而没有纳税者。”村社大会常常在定期重新分配土地时把那些不大可能返回的人排除在外，并且经常对其成员征收“缺席税”，把那些在其他地方干活的人称作游手好闲者。尽管如此复杂的程序限制了农民外出，但并没有阻止农民去城市的步伐。1894～1903年，在莫斯科省所有改变了身份的户主中仅有1.4%的人在其注册地是作为“缺席者”（登记为缺席者是为了在返回农村时取回以前分得的土地）的身份登记的，也就是说，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想要改变自己的地位。
如果外出的农民想保留在农村的土地，那么他自己、他的家人以及雇工都必须干农活。据莫斯科地方自治组织机构的人员调查，那些在城市里登记的农民家庭中，仅有5%的农民实际上不耕种他们自己的土地。此外，农民无论是个人还是集体，可以购买或承租没有分配的土地或者作为佃农耕种他乡的土地。
保留分配的土地和家庭在农村，暗示了在莫斯科工作的农民与他们的出生地之间的联系。农民保留在农村所分配的土地，不仅是因为对其经济收支的一个合理规划，而且还因为是一种安全保障的形式。然而关于那些有熟练技能的人来说，留在农村的土地是一种负担。莫斯科地方自治组织的一位调查员在弗拉基米尔省考察时注意到，城市工厂工人希望摆脱掉自己的土地免得交纳赋税。无论保留在农村的土地是一种安全的保障形式还是一种负担，这在很大程度上都取决于城市里农民的处境，相应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民在城市中的工作状况。据工人P.季莫菲耶夫说，有的普通工人带上妻子来到城市，他们感到自己的“处境不明”。他们意识到自己不是一名技术熟练的工人，或者是可能随时被解雇这一事实，使得他们想要依附于农村。另一方面，季莫菲耶夫声称，大多数技术熟练的工人感到“农村关于他们来说只是一种负担”，并且“在农村没有任何收益，只有损失”。
农民的家在农村意味着在节假日和夏季经常回家。19世纪90年代，古斯塔夫的大工厂日程列表中显示一家机器厂因圣诞节关闭了一周。作家谢苗诺夫对自己的职业生涯作过描述：11岁时，“我被送到莫斯科的织带厂，第一年我在那里工作直到播种期，我被叫回家帮助干家务活。后来我返回了莫斯科并去了相同的工厂，在那里停留了整个冬季直到复活节。复活节时我再次回到了家”。
没有技能的日工及季节性农民工主要集中在那些小规模的、非机械化的公司，并且他们并不是全年都坚守在其岗位上。一些小型公司和零售机构也并不是全年运营，而且传统的、家长制的生产关系无论怎样也不允许农民与土地完全分离，并强迫他们不能与农村脱离联系。探讨莫斯科工厂劳动的专家E.M.达耶门季耶夫认为有技能的工人经常集中在那些季节性离开频率最高的职业中。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1881年莫斯科纺织厂的男性工人中。尽管许多大型工厂全年运营，但在夏季也缩小了生产规模，把两班制改为一班制，或者把工作承包给农村。长期以来，直到20世纪初，许多莫斯科人保持着与农村的联系并且仍然是半个农民，每年春季农作开始时他们就放弃工作而回到农村，同时纺织工厂主同往常一样也把纱线包给周围的村子。在工厂大门口可以看到成群的妇女，他们拿着缠满了线的成捆粗线轴来到工厂。
除了更新护照或者回家干农活外，农民回家还有其他原因--大多数情况下是暂时性的，但在某些情况下是永久回到家乡：年老、结婚、在城市里陷入经济困境或者是乡村生活的改善。在1885年这个经济不景气的年份，莫斯科地方自治组织的统计学家对纺织产业作了调查，发现在莫斯科省许多失业的工人回到了家乡，即使他们已不再熟悉农业劳动。关于患病者和残废的人来说也是如此，工厂医生诉说，生病的工人经常返回农村而不去工厂的医务室看病。此外，P.M.谢斯特霍夫在他所探讨的清德尔棉纺厂中发现，很多工人因为不能继续工作而被工厂解雇或者是辞掉工作，还有些人在40岁离开工厂是因为他们必须得为自己在农村的家庭负责。谢斯特霍夫认为，工人在40岁这个年龄回家是因为他们的父亲去世了，或者是其父已没有能力领导这个家庭，因此他们要回家接替父亲的工作。地方自治组织机构的人认为，农民返乡是因为工业收缩和在城市缺少工作岗位。地方自治组织的一名统计员在1885年记载：为了能在任何地方找到一份工作，许多失业者在莫斯科周围和其他工业中心徒劳地徘徊若干周，等到回到农村时已衣衫褴褛，几乎是赤脚乞讨为生。以前工厂的工人大量回到农村，因与村民争夺土地而发生冲突。
不仅因为工业不景气迫使农民离开城市，而且还因为农村生活质量的改善，吸引农民主动返回家乡。19世纪80年代后期在沃罗科拉姆斯克引进的亚麻生产给农民带来了希望。谢苗诺夫说：“几个丰年后，从莫斯科返乡的这些人都感到做农民是有利可图的。在我动身回到农村以前，由于农村收入的提高，工人们离开了莫斯科……许多住在工厂或者是既小又廉价房子里的人放弃工作而回到了农村。但仍居住在莫斯科的那些人是为了找到比在农村更好的工作，或是已找到工资丰厚的工作了，例如文书、销售商或者是个体经营者。”
返乡工人要重新适应农村生活并不是一件易事，正如谢苗诺夫所观察到的：他们放弃了在农村的生活、利益和工作，已经习惯于坐在工作台旁边。如果在家他们则必须播种、收割、打谷，他们看上去好像因干活而生病了。村子里有一条谚语很贴切：如果某人干的活很糟糕，他们立刻就会被告知“你干活犹如一个工厂的工人”或者是“你是一个工厂的工人！”然而，返乡的农民尽力去克服这些困难，像退伍军人一样成为村里的教师，在村里扮演着领导者的角色。返乡的富裕者用在城市里的收入购买了庄园。这些外出的农民显然比在农村的留守者思想更开放，他们的返乡为农村社会输入了新鲜血液，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农村社会的发展。 通过以上考察我们可以看出，除了制度性的制约因素使得农民必须返回农村以外，农民频繁回家还有其他原因。许多农民因保留了在农村所分配的土地，在夏季和节假日经常回到农村。此外，因工业不景气，城市不能为农民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迫使农民回到农村，农村生活质量的改善也激励着农民返乡。因此，大部分在城市里工作和生活的农民与农村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农民外出打工的制度性制约因素和农民自身的传统观念使农民很难义无反顾地进城成为市民”，农民无论从地域上还是意识上都没有与农村脱离关系。农民与其家乡密切的联系，使得他们并没有真正融入城市社会生活。
二、农民的城市生活经历、教育和职业背景
农民的经历作用着农民的视野以及他们为城市生活所做的准备。农民的城市生活经历、教育和职业背景是决定农民经历的三个重要因素。可以假设，如果一个人在任何一个城市生活的经历越丰富，接受的教育越多，那么他在非农业领域的就业机会也就越多，离开家的可能性和更好地为城市生活做准备的概率也就越大。或者说，如果一个人更好地为进入城市做准备，那么他成为城市居民的可能性也就越大。以下对这几个因素做具体略论。
（一）农民先前的城市生活经历
在莫斯科正如在其他大城市一样，受过教育的人经常取笑那些来自遥远地方的农民。一位作家对19世纪60年代莫斯科的街头生活做了速写：“可爱的乡巴佬初次来到莫斯科，尤其是来自遥远的西伯利亚大草原省份的农民，他们忙碌、紧张甚至是惊恐的外表，而尤其是那种难以置信的天真使得他们非常引人注目。在这里你看到的是一个野生动物迷迷糊糊进入了人类居住区。他天生的机灵，如果你喜欢，是不会消失的，但是他对自己周围的一切--吵闹声、拥挤的人群、交通设施是如此的迷茫--起初他不知所措。”这种速写显然有一种娱乐的味道。但到19世纪末，“来自西伯利亚大草原”或者是其他地方的农民大军对城市来说可不是娱乐。
1882年人口调查数据显示，莫斯科市1/3的外来人口来自莫斯科省，其余则来自于邻近省份。在这些外来人口中，来自于城市化和工业化程度比较高地区的农民所占比例很小，如弗拉基米尔和雅罗斯拉夫尔省。大部分农民来自于农业省，如梁赞省。我们可以设想，一些农民在去莫斯科之前，可能在离他们家乡近的工厂区、县城、本省的省会城市，或者是在莫斯科省的工厂区和县城待过。也就是说，在他们动身去莫斯科之前，雅罗斯拉夫尔省的农民可能在其省会城市德米特洛夫停留过，卡卢加的农民在其省会城市维列亚停留过。由于省会城市和县城的商业和服务业比较发达，能够为农民提供各种各样的就业机会，因而成为农民的首选地点。尽管某些城镇，如卡罗姆那和谢尔普霍夫吸引了农民，但是正如一位美国访问者在1901年所描述的，许多城镇并不繁华：“在城镇的中心地段常常有一些空白地和休憩用地，这些土地经常没有原因地闲置在那里。商店既黑又小，如果陈列少量标价出售的商品，那只是为了吸引路人的注意罢了。”
莫斯科与其他大都市一样，对农村人口的吸引力远远超过了中小城市。1875年V.I.查斯拉夫斯基注意到非黑土区的大多数木匠、瓦匠、石匠、画家、建筑工人、保姆以及酒馆的老板带头去了彼得堡和莫斯科。雅罗斯拉夫尔省乌格里奇县90%流动工人动身去了莫斯科或彼得堡。尽管这也许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但是其他县也记录了他们的流动工人“大多数”去了莫斯科或彼得堡。L.A.基里洛夫在19世纪末写道，农民远距离迁移去城市地区，尤其是去首都城市。莫斯科地方自治组织机构对流动工人的探讨发现，在离开家乡的这些农民中，27%去了同一个县的不同地方，8%去了另一个县，5%去了另一个省，剩下的60%去了莫斯科。由于俄国社会发展的独特性--外出打工的农民规模庞大，小城镇缺乏工作机会而在大城市有许多就业机会--暗示了有一点城市生活经历的农民迁移去了莫斯科这个大都市。
综上所述，大多数农民在去莫斯科之前很少去过其他任何类型的城市，再加上俄国社会发展的独特性，小城镇、县城和省会城市并没有提供足够多的就业机会去吸引农民，这就使得大部分去莫斯科的农民缺乏在城市生活经历。换言之，莫斯科自身为农民提供了第一次城市生活的经历。显然没有一点城市生活的经历的农民初次来到莫斯科给城市发展带来的负面作用是无法避免的。由于大多数农民缺乏在城市生活的经历，因此农民要适应城市的生活方式、融入市民生活的确不是一件易事，这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
（二）农民受教育情况
农民受教育情况也是其人生经历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幸的是，人口普查并没有提供有关农民接受教育的资料，如学年、学校类型、学制等。因此只有通过考察农民的识字水平来了解其所受的教育情况。在1897年人口普查时，当局把识字水平定义为阅读能力，但并没有指明阅读的内容，对人口普查员的指示是，所登记的每个人“对问题应当回答是或否，只要他能读任何一种语言”。显然，识字率被夸大了，或者真正读什么这个概念的范围被扩大了。此外，人口普查仅仅检测了普查时期的个人读写能力，这就无法证明农民在哪儿、什么时候以及怎样掌握读写能力，而且农民在迁移去莫斯科之后同样有机会掌握读写能力。因此，要系统深入考察农民所接受的教育状况无疑有许多障碍性因素。
毫无疑问，到19世纪末农民的识字水平有了很大提高，这是因为在19世纪后期俄国教育规模不断扩大，同时行业技能传播速度也在加快。地方自治组织机构、工厂、小学和职业学校正在逐步扩大规模，以满足大型商业中心、制造业中心和俄国军队对受过教育的劳动者和新兵的需求。1882年，通过对莫斯科工人的调查发现，仅有1/4的人是有文化的，30年后，即1912年，超过3/4的人是有文化的。这表明劳动人口的文化水平在不断提高。
那么，莫斯科到底吸引了哪种类型的农村人口？同时代的人关于这一问题存有分歧。一些人认为，莫斯科吸引了有文化的农民。但是莫斯科人口调查编纂者却认为，城市并没有从农村获得最有文化的群体：“没有技能的工人、家庭佣工的文盲率实际上是很高的，此外在农民所专门从事的行业中文盲率也是很高的……农村每年把成千上万个没有受过教育的人、无知的人输送到了城市，并且这些人是我们城市文盲队伍的主要成员。” 前文中说过，在莫斯科市的外来人口中有1/3来自莫斯科省。那么，莫斯科省的农村人口受教育情况如何？在莫斯科省10～19岁的男性农民中有文化的占76.7%（见图3）。只有那些城乡联系有着悠久历史的地区，如弗拉基米尔省农民识字率超过平均水平而与莫斯科省看齐。而在那些农业省，如梁赞、图拉、卡卢加、斯摩棱斯克省农民识字率不仅低于一般水平，而且还低于欧俄平均水平。但是，关于莫斯科省管辖的县来说，在迁移去莫斯科的男性农民中，有超过20%的人来自于莫斯科省最西部的、落后的农业县，如维列亚、莫扎斯克、鲁扎和邻近莫斯科的半农业性质的县，如波多利斯克、兹韦尼哥罗德--在这些地区10～30岁的所有男性农民识字率均低于平均水平。此外，该地区非农户（包括很多农民工）的文化水平低于农户。关于邻近莫斯科的地区来说，俄语论文网站，大部分迁移去莫斯科的人口文化水平很低，只有少数县迁移去莫斯科的男性农民是最有文化的，尽管其文化水平低于莫斯科的平均文化水平。
上文中说过，在莫斯科市的外来人口中仅有1/3来自莫斯科省，一半以上来自莫斯科周围的7个省。虽然在莫斯科省大众教育比那些农业更发达的省，如图拉、梁赞、斯摩棱斯克和卡卢加省更普及，但是考虑到莫斯科的农民大部分都来自于文化水平低的省份，如图拉、梁赞、斯摩棱斯克和卡卢加省，那么我们就会发现在莫斯科的这些外来人口中没有文化的占了很大部分。
从以上考察我们可以发现，除莫斯科省西部农业地区人口以外，莫斯科省人口识字水平是很高的，尤其是年轻男性人口。某些城乡联系有着悠久历史的地区，如弗拉基米尔省人口识字率也很高。而在那些远离莫斯科的农业省，如图拉、斯摩棱斯克、卡卢加和梁赞等省人口识字率却是很低的。不过，莫斯科大部分农民人口主要来自文化水平很低的农业省。显然，如果农民的文化水平低，在职业选择上，他们就只能干粗活、从事一些低文化水平的行业或者是不需要文化的行业。因此，他们想要在城市里拥有自己的一片天地实属不易。
（三）农民的职业技能状况
农民的职业技能不仅对促进城市的经济发展至关重要，而且对农民自身的生存也很重要。在城市里，有技能者比那些没有技能者更容易立住脚，他们的生活状况也相应地更好，他们融入城市社会生活也更容易。当时的人关于到底是哪种类型的人去了城市存有分歧，一些人认为技术最熟练的人就如同最有文化的人一样被吸引到城市去了，另一些人则把城市视为无技能者的圣地。
前文已经指出，莫斯科周围工业比较发达的地区有很多就业机会，许多有熟练技能的劳动者无须去莫斯科在当地就可以就业。人口调查编纂者也指出，大多数没有技能的劳动者离开了农村，如家庭佣工及在建筑业和交通业领域的劳动者。
试想，无论哪个县都绝不会把最有技能的劳动者输送去莫斯科。特维尔省勒热夫县不同类型劳动者的去处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勒热夫县的木匠主要去了彼得堡和诺夫哥罗德，锯木匠去了伏尔加河和德维纳河，纺织工和大麻剥线钳工去了勒热夫镇，无技能者去了彼得堡和莫斯科。莫斯科吸引普通劳动者这一事实被许多县的报告所证实，如特维尔省的刻赤县和祖布斯托夫县，卡卢加省的博罗夫县，雅罗斯拉夫尔省的柳宾县，科斯特罗马省的加里奇县等。
农民愿意离开农村，是因为城市有很多诱人的就业机会，他们不考虑自己是否有职业技能而经常出入城市。当时一位农民的“职业生涯模式”是：安德烈·彼得洛维奇·白杜林（1880年出生在梁赞省）16岁时动身到莫斯科，并成为一名卫生队的司机。3年后他去了卡希拉，并在一个制砖厂工作了3年。在农村结婚后，他再次返回莫斯科。他在那里的制砖厂干了3年，还在商品蔬菜园干了6年。然后，他去了彼得堡。在那里，他先后担任马车夫、监工及莫斯科火车站的搬运工。
据调查，农村的乞丐和没用的人去了大城市。俄国福利机构人员报告说，莫斯科一彼得堡公路上经常挤满了旅客和流浪者，这些人要么是去首都找工作，要么是返回农村，他们经常是身无分文的、赤脚的、衣衫褴褛的、饥饿的。小说《工作》中的彼得堡尼古拉劳动力市场上，大多数农民工认为在大城市找工作会很容易。D.A.里涅夫在1891年对贫困人口进行了探讨，他认为农村的失业者流向了城市。他还对俄国城乡关系作了生动描述：一些地区的人去了彼得堡，另一些地区的人去了莫斯科或基辅。总之，乡下人依靠城市不是为了捍卫其被践踏的权利，而是为了填饱肚子。自古以来，乡村里的生产者尤其是土地上所有产品的生产者，都是为了城市而劳作，他自己两手空空，饿着肚子，并带着希望为了面包而到处去向城市求助。
1892年爆发饥荒以后，农民大量涌入城市。为了保护城市免受失业者所带来的沉重负担，莫斯科地方自治组织机构的人士开始考虑建设公共工程项目，但15年后局面仍没有改善。一位英国领事官员说，尽管莫斯科省不是饥荒地区，但是在这里仍然能感觉到饥荒带来的作用，半饿半饱的农民涌入城市，他们中有的找到了工作，有的沿街乞讨。农民大量涌入城市造成的后果之一是爆发了斑疹伤寒症。值得注意的是，几乎所有最贫困阶层的人，尤其是从饥荒地区来的新移民都得了这种病。即使在正常年份，当村里粮食吃完时，普通劳动者就会去城市寻找工作。作家托尔斯泰目睹了农民以城市为生的现象。他被到城市求生的乡村乞丐的数量震惊了，所有人都说自己从乡村来到城里只是为了活下去，莫斯科虽不播种也不收割但生活却很好，在莫斯科他们可以得到在农村所需要的那么多钱，这些钱可以用来买食物、房子、马及基本生活必需品。
1900年对贫困人口的探讨表明，并非所有来莫斯科的人都抱有一颗上进心，如维列亚县舒瓦罗夫村的所有居民都把乞讨作为一项副业，他们每年夏季前往莫斯科，把自己打扮成僧侣的模样，声称自己是为了阿陀斯山或者是为了伤残者而筹集钱。当他们回到家里就大办宴席并喝得烂醉。其他探讨也证实了维列亚县和莫斯科西部乡村的一些乞丐去了城市。同样，特维尔省勒热夫县每年有1500名登记的乞丐去了莫斯科。
因此，莫斯科吸引了一些技能水平一般或者是没有技能的劳动者。这类农民只能从事一些不需要技术含量的职业。受城市经济动荡性及其他因素的作用，他们很容易失业，自身的生存问题都无法解决，更不要说融入城市社会生活了。
从19世纪后半期起，莫斯科步入新的发展阶段。19世纪60年代的一系列改革对国家历史发展产生了重大作用，俄国从传统步入现代，城市经济迅速发展，各种就业机会增加，吸引了大量农民。莫斯科作为俄国第二大城市，在农奴制改革以后，城市经济迅速发展，关于其腹地的农民有着巨大的吸引力。19世纪末，全市人口有3/4是外来人，这些外来人口主要是其腹地的农民。从我们的考察可以发现，离莫斯科越近的地区，来莫斯科的人口数量也越多，反之则越少。人口稠密地区也相应地输送了最多的人口。但那些工业比较发达的地区则是例外，因这些地区能够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农民没有必要到莫斯科去谋求生计。在农业地区情况则相反，去城市寻找生计的农民数量相当多。此外，通过考察还可发现，大部分在城市里工作和生活的农民依然与农村保持着密切联系，并且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去莫斯科之前并没有去过其他任何类型的城市，而且其文化水平与技能水平也很低。
通过对这些农民经历的考察，我们可以发现，俄语论文，经济层面上的劣势直接导致农民在社会层面上与城市居民的差距，而这种差距又直接阻碍了农民的城市社会观念的形成，不利于农民融入城市社会生活中去。数量庞大的农民大军推动了莫斯科经济的发展，在莫斯科城市化进程中起了至关重要的影响，这是不言而喻的。但是从另～方面讲，莫斯科吸引的这种类型的农民为其自身发展也带来一些困难，要使这类农民很好融入现代城市社会生活，显然面临着很多困难，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笔者认为，关于农民融入城市问题，不仅要重视体制方面的改革，而且要转变观念；不仅要转变农民的思维定式，而且也要改变市民对农民的传统看法。与农民相比，市民受到的教育更多，因此市民就应该首先转变观念接纳农民。先从地域上缩小二者之间的距离，再从意识上拉近二者之间的距离。当然，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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