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2017年中国举办“俄罗斯年”。回顾300年来两国的文学交流，俄方开始得早，17世纪末和18世纪已有中国文学著作的译介，19世纪翻译古典文学起，至20世纪逐成潮流，从《诗经》到当代文学名著都已有了俄译。中国从19世纪末才开始翻译俄国文学，至20世纪50年代形成引进的洪流，80年代尚有余波。包括普希金和托尔斯泰著作的俄国文学，以及以高尔基为代表的苏联文学对中国文学很有作用。 此外，由司徒卢威和列德尔编选的《古代东方史文选》(1963)中还收入由波兹涅耶娃所译的《春秋》、《左传》、《国语》、《论语》、《孙子》、《老子》、《孟子》、《墨子》、《庄子》、《荀子》、《吕氏春秋》、《战国策》、《列子》等书；虽然都是摘选片段，但却是在俄国第一次全面地介绍了中国古代诸子百家，让那里的读者初次了解到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后来东欧国家的汉学家中有人甚至间接从俄文译本来阅读这些中国文化典籍。 波兹涅耶娃教授(1908―1974)出自汉学世家，本人精通古汉语，在中国文化和文学方面造诣很深，1944年起长期在莫斯科大学任教，关于传播中国文化，贡献极大。 苏联时期翻译的诸子百家著作中，还有最近的一种大型选集，系科学院探讨员李谢继奇(1932―2000)编选、注释的《圣贤作品选・中国古代散文》，1987年版。该书把古代诸子的学说分为三编：第一编是“儒学圣贤的作品”，选有《论语》、《孟子》、《礼记》。第二编是“道学圣贤的作品”，选有《道德经》、《庄子》、《列子》、《淮南子》、《抱朴子》、《申子》。第三编是“各派思想家作品”，选有《墨子》、《孙子》、《韩非子》、《吕氏春秋》、《国语》、《战国策》、《朱子》等，俄语论文网站，均为节选的片段。译者为苏霍鲁科夫、波梅兰采娃、托尔钦诺夫、季塔连科、特卡琴科、康拉德和克留科夫等。 苏联译介中国古籍的另一个重点是《史记》。迄今已出过两种单行本：一是《司马迁文选》，帕纳秀克译，1950年出版，一是《史记》两卷本，维亚特金和塔斯金合译，两卷先后于1972年和1975年出版。列宁格勒的汉学家克罗尔(生于1931年)还写出论《史记》及其作者的专著《司马迁――历史学家》(1970)。 20世纪中后期俄苏翻译中国文学的高潮，大体经历了下述几个阶段： 对中国文学的探讨： (1)50年代译介中国文学的热潮。 随着中国大陆的解放，客观条件改善和主观探讨力量的剧增，苏联对中国文学的引进便在50年代出现了浩荡的“洪流”。在这十年里出版的译著作种繁多，包括从古代至现、当代的著作；每一种印数均达5万或10万册。有什图金的《诗经》首次全译本(1957)，费德林主编的四卷本《中国诗集》(1957―1958)所选诗歌上起古代下至20世纪50年代。第一卷收入《诗经》的“风”、“雅”、“颂”(选)，楚辞，曹操、曹丕、曹植五言诗，陶渊明诗和汉乐府。第二卷为唐诗，有李白、杜甫、白居易、元稹、王维、孟浩然、韩愈等名诗人的著作。第三卷包括宋、元、明、清几个朝代，有苏东坡、欧阳修、柳永、陆游、李清照、辛弃疾直至近代林则徐、黄遵宪的名诗。第四卷为1949―1957年的新诗，入选的是郭沫若、萧三、田间、臧克家等人数众多的诗作。这部诗选，第一次向苏联读者展示了中国诗歌全貌。其选择之精和全，迄今仍为国外所仅见，也为后来苏联编辑中国诗选和单个诗人的选本提供依据，并为探讨者确定重要探讨对象提供根据。它的出版成为苏联汉学界乃至文学界在50年代的一大盛事。 此外，还在出版一些大诗人的单行本，如艾德林译《白居易诗集》(1958)、吉托维奇译《杜甫诗集》(1955)、《李白抒情诗集》(1956)和《王维诗集》 (1959)、阿列克谢耶夫等译《屈原诗集》(1954)等。 此时，几部中国重要古典小说也有了俄译本：帕纳秀克译《三国演义》(1954)和《红楼梦》(1958)、罗加乔夫译《水浒传》(1955)以及他同科洛科洛夫合译《西游记》(1959)、沃斯克列辛斯基(华克生)译《儒林外史》(1959)、费什曼等译《镜花缘》(1959)。有些还是西方较少译介的清末章回小说，如谢曼诺夫译《老残游记》(1958)和《孽海花》(1960)。 现、当代的大作家如鲁迅、郭沫若、巴金、茅盾、老舍、叶圣陶、丁玲等都有了俄译本：四卷本的《鲁迅选集》(1954―1955)、两卷本的《老舍选集》(1957)、一卷本的(郭沫若选集)(1955)、三卷本的《茅盾选集》(1956)以及丁玲的《太阳照在桑乾河上》(1949)等。一些在西方还很少介绍的作家如马烽、李准、周立波、杨朔、艾芜、陈登科、秦兆阳、冯德英等在苏联也都得到了译介。 (2)70年代扩大翻译的范围。 进入60年代中期，由于中苏关系变冷，两国的文化交流深受作用，不过，由于有中年汉学家一代人的努力，中国文学的翻译和探讨仍然坚持下来，而且有所发展，这二十多年，似乎可以说是在50年代的基础上做了“填平补齐”的工作。古典诗词仍然是重点。陆续出版的著作有：艾德林译《白居易抒情诗集》(1965)、《白居易诗集》(1978)、《陶渊明抒情诗集》(1964)和《陶渊明诗集》(1975)、切尔卡斯基译曹植《七哀诗集》(1973)、戈鲁别夫译《陆游诗集》(1960)、《苏东坡诗词集》(1975)、巴斯曼诺夫译《辛弃疾诗词》(1961)和李清照《漱玉词》(1974)等。也有多人合集的诗选，如艾德林译《中国古典诗歌集》(1975)和巴斯曼诺夫译《梅花开(中国历代词选)》(1979)。 在小说方面，既有旧小说和笔记，如吉什科夫译六朝小说干宝的《搜神记》(1977)、李福清等译《紫玉(中国1―6世纪小说集)》(1980)、费什曼、吉什科夫译《唐代传奇》(1960)、索科洛娃译《浪子与术士》 (又名《枕中记》)(1970)、戈雷金娜译沈复的《浮生六记》(1979)和瞿佑的《剪灯新话》(1979)、费什曼译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1974)；也有通俗小说，如帕纳秀克译钱采的《说岳全传》(1963)和石玉昆的《三侠五义》(1974)，维尔古斯和齐别罗维奇合译《今古奇观》(1962)、左格拉芙译《十五贯(中国中世纪短篇小说集)》(1962)、罗加乔夫译《碾玉观音》(1972)等。还有80年代出版的帕纳秀克译罗贯中、冯梦龙的《平妖传》(1983)。此外，在1977年出版了马努辛译的删节本《金瓶梅》。有趣的是苏联也如同我国一样，为了在少年儿童中推广文学名著，在70、80年代出了几种小说名著的节译本或缩写本，计有：《水浒传》(1978)、 《西游记》(1982)、 《三国演义》(1984)等，均系以50年代已出的全译本为基础作的缩改。 在散文著作方面，有杨希娜译《山海经》(1977)、维亚特金和塔斯金合译司马迁的《史记》(1972，1975)、索科洛娃译《韩愈柳宗元文选》(1979)、谢列布里亚科夫译陆游的《入蜀记》(1968)等。在《中国古代诗歌与散文 集》译本(1979)中，除收入诗经、楚辞、古诗十九首、汉乐府外，还有司马迁、伶玄、贾谊、赵哗等人的散文著作。 戏曲和民间文学方面，重要的有孟列夫译王实甫的《西厢记》 (1960)，彼得罗夫等译《元曲》(1966)收入关汉卿、马致远等8位作家的r1部剧作。索罗金等译《东方古典戏剧》(1976)中收入洪异、孔尚任、汤显祖等6位作家的6部剧作，均系摘译。民间文学有如李福清辑译的《中国民间故事》(1972)和《东干族民间故事与传说》(1977)、鲁波一列斯尼琴科和普济斯基合译的袁珂《中国古代神话》(1965)，以及李福清为《世界各民族的神话》(1980)编写的“中国神话”，约共200余则。 现、当代文学的翻译要比古典文学少，重要的有切尔卡斯基译的中国诗集系列(含近60、70年来的诗选)：《阴雨林荫路(20―30年代中国抒情诗)》(1969)、《五更天(30、40年代中国抒情诗)》 (1975)、 《四十位诗人(20―40年代中国抒情诗)》(1978)和《蜀道难(50―80年代的中国诗歌)》(1987)，共选人100多位诗人的诗作。另一个重点是小说，新译出的有：伊万科译茅盾的《幻灭》(1972)、谢曼诺夫译老舍的《猫城记》(1969)和《赵子日》(1979)、切尔卡斯基译张天翼的《鬼土日记》(1972)、罗果夫和克里夫佐夫译赵树理的《李有才板话》和《小二黑结婚》(1974)，索罗金译钱钟书的《围城》(1980)以及几本短篇小说集，分别选入鲁迅、茅盾、巴金、叶圣陶、丁玲、王鲁彦、王统照、谢冰心、吴组缃、许地山、老舍等人的小说。此外，还有施奈德译《瞿秋白选集》(1975)和热洛霍夫采夫译邓拓的《燕山夜话》(1974)。 七十多年来苏联翻译的中国文学著作已为数不少，有可能将俄译本系列化。80年代初即着手编辑规模宏大包括古今的40卷本“中国文学丛书”，陆续出版。 (3)80年代以来的中国当代文学热。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文学创作的迅猛发展立即引起汉学家们的注意。从70年代末起苏联各种报刊就陆续译载反映我国改革之后社会巨变的著作，至80年代中期似乎已形成热潮。其翻译数量越来越多，仅以汇集成书的统计，至1987年统计，已翻译出版的中国当代著作：中短篇集有7部，收入小说60篇；长篇小说3部，诗集一部(收入22位诗人的30余首诗)。至于散见于各地报刊的则种类和篇数繁多，不计其数。不但有俄文，而且有乌克兰文等苏联其他民族文字的翻译。这种中国当代文学热一直持续到90年代和世纪末。 二、中国对俄国文学的翻译 中国从19世纪末开始翻译俄国文学，鲁迅形容当时的心态：“那时就知道了俄国文学是我们的导师和朋友。因为从那里面，看见了被压迫者的善良的灵魂、的辛酸、的挣扎……从文学里明白了一件大事，是世界上有两种人：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从现在看来，这是谁都明白、不足道的，但是那时，却是一个大发现，正不亚于古人发见了火可以照暗夜，煮东西。” (1)早期中译的俄国文学著作。 最早的汉译俄国文学著作是克雷洛夫的3则寓言，见于美国传教士林乐知与他的中国合作者任廷旭翻译的《俄国政俗通考》。此书系据印度广学会英文本转译，于1899―1900年先在上海《万国公报》上连载，随后又出排印本。 至于俄国文学翻译总的情况和数量，据统计，“从我国晚清民初直到1919年‘五四’运动之前介绍俄国文学的情况来看，当时我国已翻译过普希金、莱蒙托夫、屠格涅夫、列夫・托尔斯泰、契诃夫、高尔基、迦尔洵、安德烈耶夫等十几位俄国名作家的著作约80种以上。其中托尔斯泰即将占30种。这些著作虽然多半是根据日文和英文转译的，而且又用的是文言文，但无论就总的数量，还是就选择作家和著作的代表性来说，在‘五四’运动以前翻译介绍外国文学著作的工作方面，不能不说是一个非常突出的现象。” 涉及的作家著作数量有：克雷洛夫3种、普希金4种、莱蒙托夫1种、屠格涅夫8种、阿・康・托尔斯泰1种、列夫・托尔斯泰41种、契诃夫31种、涅米罗维奇一丹钦科2种、索洛古勃5种、高尔基5种、斯捷普尼亚克一克拉夫钦斯基2种、安德烈耶夫4种、迦尔洵2种、库普林1种等。 (2)十月革命后中国引进的俄苏文学。 十月革命后，中国人对苏俄产生极大的兴趣，把译介俄苏文学当作“盗天火给人类”的神圣事业。俄罗斯文学翻译的数量激增，在外国文学翻译中的比重急剧上升，并占居首位。据《中国新文学大系・史料索引(1919―1927年)》中《翻译总目》的统计，“五四”运动以后八年内翻译的外国文学著作共有187部，其中俄国为65部，占三分之一强。其他依次为法国3l部，德国24部，英国21部，印度14部，日本12部……均大大低于俄国。这里仅统计单行本，于报刊上的还未计在内。这个阶段的翻译家，主要有鲁迅、瞿秋白、郭沫若、沈雁冰(茅盾)、郑振铎、耿济之等。 而且“苏联文学著作翻译数量也扶摇直上……高尔基成了最受欢迎的外国作家，他的著作初版数达到44种”，在高尔基逝世的1936年，其著作在“中国共出了34个版次”。 从20年代末到30年代中期，形成了“红色的十年”的世界性高潮，从中国来看，则从此时起“苏联文学著作和文艺理论作品冲破重重的封锁和禁令，源源不断地被介绍进来。”其影响和作用，一是“苏联文学著作以先进的世界观和革命精神，以感人的英雄形象激励着中国的读者，推动了一批又一批人走向革命”。二是“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一旦为文艺界的先进分子所接受，就一直指导着中国的文学运动。苏联的文艺政策和革命文学运动对中国的文学运动也起过很大的作用”。 在当年起过重大影响的苏联优秀著作有如绥拉菲摩维奇的《铁流》(曹靖华译)、高尔基的《母亲》 (夏衍译)、法捷耶夫的《毁灭》(鲁迅译)和《青年近卫军》(叶水夫译)、尼・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梅益译)、萧洛霍夫的《被开垦的处女地》(周立波译)等。 抗日战争期间，继续坚持翻译苏联文学，尤其是抗战文学。在延安有柯涅楚克的剧本《前线》(萧三译)、别克的《恐惧与无畏》(愚卿译)。在大后方重庆等地，有“苏联文学丛书”：卡达耶夫的《我是劳动人民的儿子》、瓦西列夫斯卡娅的《虹》、列昂诺夫的《侵略》等(均曹靖华译)、格罗斯曼的《人民是不朽的》(茅盾译)、爱伦堡的《不是战争的战争》、《六月在顿河》、《英雄的斯大林城》(均戈宝权译)等报告文学集，《中苏文化》包戈廷的《带枪的人》(葛一虹译)等。在沦陷区上海，有以苏商名义出版的译作，如格罗斯曼的《人民不死》(林陵译)、西蒙诺夫的《日日夜 夜》 (磊然译)、法捷耶夫的《青年近卫军》(水夫译)；还有苏尔科夫、伊萨科夫斯基等人的诗。 在40年代俄罗斯古典作家的名著都出了中译本，如普希金的《欧根・奥涅金》(1944，吕荧译)及罗果夫、戈宝权编《普希金文集》(1947)、莱蒙托夫的《波尔塔瓦》(1946)和《抒情诗选》 (1948，均余振译)、果戈理的《巡按使及其他》(1941，耿济之译)和《结婚》(1945，魏荒弩译)、亚・奥斯特洛夫斯基的《没有陪嫁的女人》 (1946，梁香译)和《智者千虑必有一失》(1949，林陵译)。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 (1940―1947)、《白痴》(1946)、《死屋手记》(1947)、《=少年》(1948)(均耿济之译)。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 (1942)、 《安娜・卡列尼娜》(1948)和《复活》 (1944) (均高植译)及《少年时代》(1948，蒋路译)、契诃夫的《草原》(1942，彭慧译；1944，金人译)和《樱桃园》(1940，满涛译)等。 1949年以前，翻译著作出单行本的总量相当可观，从1919年6月至1949年10月所译俄苏文学有1045种，其中俄罗斯古典文学401种，约占十分之四，苏联文学530种，占十分之五，而跨于俄苏两个时代的高尔基著作有114种，占十分之一。 (3)50和80年代译介俄国文学著作的热潮。 中国这两次翻译俄苏文学的高潮，特点是译介的文学著作数量大、范围广。两次高潮的结果是几乎译遍了俄苏全部文学名家名作，甚至扩及一些不知名作家的著作。在50年代，人民怀着崇敬的心情看待苏联的文学著作，翻译和的热情极高，作用极大。中国青年以保尔・柯察金为榜样，树立和坚定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卓娅与舒拉的故事》以及许多苏联文学著作都对中国青年发生了巨大的教育影响。《铁流》、《毁灭》、《青年近卫军》等更成了鼓舞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赴朝作战的有力武器。从50年代起俄国和苏联文学即是我国译介外国文学的重点。以俄国文学为例，1949年到1959年这十年中，除1952年初版译作为12种外，其余年份均在20种以上，1950年甚至高达38种。前六年中年均26种，后四年年均也有12种。进入80年代，从1980年至1987年，新译作达160种，年均20种。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在1952年一次就印了50万册。 俄国文学从古代的《伊戈尔远征记》、18世纪到19世纪初的《苦命的丽莎》、《纨绔少年》、《克雷洛夫寓言》、《聪明误》等到19世纪所有名家的代表作，都有了译本。如普希金的诗、小说、剧几乎全部翻译，有的有多种译本，戈宝权的编选本《普希金文集》从1949―1957年再版了十几次，平均每年一次以上；莱蒙托夫的诗选和小说《当代英雄》，果戈理的剧本《钦差大臣》和小说《死魂灵》、别林斯基的论文集、赫尔岑的《谁之罪》、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和《贵族之家》等六部长篇小说、冈察洛夫的《奥勃洛摩夫》、涅克拉索夫的长诗《在俄罗斯谁能快乐而自由》、亚・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大雷雨》等十几部名剧本、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和论文集、杜勃罗留波夫的评论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穷人》和《罪与罚》等近十部长篇、托尔斯泰的三部长篇《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和《复活》、谢德林的《一个城市的历史》和《戈罗夫略夫老爷们》、契诃夫的大部分短篇小说和全部剧本也有多种版本、译本。 苏联文学从高尔基名著到当代名篇都得以翻译出版，如《高尔基选集》14卷(1956―1964年)、《马雅可夫斯基选集》5卷(1957―1961年)、绥拉菲莫维奇的《铁流》、别德内依的诗集、阿・托尔斯泰的《苦难的历程》三部曲、法捷耶夫的《毁灭》和《青年近卫军》、伊凡诺夫的《铁甲列车》、富尔曼诺夫的《恰巴耶夫》、费定的《城与年》、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和《被开垦的处女地》、革拉特柯夫的《水泥》、潘菲罗夫的《磨刀石农庄》、卡达耶夫的《时间啊，前进!》和诗集、列昂诺夫的《索溪》、马雷什金的《来自穷乡僻壤的人们》、马卡连科的《教育诗》、西蒙诺夫的《日日夜夜》、波列伏依的《真正的人》、爱伦堡的《暴风雨》、特瓦尔多夫斯基的长诗《瓦西里・焦尔金》、伊萨科夫斯基和吉洪诺夫的诗集、包戈廷的剧本《带枪的人》和《克里姆林宫的钟声》，直至柯切托夫的《叶尔绍夫兄弟》和《州委书记》等等。 苏联文学中还有一类著作虽然未被列入文学史上的名著，但对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具有重要意义的著作，也及时翻译出版，立刻在青少年学生中成为畅销书，或被推荐为群众性读书活动的必读书。如科斯莫捷米扬斯卡娅的《卓娅与舒拉的故事》、帕・茹尔也的《普通一兵马特洛索夫》、柯谢伐娅的《我的儿子》、德拉伯金娜的《黑面包干》、沙特罗夫的《以革命的名义》等。 80年代起，随着我国对外交往的扩大，外国文学著作的翻译园地也增加了。译作的期刊已由主要的《译文》(后改为《世界文学》)一家增加到有《苏联文学》、《苏联文艺》、《俄苏文学》、《外国文艺》、《译林》等多家。还有一些地方的综合性文艺刊物也兼登俄苏文学的译作。至于出版社，除了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外，许多地方出版社也兼出俄苏文学著作的译作。从中央到地方许多出版社曾大量翻译出版俄国和苏联的文学著作。据资料统计，“从1949年到1985年，被译成中文的俄文著作，其作者总数已超过五千人，包括几百名俄国古典作家和数千名苏联现代作家。不少著作出过多种译本，译本一再更新，质量不断提高。” 以人民文学出版社为例，已经出版了许多作家的文集、选集和合集或单行本的中译本。 大型的文集、选集有：《普希金选集》(7卷)、《陀思妥耶夫斯基选集》(9卷)、《列夫・托尔斯泰文集》(17卷)、《高尔基文集》(20卷)、《马雅可夫斯基选集》(5卷)。 选集和合集的如：俄国的《果戈理戏剧小说集》、《别林斯基选集》、《屠格涅夫中短篇小说选》、《屠格涅夫戏剧集》、《丘特切夫诗选》、《亚・奥斯特洛夫斯基戏剧选》、《契诃夫小说选》、《契诃夫戏剧选》、《库普林中短篇小说选》、《魏列萨耶夫中短篇小说选》、《布宁中短篇小说选》、《迦尔洵小说集》、《波缅洛夫斯基小说选》、《斯列普佐夫小说选》、《柯罗连科文学回忆录》、《安德列耶夫小说戏剧选》以及《俄国短篇小说选》、《俄国民粹派小说特写选》等。 苏联的《巴乌斯托夫斯基选集》、《阿・托尔斯泰小说选集》、《安东诺夫短篇小说选》、《吉洪诺夫诗集》、《苏尔科夫诗集》、《纳吉宾短篇小说选》、《奥维奇金特写集》、《特罗耶波尔斯基短篇小说选》、《贝科夫小说选》、《艾特玛托夫小说集》、《拉斯普京小说选》、《舒克申 短篇小说选》、《苏联当代小说选》、《苏联当代诗选》、《70年代苏联青年作家小说选》等。 加上下列一些作家的单行本，几乎把俄苏名家包揽无遗。如俄国的有：冯维辛的《纨绔少年》、格里鲍耶多夫的《聪明误》、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涅克拉索夫的《在俄罗斯谁能快乐而自由》、谢德林的《一个城市的历史》、冈察洛夫的《奥勃洛摩夫》。 苏联的有：绥拉菲莫维奇的《铁流》、革拉特科夫的《水泥》、富尔曼诺夫的《恰巴耶夫》、法捷耶夫的《青年近卫军》、费定的《早年的欢乐》、尼・奥斯特洛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特瓦尔多夫斯基的《瓦西里・焦尔金》、马卡连科的《教育诗》、柯切托夫的《茹尔宾一家》、西蒙诺夫的《生者与死者》、阿扎耶夫的《远离莫斯科的地方》、拉齐斯的《走向新岸》、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波列沃依的《真正的人》、格拉宁的《探究者》、布尔加科夫的《大师和玛格丽特》、卡维林的《一本打开的书》、邦达列夫的《人生舞台》等。 80年代也是俄苏文学探讨取得重大进展的阶段，其标志是同时创办了4家专业杂志。即由北京外国语学院主办的《苏联当代文学》、山东大学主办的《俄苏文学》和由武汉大学、南开大学、吉林大学等10所大学联手办的《俄苏文学》，以及北京师范大学苏联文学探讨所主办的《苏联文学》。 《苏联文学》创办于1979年。当时正值中苏两国刚开始探究恢复接触，它在文化交流上得风气之先。对苏联文学实事求是地加以略论，为创建我国改革开放新时期的文化而提供有益的借鉴。这一刊物的兴办立即引起我国当代文学巨匠茅盾的重视。他为之写下了指导性的题词： 西江月 ――为《苏联文学》创刊号作 形象思维谁好， 典型塑造孰优。 黄钟瓦釜待搜求， 不宜强分先后。 泰岱兼容杯土， 海洋不择细流。 而今借鉴不避修， 安得划牢自囿。 这一题词所表达的深刻思想，不但对办文学杂志，而且对文学界都具有指导影响。《苏联文学》杂志就是这样实践的。1994年，为庆祝《苏联文学》创刊15周年社长章廷桦曾总结成绩：出刊200期，共介绍过上千位俄苏作家的著作，过近千篇理论和评论文章。在促进俄苏文学译介，推进俄苏文学探讨、教学等方面起了应有的影响。 另一个表现，是改变了文学论著多出自翻译的局面，由中国学者撰写的文学史、专著、论著开始成批出现。以文学史为例，目前既有自古至今的通史、俄罗斯和苏联分段的断代史，也有小说、诗歌、戏剧、文学批评、儿童文学和民族文学分别撰写的类别史。以作家、著作或某一种文学现象为主题写出的专著、或编成的论文集，也为数不少。曹靖华教授主编，有九所教育部直属高校的教师参加撰稿的《俄国文学史》3卷(1989―1992)，就是第一部由我国学者撰写、贯穿古今的俄苏文学通史。曾获“国家级优秀教材特等奖”。 责任编辑 陈思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