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俄国自由主义是俄国对西方的感应和国内的变迁共同影响的混合产物，它是以欧洲自由主义的变异形态即“不充分的自由主义”存在并发挥影响的。从短时段看，俄国近代自由主义随着1918年立宪会议被解散而走向终结；但从长时段看，自由主义作为俄国近代化的产物，它随着俄国近代化的向前发展而逐渐融入俄国社会，成为俄国近代以来政治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1914年7月，俄国卷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自由派政党最初完全支持当局，宣称要将这一“神圣”的战争进行到底。当俄军在战争中失利后，自由派阵营又开始了反政府活动，一些“社会组织”成为他们的活动阵地。1915年8月，自由派政党联合了所有的中派党团，在国家杜马中组成“进步联盟”，其目的是使国家和社会力量协调一致。一些高级将领和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大公同情甚至支持自由派的主张，沙皇的统治岌岌可危。正如第四届国家杜马主席米・弗・罗将柯所言：“由于当局不能领导国家走出困境，因此完全丧失了人民的信任。”在二月革命浪潮的冲击之下，沙皇被迫宣布退位，这标志着延续三百余年的罗曼诺夫王朝君主专制政体走到了历史的尽头，也标志着俄国政治体系将面临着一次不可逆转的根本性的制度转型。从当时俄国的政治发展态势看，似乎议会制道路将顺理成章地成为未来新社会合法性的担当者，事实上自由派也是利用这个机会取得了国家政权。但不幸的是，他们不敢在革命后立即着手解决一些重大的社会问题。这就使得进行一场更激进的革命成为可能，诚如乔・弗兰克尔所说，“沙皇政体一旦倒台就无法最终阻挡全面的社会革命”。“雪崩”一开始，便犹如潘多拉的魔盒一打开，各种势力一齐涌出且势如江河决堤，一转眼间，革命被引上血腥、暴力和依仗多数人的名义实行“暴政”的新一轮专制。虽然在前期，革命尚能控制在态度相对温和的君主立宪党人手中，但随着局势的发展，革命越来越朝着激进的方向运行，《四月提纲》、七月罢工接踵而至，最终在激进社会革命党人与布尔什维克的联合冲击下，临时政府为苏维埃政权所取代，俄国自由派的悲剧也因此而不可避免。 从长时段来看，问题就没有这么简单了。如果把俄国近代自由主义的出现与演变放到俄国近代数百年以来一直在急于赶超西方的历史大框架之中，那么完全有理由把俄国自由主义看做俄国近代化过程中的西方化与本土化相碰撞而出现的一个特殊的政治文化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正是缘于俄国自由主义者前赴后继、坚持不懈地对西方模式孜孜以求的模仿，才形成了独特的俄罗斯文化。甚至可以说，正是俄国不断兴起的自由主义浪潮推动着俄国社会逐渐走向文明。 在考察俄国自由主义的发展演变时，应特别关注俄国所特有的社会历史条件，俄国自由主义的命运其实就是俄国资本主义的命运。俄国自由主义的产生是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才刚刚起步而专制制度却异常强大为前提的，专制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俄国自由主义的发展方向和类型。但伴随着俄国资本主义缓慢而坚定的发展，专制政权不得不采用具有自由主义性质的改革方式，希图借此加强对经济的作用并巩固自己的政治权力，因而也就不得不容忍抨击封建制度的自由主义思想在科学院和大学里有限的出现。整个19世纪，俄国社会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它始终处于一种巨大的近代化转型之中，专制政权虽然掌握着政治和经济的无上权力，但却无法阻止封建制度的危机，也无法阻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成。这一过程贯穿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从而对一切精神生活包括自由主义产生了深刻的作用。在这种背景下，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人们在思考、探究和推动社会进步的过程中，选择渐进式的改良道路而反对革命思想，就不能不具有一种特殊的社会意义。 无疑俄国的自由主义者们希望俄罗斯能发展出与西欧国家并驾齐驱的经济与文化。他们已经意识到俄国与欧洲的联系，以及自彼得大帝统治时期以来欧洲思想对俄国的巨大作用，他们认为俄国受过教育的阶层是彼得大帝改革开启的这种欧化运动作用的结果。然而，俄国经济和文化的落后最明显的表现就是俄国农民低水平的生产和教育。这个事实构成了自由主义者最主要的问题，因为关于自由主义者所追求的宪政自治来说，农民无疑是最主要的基础：所以，自由主义者的目标是消除横亘于西欧国家的市民和不识字的、穷困潦倒的俄国农民之间的经济和教育方面的异同。在这个意义上，俄语毕业论文，正如费雪所观察到的那样，在一个不发达社会，他们的所作所为只能属于少数派运动。但谁都无法否认，他们具有自己的民主作风和浓厚的对人民的爱，以及他们想在俄国构建一个有序的、文明的和欧化的资产阶级制度的诚意。 大量的证据已经表明，俄国自由主义者们不仅知道西欧自由主义者的思想，而且他们也知道俄罗斯所特有的独一无二的条件；他们已经意识到关于追随西方的俄国来说，西方模式并不总是适用的，所以他们为这些众多的问题设计了明确而务实的解决办法。出于对俄国落后状况的认识，自由主义者们认为武力推翻政府是无用的，恐怖行动总是达不到预期目的。自由主义者们感觉到，保持自治最好的保证就是一个受过教育的市民阶层，因为这样一个阶层将坚决地维护他们的政府形式。为了催生这样一个市民阶层，大改革所确立起来的公共机构比起恐怖手段来无疑要好得多。所以，沙皇政府可以维持不变，直到全体公民都为议会做好准备。在这期间，自由主义者希望沙皇政府承认出版、言论、集会自由和人身权利的神圣不可侵犯，所有这些都有助于自由主义者完成教育农民的任务。 直到1917年，自由主义者仍然反对暴力。在杜马君主制时期，立宪民主党人致力于作为向政府表达农民和社会需要的代理人，但与此同时，立宪民主党人又要不断地引导农民对他们的失望采取非暴力的反对。但在战争与革命的极端条件下，自由派政治中派立场的空间变得越来越狭小。只要俄国的普通大众与政府之间保持着公开的敌对活动，企图两边讨好的立宪民主党人，很可能里外不是人，实际上两边哪一边它都不能代表，从而必然引起两边的怀疑。这是一个少数派在企图领导和控制大多数人的时候所必然要面对的问题， 与此同时，自由主义还面临着米留科夫所描述的没有稳固的社会基础或者说它的社会基础是“知识分子而不是资产阶级”这样的问题。 自由主义者寻求改革道路所需要的时间要比实际允许的多得多，但是他们深信，没有暴力革命，他们是能够实现议会政治的。尽管他们应用非暴力的手段取代专制主义的努力失败了，但这还不足以成为在俄国不存在这种可能性的证明。如果考虑到70年后所发生的事件，只有暴力革命才会成功的说法就更站不住脚了。一方面，旧机器打碎之后，人性并没有被改造，野蛮人还是野蛮人，并且，野蛮人更会仗着所谓的“平均的权利”到处要求无条件的平等，结果，“文明”成了野蛮的遮羞布。伯林讲，启蒙运动的诸种准则多半不能互相兼有完善状态的，尽管平等、自由、博爱这些准则听起来确实振奋人心，但事实上，这些准则很难在一个体制之下获得其完全合乎理想设计的兼容性。另一方面，布尔什维克的革命断送了自由主义在俄国的前途，但自由主义对俄国的作用却是没有办法从社会和历史中完全抹去的。 自由主义印迹依然存在的最明显的证据就是流浪海外的“俄侨”中最有作用力的大多是原先的“自由主义者”以及他们的衣钵传人，而后来以“持不同政见者”闻名的所谓的“民主”人士也大多接受了自由主义的理念。他们的人数虽然不多，但其影响不取决于其比重，而取决于其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这些苏联政府的“反对派’’大多是高级知识分子，故他们的长期存在给苏联政府带来了不小的压力。而赫鲁晓夫对知识分子的“解冻”尤其是戈尔巴乔夫的“公开性”、“民主化”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做对这些“反对派”所做的让步与妥协。当然，“戈尔巴乔夫也为他热衷于自由主义而付出了代价，这和赫鲁晓夫、和他们久远的祖先戈杜诺夫一样”。74年之后，历史又一次反攻倒算，俄罗斯史学界也开始检讨当日之失算。在他们看来，后苏联时代俄罗斯的社会政治思潮是对十月革命前的回归，自由主义的卷土重来绝非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可以将其看做俄罗斯人对“在当今条件下，对国家来说，最需要的是自由主义和对人权的彻底保护”这种理念的认可。虽然在二月革命之中起中坚影响的自由主义者――立宪民主党人所设想建立的君主立宪制国家成了十月革命的牺牲品，但如果历史能够选择――此一问题，着实让近世所有先哲头疼不已，毕竟先知们亦如愚人一般短命，都无法站在历史的终点告诉后人历史是否是一幕可喜的话剧或历史终是徘徊无定的闹剧――那么，他们认为二月革命便是最佳选择”。 总之，有相当多接受过现代教育的俄罗斯学者们相信：俄国自由主义的先天不足是导致它失败的客观原因，但更值得反省的还是自由主义者及其流派的主观失误；尽管从短时段来说，俄国近代自由主义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形式上而不是内容上，它随着1918年立宪会议的被解散而走向终结；但从长时段来看，自由主义是俄国近代化的产物：它随着俄国近代化的向前发展而逐渐融入俄国社会，成为俄国近代以来政治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潜移默化中作用着俄国的历史发展，并构成俄罗斯当今自由主义思潮的重要历史渊源；尽管俄罗斯政治文化在近期与从西方嫁接来的自由主义表现出紧张与冲突的态势，但从长远来看，它们之间出现相互融合的可能性还是非常大的。 [责任编辑：刘涧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