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1年沙俄借口安定边疆秩序，出兵强占伊犁，表示一旦中国力所能及，“即当交还”。但此后却一直拒不交还中国。光绪四年（1878年）清廷派大臣崇厚出使俄国，索还伊犁。昏聩的崇厚以巨大的代价换回伊犁几座孤城，得不偿失，丧权辱国，令中国朝野大哗，清廷决定拒绝批准这个条约，并下令将崇厚革职问罪。眼看到手的利权落空，沙俄深为不满，“立即通过驻华公使提出抗议，并且实行武力恫吓，除了在伊犁地区集结军队以外，又调动太平洋舰队向黄海进发。这样，在光绪六年（1880年），中俄间形成了极其紧张的关系”。就在中俄大战一触即发之际，一向强硬傲慢的沙俄却做出了出人意料的“让步”，于1881年与中国重新签订《伊犁条约》（即中俄《改订条约》）及《陆路通商章程》，把伊犁交还给中国，令国际社会愕然，认为这是中国外交的奇迹。然细察当时情形，沙俄签订《改订条约》并非大发善心，实在是时局使然。笔者试对其“让步”做一简要略论以利学生对教材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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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俄国的国内状况不太允许或难以支撑中俄间的一场大战，若发生战争，难操必胜之券。
政治上，1861年的废除农奴制改革，实际上是对农民的一次掠夺，导致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1879－1880年农业又歉收，农民困苦万状，农民起义风起云涌，1879年农民暴动席卷二十九个州，俄语论文网站，1880年扩展到三十四个州。“由于革命民粹派的斗争和工人、农民运动的发展，阶级斗争在70年代末达到了极端尖锐的程度，促成了1879－1880年的革命形势。”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动用大量军队镇压革命，仍不足以维持“国内平静”，连自己也被炸死。
经济上，19世纪中期的克里米亚战争耗费了俄国大量人力物力，元气大伤。由于1879－1880年俄国农业连续歉收，加上专制统治的腐败及新近与土耳其的苦战（1877－1878年），令俄国国内财政非常紧张。俄土战争期间，沙皇政府就增加了许多新税但却导致国内社会矛盾激化，引发人民起义。
军事上，俄国刚结束与土 耳其的苦战，消耗甚多，又正集中力量向中亚细亚扩张，1880年沙俄集中大军侵略土库曼，它还要扑灭中亚诸国人民的反俄起义，因此此时不宜再大规模劳师远征中国。
总之，面对中国的据理力争，俄国仅是进行武力恫吓，并不是真要对中国进行一场战争，其国力也难以支撑一场大战。正如时人所说：“俄国……师老财殚，臣离民怨……图远劳民，必且有萧墙之祸。”对中国的侵略沙俄仍以外交上的敲诈勒索为主。
其次，在外交上，俄国侵占伊犁，师出无名，声称“只以中国回乱未靖，代为收复”，乱平“即当交还”。而左宗棠迅速收复新疆（除伊犁外）使俄国人没有借口可以继续霸占伊犁。沙俄自恃国力，拒还伊犁，自食其“即当交还”的诺言，不仅令其国际形象受损，更重要的是，这给了沙俄在中亚地区的强劲对手英国调停以施加作用的机会。俄国在向中亚扩张势力时，不得不考虑英国因素，不要过分造成同英国的对抗。因此，“俄国的这次‘让步’，实际上具有同英国妥协的性质”。
再次，从中国方面看，因为伊犁地区是清廷在新疆的军事、政治重地，伊犁将军、参赞大臣等即驻伊犁府惠远，节制天山南北，同时伊犁地区也是经济发达地区。所以清政府对索回伊犁的决心是少有的坚定，态度是少有的强硬。自沙俄强占伊犁之后，请政府即屡次派遣使节交涉，要求收回伊犁，对交涉中丧权辱国的崇厚革职问罪。面对沙俄的武力威胁，清廷也做出了相应的准备。清廷连发数道密旨，命直隶总督李鸿章、陕甘总督左宗棠，两江总督刘坤一，山西巡抚曾国荃等迅速调兵，俄语论文，加强南北洋、新疆、蒙古等处防务。左宗棠受命后，调集兵力约5万人，分三路部署军队准备收复伊梨。年近七旬的他为表示决心，携带棺材亲自率军将大营由肃州（今酒泉）移进到新疆哈密，建立抗俄军事基地。李鸿章也在天津设防。此时的中国已有些同光中兴的气象，而对中国的强硬态度，北极熊权衡利弊之后终于低下了其傲慢的头。当然，沙俄交还伊犁也与曾纪泽超凡的见识，高超的外交才能和谈判技巧密不可分。
最后条约的订立，俄国“让步”是有条件的：中国赔偿俄国“代收代守兵费”由五百万卢布提高到九百万卢布；俄国获取许多侵略性特权如俄国在伊犁、喀什、库伦等地设立领事，俄国商人在新疆蒙古、贸易暂不纳税等。而且侵略者的胃口永远也不会满足，他不会为一纸空文所束缚，在条约实施过程中，他会寻找种种借口拖延甚至改变条约：沙俄“以安插移民为借口，仍割占霍尔果斯以西地区”。从这个角度看，沙俄订立条约只不过是一种侵略的策略而已。
参考文献：
[1]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人民出版社上册。
[2]周一良、吴于廑编：《世界通史》人民出版社1962年。
[3]袁大化等：《新疆图志·交涉二》
[4]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人民出版社上册，
[5]蔡美彪等：《中国通史》（第十一册）人民出版社2017年 | 
