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3月习近平主席访问俄罗斯，两国元首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对于合作共赢、深化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以下简称《联合声明》），把两国业已建立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提升至新阶段，俄语论文范文，又跃上一个新台阶。双方认为，全方位的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仅具有双边意义，而且具有全球意义，它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与安全发挥着重要的稳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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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俄关系跃上新台阶
1991年底苏联剧变的一个直接结果是苏联解体，新独立的俄罗斯成了苏联的继承国。当时国际舆论纷纷揣测，一个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与一个放弃共产主义的俄罗斯，由于意识形态与社会制度的不同，会导致两国关系的停滞、倒退与曲折。但20多年的实践证明，两国关系不仅没有出现倒退，而且在各个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
中俄关系不断升级，不断地向更高的层次发展，大体上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1992～1993年）：实现中苏关系向中俄关系的平稳过渡，并发展至相互视对方为友好国家。
20世纪80年代末，国际形势和中苏两国国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在此背景下，两国都希望结束长期对抗的不正常局面，着手改善国家关系。1989年5月戈尔巴乔夫访华，在北京与邓小平举行的两国最高级会晤标志着中苏关系正常化。邓小平与戈尔巴乔夫会谈时提出：“结束过去，开辟未来。”从此两国关系翻开了新的一页。
1991年底苏联解体后，中国派出政府代表团访问俄罗斯，并就中俄两国关系达成协议：中国承认俄罗斯是苏联的继承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务理事国；双方确认和平共处五项准则为两国关系的基础。
俄罗斯独立执政之初推行的亲西方政策并不成功也不现实。到1992年10月，叶利钦在外交部部务会议上的讲话，发出了俄罗斯外交政策需要调整的信号。俄罗斯意识到改革、振兴经济与安全利益，决定了它不只需要西方，也需要东方，俄罗斯外交政策应是丰富多彩与全方位的。在此背景下，1992 年的12月，叶利钦总统出访中国，了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相互关系基础的联合声明》。声明明确提出，要把两国关系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并第一次提出，中俄两国互视为友好国家；双方确认，以和平方式解决两国之间的一切争端，不以任何方式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双方不同第三国联合反对对方或损害对方的利益，等等。苏联解体后的短时间内，实现了中苏关系到中俄关系的平稳过渡，并发展到相互视对方为友好国家。
第二阶段（1994～1995年）：从面向21世纪的战略高度出发，着手构建新型的建设性伙伴关系。
1993年末，北约就开始酝酿东扩的计划。俄罗斯意识到，这样俄在独立后已恶化的战略环境将进一步恶化。同时，俄调整外交战略的一个重要目标是“恢复大国地位，确保势力范围”。在此情况下，俄罗斯必须在继续发展与西方关系的同时，努力与世界其他地区性大国构建伙伴关系。俄罗斯不少人士提出，同欧洲、美国和亚洲这三个主要地区的关系保持战略上平衡符合俄罗斯的利益，要求把俄中关系提高到与西方关系同等水平。为此，1994年1月，叶利钦总统致函江泽民主席，提出了俄中两国建立“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伙伴关系”的建议。这一建议得到了中方的积极响应。1994年9月，江泽民主席正式访俄，同叶利钦总统签署了旨在进一步发展两国长期稳定的睦邻友好互利合作的《中俄联合声明》。声明指出：“两国已具有新型的建设性伙伴关系。”这种关系是既不对抗，又不结盟，也不针对第三国。双方还签署了《中俄两国首脑对于不将本国战略核武器瞄准对方的联合声明》《中俄国界西段协定》。这样，把中俄两国关系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从一般的友好关系发展到建设性伙伴关系。
第三阶段（从1996年开始）：建立与发展平等与信任和面向21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1996年4月24日，叶利钦总统在第二次访华的专机上，对双方事先拟定的中俄两国性质的表述做出重大修改，把“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伙伴关系”修改为“平等与信任和面向21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这得到中方积极回应。有关中俄关系的这一新的定性，标志着中俄关系又得到进一步发展，登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大致包括以下内涵：
一是这种关系从影响的时间讲，具有长期性和稳定性的特点，从影响的范围讲，具有全局性与全球性的特点。
二是在两国保持各自外交独立性的同时，在双方看法一致的问题与领域要进行外交合作。
三是在两国的对外战略中，把对方的价值不只局限于双边关系范围内，而是从国际格局的大范围看待对方，把这种关系视为构建合理的国际新秩序和世界多极化发展的推动力。
以上简单略论说明，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中俄关系上了三个台阶：从“互视为友好国家”上升为“建设性伙伴关系”，直到建立“平等与信任的、面向21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在此期间，中俄双方在各个领域的合作都取得了重大进展：实现了两国最高层交往的制度化、机制化；解决了大部分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在边境地区建立信任方法与实行裁军；联合打击国际恐怖主义、民族分裂主义与宗教极端主义三股势力；加强国际事务中的协调；扩大经贸合作等。这些都有利于两国政治互信的增强。
第四阶段：不断充实与进一步发展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21世纪初至今，上世纪90年代后半期建立起来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得到了进一步充实与新的发展。这一时期，对中国来说，大国关系、周边关系、发展中国家关系与多国关系，构成了我国国际战略态势的全局。俄罗斯既是大国又是我国最大的周边邻国，因此，发展对俄关系不是权宜之计，而是基本国策，对我国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对俄罗斯来说，普京执政后，从言论到行动，都强调俄中两国在国际政治重大问题上及两国在国际事务的合作方面观点一致，中国在俄罗斯对外政策中的地位不断提升。上述背景下，进入21世纪以来，中俄两国在充实与发展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方面采取了一系列重大举措，特别是，2001年7月16日，两国元首签订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同日在的《中俄元首莫斯科联合声明》指出：它“是两国关系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标志着双方关系进入一个新阶段。条约作为指导新世纪中俄关系的纲领性文件，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概括了中俄关系的主要准则、精神和成果，将两国和两国人民‘世代友好、永不为敌’的和平思想用法学形式确立下来。”“中俄元首坚信，以条约为坚实基础，中俄关系在本世纪里必将达到新的更高水平。”有人评价说，该条约是指导中俄关系的“宪法”。 这次习近平访俄签署的《联合声明》，强调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是全方位的，特别指出：“在涉及对方主权、领土完整、安全等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坚定支持。”十分明显，这些重要内容，标志着中俄关系跃上一个新的更高的台阶。
顺便说一下，有关中俄新型大国关系的提法，笔者认为若以此来定性当今的中俄关系，就降低了这种关系的水平。中俄“平等与信任的、面向21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融入了新型大国关系的内容，而新型大国关系更多地是就中国对美国等西方大国发展关系而言的。此次中俄联合声明是：双方基于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历史经验和实践，基于对世界和平和人类未来的历史责任感，呼吁世界各国在处理国家关系应遵循有关准则，如提出应遵循《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准则等。这说明，新型大国关系并不是用来定性中俄关系的。
推动中俄关系跃上新台阶的主要因素
首先，双方吸取过去中苏两国两党关系的教训，力求摆脱意识形态异同对国家关系的作用。中苏时期的两国关系强调共同的意识形态，一旦两党在这方面发生分歧，就会作用到政府间的关系乃至经济关系。上个世纪中苏大论战的发生即是如此。而中俄关系一开始就强调把和平共处五项准则作为指导国家关系的基础与准则。1992 年的12月叶利钦总统首次访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相互关系基础的联合声明》指出，意识形态的异同不应妨碍国家关系的正常发展。
第二，与上述问题密切相关，中俄双方反复强调，各国人民自主选择国内发展道路的权利应得到尊重，社会制度的异同不应妨碍国家关系的正常发展；双方确认，以和平方式解决两国之间的一切争端，不以任何方式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习近平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讲演中说：“我们主张，各国和各国人民应该共同享受尊严。要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反对干涉别国内政，维护国际公平正义。‘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合不合适，只有这个国家的人民才最有发言权。”应该说，处理国家关系的上述思维方式，是在吸取中苏关系沉重教训基础上得出的，也符合冷战结束后世界发展多样化的时代潮流。
第三，中俄关系既不同于上个世纪50年代的结盟关系，亦不同于中苏60、70年代的对抗关系，而是建立在和平共处等准则基础上的睦邻友好、平等、互利合作关系。中俄关系不结盟，亦不针对第三国。中俄都实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对方。这种关系体现了真正的平等关系。1985年5月，邓小平谈及中苏关系恶化原因时指出：“真正的实质问题是不平等，中国人感到受屈辱。”（《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而当今的中俄关系，让中国人感到是300多年来，俄罗斯第一次以平等的态度对待中国。现在中俄两国平等相待，相互支持，这是促进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的重要因素。
第四，中俄保持与发展良好的国家关系，有其重要意义：从地缘政治说，有利于两国的安全与发展。中俄互为最大邻国，有4300公里的共同边界。这种状况在各国关系中可说是绝无仅有的。因此中俄国内稳定、经济发展、互为友邦，这对双方安全十分重要。历史证明，两国关系好，就可成为发展的重要条件，反之，则可成为发展的破坏力。20世纪60、70年代中苏对抗，苏联处于东西两线作战的不利战略地位，为了与中国军事对抗耗资2000亿卢布（按当时1卢布换1.6美元计算，耗资达3200亿美元）。而这一时期，中国为了应对苏联军事威胁，也不得不把大量资源投入国防建设，大搞三线建设，把大批重要公司迁至内地与山区，使中国经济遭受巨大损失。从当今国际大格局看，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的主题。但同时应看到，近年来国际关系特别是大国关系发生了深刻又复杂的变化。中俄两国都是美国遏制的对象，这是中俄美三国关系的一个突出特点。在上述背景下，应清醒认识到，中俄业已建立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在两国对外战略格局中的重要性。普京于2017年2月27日在《莫斯科新闻报》的题为《俄罗斯与变化中的世界》文章中，特别强调俄中关系的重要性。他的结论是，俄罗斯需要繁荣和稳定的中国，中国自然也需要强有力的和成功的俄罗斯。可以预见，普京在国内外复杂情势下，需要强化与中国的关系，以改善俄罗斯的政治与经济环境。
二十多年来不断升级的中俄关系发展历史证明，这样做符合两国的共同利益。
把良好的政治氛围转化为务实合作
这次作为履新的中国元首，习近平首访俄罗斯，一是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二是着力把良好的政治氛围转化为务实合作。
通过双方努力，中俄经贸合作已取得很大发展，但与政治关系达到的水平还不相适应。两国贸易总体水平不高，2017年中俄贸易额仅分别为同期中美、中日、中韩贸易额的17.7%、23.0%、37.0%。
笔者认为，尽管在中俄两国关系中，地缘政治与安全因素起着重要的影响，但从长远看，要把业已建立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推进到新的高度，还必须借助两国高水平的经贸合作，依赖于两国之间经济利益的依存度。
中俄合作领域十分广泛，如能源、林业、劳务、农业与旅游合作等。当前与今后一个时期重点应放在以下几个领域--
一是能源合作。这次习近平访俄签署了有关能源合作的协议或备忘录。中俄在这方面的合作包括油气、电力、煤炭、核能等。油气合作项目，不仅在上游合作，还可在下游进行合作，俄方准备在中国一些地区开设加油站。另外，能源技术合作也是一个内容。据俄副总理、中俄能源合作委员会俄方主席阿·德沃尔科维奇说，不久的将来俄对中国市场的石油销售量可增加到3000万吨（2017年为1920万吨），天然气这次未签协议只签了备忘录，俄方表示，2017年内将就天然气合作达成共识，拟自2018年起，为期30年，每年向中国供应380亿立方米，以后并有可能提升至600亿立方米。
二是科技领域合作。从国家层面讲，不论中国还是俄罗斯，要实现经济转型、经济现代化和加快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都必须加速科技进步与提高公司生产技术的创新。要做到这一点，一方面靠本国积极发展教育事业与增加对科技领域的投入；另一方面还需要加强国际合作，而中俄两国的科技合作有着很大的潜力。 从地区层面讲，东北三省调整与改造工业的一项任务是，加速发展装备制造业。为此，必须靠领先的科技所形成的核心竞争力，牵动工业公司在国内外的市场竞争，以达到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的目的。而上述目标的实现，单靠东北三省和国内自身的科技力量是不够的，需要加强对俄科技合作。
中国在一般民用科技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并在前沿技术领域突破了一批核心技术，取得了大量自主知识产权，涌现了载人航天、超级杂交水稻、高性能计算机、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第三代移动通信国际标准以及先进国防武器装备等一批重大自主创新成果。而俄的高技术产业在世界范围内处于较高水平，俄语专业论文，航空航天、纳米技术、高端制造、节能环保、生物医药、信息技术、军事科技等是中俄科技合作主要领域。
中俄在科技合作方面存在互补性。在这一领域加强合作，符合两国实现经济发展与现代化的要求。
三是加强区域合作。在这方面主要是交通运输网络等基础设施与农业合作。俄罗斯东部地区基础设施特别是交通运输较为落后。远东和外贝加尔地区与全俄的平均数相比，按1万平方公里计算，该地区公共使用的铁路经营长度比全俄少2/3，硬面公路比全国少4/5。2017年3月22日，普京在中俄经济论坛上谈到加强两国区域合作问题时指出：“地区合作成功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发展地区的基础设施，包括建立边境贸易综合体、过境站和过桥通道。我们希望，无论是俄罗斯的还是中国的公司家应把现钱投出来建设基础设施。”俄罗斯远东人烟稀少，空旷肥沃的黑土地有着无限的开发潜力。俄东西伯利亚与远东地区有近50%的耕地处于闲置状态，俄准备进一步加大农用地的出租规模。在回应各国投资者关注的有关农业开发问题时，普京在这次APEC会议期间明确表示：“开诚布公地说，我们希望少购买些商品，能吸引更多的资本来发展俄罗斯农业。大量尚未开垦的农业土地，是我们具有竞争力的优势。”中国长期以来向俄罗斯出口大量农副产品，看来今后东北三省与俄远东农业合作重点是投资开发农业。应该说，中俄加强农业合作，不仅对改善俄远东地区农副产品的供应有重要影响，对保证世界粮食安全也将会产生积极作用。
四是积极发展旅游业。这次习近平访俄在“中国旅游年”开幕式上致辞，凸显了中俄两国对开展旅游业合作的重视。旅游不只是为了经济利益，而且是两国人民增进相互了解、加强友谊与交流文化的桥梁。中国是俄第二大旅游客源国，俄是中国第三大旅游客源国。中俄两国都有丰富的旅游资源，在旅游合作方面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7年第6期，转载请注明出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